张方玉

儒家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勇”的地位自不待言,然而儒家对于“勇”又多有保留。孔子讲“仁者必有勇”,又讲“刚毅木讷近仁”,勇毅之德与仁德的关系清楚呈现。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孔子所赞许的勇,是君子的刚毅,和勇于为大义而献身”[1]。勇敢与刚毅之间便有了一种内在的关联。《荀子·非十二子》中明确有“刚毅勇敢”的表述,《中庸》也讲“发强刚毅”,因此将勇与毅并联起来,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柏拉图认定人的灵魂有三种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以理性对应智慧,以意志对应勇敢,以情欲对应节制,进而达成和谐的正义,并推及国家与社会。亚里士多德将勇敢视为怯懦与鲁莽的中道,勇敢成为一种正确和适度的品质。相比之下,儒家勇毅的提法具有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既包含勇敢——意志力与行为中道的意思,又包含弘毅——动心忍性、任重道远的意蕴,还与仁、义、礼、智诸种德性难解难分,从而形成勇与毅的辩证统一。

一、仁者必有勇:“依附性”与“独立性”之辩证

勇敢作为诸德性之一,是否具有“独立性”,这在现代伦理学看来,似乎是个伪问题。在现代社会的道德序列中,勤劳、勇敢、敬业、诚信、正直、谦虚、友爱、乐观、进取等各种条目举不胜举,不难发现,每一种德性都各自拥有自身的特质,意味着相对独立的道德品质。以古希腊四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而言,勇敢自然也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德性,并不存在勇敢依附于其他德性的问题。柏拉图将勇敢视为灵魂中意志的美德,又将勇敢视为武士阶层的美德;亚里士多德则更加明确地在怯懦与鲁莽的适度上界定勇敢的品质,可以说,这样的勇敢是独立而没有依傍的。孔子讲“勇者不惧”,以此与“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并列,表现出三者各就各位、守土有责的意义,所谓“不忧”“不惑”“不惧”显然具有不一样的指称内容,因此可以说,这里的勇敢也是独立而没有依傍的。然而,孔子又讲“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者必备勇德,而勇者并不必备仁德,由此人们便很容易形成一系列推论,例如,仁者兼容勇者、仁德包含勇德、勇依附于仁等。于是,勇敢是“独立”还是“依附”的问题便出现了。

不仅如此,儒家典籍对“勇”的论述常常颇有微词,或者持保留态度,或者顾左右而言他,甚至直接加以批评。孔门之中,子路勇敢,对此孔子的评价是:“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子路对于勇敢有两个经典问题:一是“君子尚勇乎”,二是“子行三军,则谁与”。而孔子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都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190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2]68

人们或许会认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的根源不在于“勇”而在于“无义”,但实际上,孔子确实常常是将“勇”与“乱”放在一起说的。比如,在《论语·阳货》中有“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的说法,在《论语·泰伯》中有“勇而无礼则乱”的说法。此外,《论语·泰伯》中有“好勇疾贫,乱也”之说。这就是说,但凡“勇”之所在,倘若“无义”、倘若“不好学”、倘若“无礼”,“勇”几乎就是“乱”的同义词。而对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之类的勇敢,孔子的态度更为明确——“吾不与也”。还可以看到,在孟子、荀子那里,这样的态度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曾列举出世俗的五种不孝之行: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4]200。

其中就有“好勇斗很,以危父母”的行为。荀子将“勇而无惮”视为“天下之所弃”的错误行径,又讲“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乃是“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之事。

这些情况表明,儒家论“勇”具有深刻的批判视角,总是力图以仁、义、礼、智等德性发挥价值引导的作用,从各个方面对“勇”进行规范和制约。进一步而言,儒家所论之勇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涵盖了敢于行动的各种情形,如“暴虎冯河”“好勇斗狠”之类的鲁莽行为,那些狂妄、莽撞、冲动、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恶行似乎也都归结在“勇”之名下。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所谓“勇”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行为区别明显,亚里士多德之勇是怯懦和鲁莽的中道,而儒家所论之勇却包括了鲁莽在内的宽泛行为。正因为如此,儒家总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勇”进行规范和制约,从而赋予“勇”以“德”的属性。如此这般,“勇”与“勇德”实际成了两个概念,“勇”是敢于行动的勇气、勇力,主要发挥的乃是工具性的功能,其价值性的功能仿佛是缺失的,从“勇”到“勇德”的升华离不开其他德性的加持。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消解了“勇”的独立性,并使之尽可能地依傍、依附仁义礼智等其他德性。儒家常将仁、智并提,而在仁、勇之间,却似乎出现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个体德性的层面上,仁者静智者动,仁者寿智者乐,仁智统一;然而,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有仁,却是成了仁勇之辩。个体德性层面的仁勇之辩推及国家社会层面,逻辑地演化为王霸之辩:“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胡秋原先生强调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时曾经说:“以中国而言,四五千年来,帝王将相,真不可胜数。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大概多半记得尧、舜、禹、汤、文、武,因为他们是有学问的皇帝;记得周公、管仲、萧何、韩信、李广、卫青、班超、诸葛亮、魏徵、李靖、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岳飞、刘基、张居正,也因为他们是有学问的宰相或将军。”[3]这里列举了许多有赫赫战功的将军,按照一般的逻辑,勇敢应是将军武士的基本德性,但人们脑海中的勇敢印象似乎并没有那样深刻,大约与儒家的观念态度密切相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勇”之独立性的消解,可能造成个体人格塑造中的某种缺失,比如,少了一些“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敢作敢为的冲劲”,少了一些“血性”“胆色”“抗争”“开拓”“进取”,多了一些“软弱”“忍耐”“圆滑”“知足”“保守”,这是应当深思的道德文化问题。

以上侧重阐述了儒家之“勇”的依附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德性问题,那么,“勇”在儒家是否具备成为独立性品德之可能?如果将“勇者不惧”作为儒家德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勇德”之独立性理应是可以成立的。时穷节乃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论语》记载了孔子“不惧”的经典事例: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72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2]88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勇者不惧”表现为“天生德于予”的底气,表现为“其如予何”的信心;匡人以兵围孔子,“勇者不惧”表现为“天之未丧斯文”“斯文在兹”的信念。这样的勇气,孟子那里也有经典的呈现: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4]298

可以发现,儒家之勇在这里表现为临危不惧、泰然处之的情感、意志和行为,表现为“动心忍性”的道德实践,显然可以认为是区别于仁义礼智的独立品格,这是一种冲破阻碍克服困难的能力。“在挫折中求生存,固然要有勇气,在挫折中要求实现理想,更需要勇气。任何大小的成就,勇气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一遇打击就退缩的人,必一事无成。”[5]除此之外,儒家之勇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勇”表现为行动的能力;再比如,“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勇”成为人格品质的表现。“仁智兼备而弱于道义实践力,即为欠缺勇气的明证。从仁学实践认识论角度看,勇仍是独立于仁与智的品德。”[6]应当说,这些有关“勇”的记述,分别呈现出“勇”的多重向度——勇气、勇力、勇德,既表现为情感力、意志力,也表现为行动力,这是构成儒家“勇”之独立性的基石。

在宋明儒学那里,“勇”之独立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对“三达德”的阐发中,二程认为“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儒家之“勇”着重体现为行动力;朱熹则讲明理所以不惑,战胜私欲所以不忧,而勇气与道义相配所以不惧,儒家之“勇”着重体现为意志力、精神力。

在现代儒学中,“勇”之独立性意义获得进一步的彰显。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更加凸显以“毅”释“勇”,“勇”与“毅”内在地构成一个整体。胡适先生在《说儒》中提出,孔子改变了传统的儒者,形成了一种“弘毅”的“新儒”,认为孔子提倡的新儒者是“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7],而不再是那种“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之柔懦的儒者。很明显,这里的刚毅勇敢必然是将那种鲁莽之勇排除在外的,勇毅意味着儒者人格的一种理想。梁漱溟先生推崇“刚”的哲学,认为“刚”是内在气力极为充实的样子,是一种奋勇向前的势头,而“孔子所说的‘刚毅木讷近仁’全露出一个人意志高强、情感充实的样子”[8]。并且,梁漱溟所谓“阳刚乾动”的态度还明确排斥“欲望的计虑”和“向外逐物的颓流”,勇毅的独立性意义显得更为挺立。

二、威武不能屈:“小勇”与“大勇”之辩证

孟子“好辩”,曾在不同情境中表述“无好小勇”与“夫子大勇”,“小勇”与“大勇”之辩已然隐约其间。朱熹作注曰:“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9]215“小勇”与“大勇”之辩一目了然。在荀子那里,还有另外一种表述——“上勇”“中勇”“下勇”,称谓虽然不同,内在机理却是相通的。儒家典籍关于“勇”的系统性论述相当丰富,这些论述在各自的语境中含义不同:有的侧重构成要素,可称为“勇之要素辩”;有的侧重社会阶层,可称为“勇之阶层辩”;有的侧重实践主体,可以称为“勇之主体辩”;有的侧重行为活动,可以称为“勇之活动辩”;有的侧重德性境界,可以称为“勇之境界辩”……尽管这些内容相互交叉,比如“勇之主体”与“勇之活动”的论述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但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相统一,对这些论述进行考察仍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样,所谓“小勇”“大勇”就可以成为更加广义的概念,比如,“小勇”可以涵盖“匹夫之勇”“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等,“大勇”可以涵盖“君子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圣人之勇”等。

1.从构成要素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构成要素看“小勇”“大勇”之辩,朱熹的诠释言简意赅:一为血气之勇,一为义理之勇。《论语·季氏》所谓“君子有三戒”,其中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即为血气之勇,是为“小勇”。《孟子·告子上》所谓“舍生取义”,即为义理之勇,是为“大勇”。“勇之要素辩”区分“小勇”“大勇”,这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上文所论“依附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倘若沿着“小勇”“大勇”的思路,问题似乎迎刃而解:血气之勇无法独立成德,必须依傍仁义礼智诸种德性;义理之勇包含其他德性要素,已是相对独立之“大勇”,所谓“依附性”就不再是问题。进一步而言,“大勇”凭依自身已然具有的各种要素,不仅形成了由血气而生成的意志力、行动力,而且形成了与仁义礼智相结合而生成的意志力、行动力。“从心灵哲学的角度说,勇是一种高度凝练、高度升华了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是理性化的,也是持久的,不是凭一时意气用事的,如匹夫之勇。”[10]显然,此种“高度凝练”“高度升华”的意志力不再是最初的血气之勇,而是理性、持久的“大勇”。在“大勇”的维度而言,显然不会出现“暴虎冯河”“好勇斗狠”的行为,至于“勇而无义”“勇而无礼”“好勇不好学”的情形,显然也不能归于“大勇”之列。孟子有著名的“性命之辩”: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4]333

“性命之辩”颇为经典、颇受称道,沿着这样的思路,“小勇”“大勇”之辩与此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血气之勇可与口、目、耳、鼻、四肢并列,于是可以说——“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而义理之勇可与仁、义、礼、智、圣人并列,于是可以说——“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若无“勇之要素辩”,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儒家之勇,恐怕难以达成如此深解。

2.从社会阶层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社会阶层看“小勇”“大勇”之辩,所论涉及“王者之勇”与“匹夫之勇”。齐宣王与孟子对话,惭愧地表示自己“好勇”,孟子提出的意见是——“王请无好小勇”,进而阐述了“匹夫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4]31

“匹夫之勇”是胜敌一人,而“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则是“一怒而天下安”。在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匹夫之勇”当是武士之勇或平民之勇,无惧无畏敢于搏杀,可以“赴汤火”“蹈白刃”,而“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则是君王之勇、统治者之勇,其实质乃是一种政治性道德。与齐宣王对话,孟子在这里的“大勇”自然是为君王量身定制的。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所谓君王之勇似与柏拉图理想国的设想有所不同。在柏拉图那里,勇敢大体是武士阶层的专属德性,而统治者的专属德性则是智慧,他们似与勇敢并无关联。而在儒家看来,圣王之勇应是很自然的事。这里人们会发现,儒家之“大勇”已将战斗之勇、战争之勇悄然转化为政治之勇,所谓“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即为典范。

3.从实践主体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实践主体看“小勇”“大勇”之辩,荀子列举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进行阐述,精准到位。很明显,所谓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可归为“小勇”,士君子之勇可归为“大勇”。

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11]28

这里需要注意,人是实践的主体,狗彘并不能作为主体,然而社会现实中,也确有所谓猪狗不如的鲁莽行为,因此用来形容特定情境中的行为主体,大体也可以理解。相比之下,《庄子》通过孔子与子路的对话所描述的勇者,涉及社会生活各种职业身份,文辞优美,亦为“勇之主体辩”的经典表述:

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12]

这里所列举的“渔父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圣人之勇”,可与荀子的论述相互参照。依照儒家“勇”之内在理路,基本可以判断,渔父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当属于“小勇”之列,圣人之勇毫无疑问,自然是“大勇”。还需要指出的是,上文所论“勇之阶层辩”,涉及“匹夫之勇”“君王之勇”,也本应包含在“勇之主体辩”中,乃是为了突出其阶层性、政治性而单列出来,这样更能展现儒家的政治之勇。“勇之主体辩”深刻表明,儒家推崇的“大勇”是圣人之勇、士君子之勇,而非武力之勇、战争之勇,“圣贤之勇”始终高于“英雄之勇”。这种情况似乎与英雄崇拜、圣贤崇拜内在相通。“我们说孔子是圣人,我们便想到他是大成至圣万世师表的圆满性。但当说孔子是一个英雄时,我们便想到他一生发愤忘食,自强不息,战胜种种困难的经历。”[13]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儒家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之所以在辩证的维度探讨这个问题,是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使之呈现出现代社会的精神。

4.从行为活动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行为活动看“小勇”“大勇”之辩,上文已多有呈现,比如匹夫之勇、君王之勇,或者贾盗之勇、君子之勇等。一定的道德行为总是一定的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从实践主体、行为活动来考察“大勇”“小勇”,只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差异,道德主体与道德活动本身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在儒家典籍中,也有一些道德行为的描述并没有设定明晰的道德主体,人们虽然不能明确行为主体的具体身份,但大体也能推测道德行为主体的轮廓。比如,荀子有“上勇”“中勇”“下勇”之论:

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11]303

这里对于“上勇”“中勇”“下勇”的行为实践均有详细入微的阐述,尤其是描述“上勇”文字最多、场景丰富、行为具体多样,但若要明确“上勇”之主体承担者,仍然是困难的。或许是君王之勇,或许是士君子之勇,抑或圣人之勇。“中勇”与“下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大勇”“小勇”采用二分法,“上勇”“中勇”“下勇”则是三分,那么“中勇”如何划归?从“中勇”的行为来看,似乎归为“大勇”更为合适;但与“上勇”相比,似乎归为“小勇”也是可以的。这样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许多道德行为并非适用“大勇”“小勇”的二分法,这种行为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因此对于辩证分析儒家之“勇”而言,“中勇”的提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5.从德性境界看“小勇”“大勇”之辩

从德性境界看“小勇”“大勇”之辩,儒家之“勇”就超越了一般的行为、品质的意义,进而上升为一种德性的、生命的境界。以境界论勇,是儒家之“勇”的重要特质,这里的“勇”通常起点较高,那些单纯的血气之勇已基本排除在外。所谓“勇”之境界高低,通常是以其中蕴含的义理、气象、格局而言的,最后可以达成“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情形,于是“勇气”升华为“浩然之气”。孟子列举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展现出“勇”的两种境界: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4]61

孟子评价两人之勇,说“未知其孰贤”,但又说“孟施舍守约”,大约孟施舍之勇层次更高。孟子评价孟施舍似曾子,接着又说“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这意味着曾子之勇层次又高一些。而曾子讲“尝闻大勇于夫子”:“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4]61不难发现,北宫黝、孟施舍之勇已不仅是单纯的血气之勇,再加上“守气”“守约”,自是具有一定的境界,但与“夫子之大勇”相比,应该仍可称为“小勇”,这是境界论视域中的“小勇”。

“勇之境界辩”在宋代儒学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论点便是“颜子大勇”。

问:“颜子勇乎?”

曰:“孰勇于颜子?观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孰勇于颜子?如‘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之类,抑可谓大勇者矣。”[14]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出自《论语·泰伯》,程颢、程颐据此演绎出“颜子大勇”论,这实际上体现了宋代儒学的气象。进一步而言,这里所论之勇,已经不再拘泥于何种阶层、何种身份、何种行为,而是更加着眼于一种人生的境界。孟子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中具有坚实的底蕴——“大勇”,可以称之为“大丈夫之勇”。钱穆先生讲:“当知孔子之得终其天年,不仅是大智,而且还得需大勇。”[15]此种“大勇”便是在生命境界而言的。

三、任重而道远:“刚毅”与“扰而毅”之辩证

近年来,社会生活中常常使用“勇毅前行”一词,据说还被媒体评为年度流行语。曾几何时,人们使用较多的则是“勇往直前”,两者对照,“毅”字凸显。尽管两者意思相近,但“勇”“毅”相连,语义显得更加饱满深刻。《说文解字》讲“勇”字“从力”,讲“毅”字“从殳”,是“妄怒”或“有决”的意思,如此来看,《说文解字》中两字的差异性较多而关联性较少。《尚书·洪范》有“三德”之说:“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在刚柔辩证的意义上说,“勇德”与“毅德”二者之间似乎亦有此种辩证关系:“勇德”多有刚猛之底蕴,“毅德”多有柔韧之底蕴;“勇德”侧重敢做敢为之行动力,“毅德”侧重长远持久之意志力。

众所周知,智、仁、勇并称儒家“三达德”,看起来“勇”之影响力要胜过“毅”,但儒家论“勇”多有保留。而《论语》有名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弘毅”与“刚毅”广为学者推崇,且为有志之士身体力行。上文从构成要素、社会阶层、实践主体、行为活动、德性境界等方面考察儒家之“勇”,实际上也就展现了儒家推崇“大勇”之本质所在,“大勇”即为“义勇”,“大勇”与“刚毅”内在相通。然而,当人们在使用“刚毅”一词时,其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前追溯,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已经出现“扰而毅”之德:

禹与皋陶对话,皋陶提出“行有九德”,“扰而毅”就是九种德行之一,其意是和顺坚毅。仅就字面而言,不难发现,所谓“弘毅”“刚毅”与“扰而毅”已然展现出“毅”的三种意思。进一步考查典籍中的“毅”,还可以发现,“毅”实在是一个变化复杂的概念。《左传·宣公二年》论及“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毅”有“果敢杀敌”之意;《国语·楚语下》论及“强忍犯义,毅也”,并认为“毅”是一种“华而不实”之德。而在《十三经注疏》《四书章句集注》等典籍中,对“毅”的注释和理解又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注释与理解,可以在刚毅、无欲、弘毅、进取、果敢、决断、扰毅、和顺、忍耐、沉毅、强忍、坚守等诸多方面对儒家“毅德”进行诠释。在这一系列对于“毅德”的诠释中,“刚毅”“弘毅”“扰毅”“沉毅”大体呈现出“毅”的四种典型形态,而“刚毅”“弘毅”颇有“刚克”之意,“扰毅”“沉毅”颇有“柔克”之意。

现代语境中的“刚毅”是一个合成词,这与“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的表述方式有所差别。后者的表述是四个单字,代表四种“近仁”之德:刚者无欲,毅者果敢,木者质朴,讷者迟钝。不难发现,“刚”与“毅”意义相通,“木”与“讷”意义相通,于是四个单字很自然地合成两个语词:刚毅、木讷。上文已经提及,刚毅的意思是复杂和变化的,这不仅是指从单字到语词的演化,还表现为不同文献中的语义变化。《荀子·非十二子》讲:“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刚毅”与“勇敢”合在一起,成为备受推崇的德行,需要注意的是,后面还带上了“不以伤人”。《中庸》亦讲:“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发强刚毅”被抬升到“天下至圣”的重要德行,其意义在于“足以有执”。

如果说《非十二子》与《中庸》中的“刚毅”是在诸种德行的并列中呈现的,那么,《礼记·儒行》则给出了一个独立而系统的呈现: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17]

这里的“刚毅有如此者”仿佛是影视中的特写镜头,儒者“刚毅”的意志力、行动力可以说是获得淋漓尽致的表现。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行》的“刚毅”不仅仅体现出一种“刚性”,而且清楚地呈现出刚柔辩证的特质: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此种“刚毅”乃是一种不纯粹的“刚毅”,是一种“刚中有柔”的辩证统一的“毅德”。

实际上,今天我们使用的“刚毅”常常突出“刚”的意思,这与《儒行》之“刚毅”有所不同。《论语·公冶长》记录一段关于“刚”的经典对话:

子曰:“吾未见刚者。”

或对曰:“申枨。”

子曰:“枨也欲,焉得刚?”[2]46

这段对话意味着儒家对于“刚”的基本理解——“无欲”,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人们也常常讲“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余英时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诠释:孔子的“仁”是“刚性”,儒家君子只有将自己种种不正当的私欲净化之后才能真正在天地之间挺立起来;具备此种刚毅的精神,“君子”便能在“仁”的实践中勇猛精进,并永不止息,所以孔子又推重进取的精神[18]。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常用的“刚毅”一词大体就有两个基本义:一是“无欲”(不屈于物欲),二是“进取”。

“弘毅”出自《论语·泰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80

这句话是曾子所讲,深得夫子真传,影响深远,后世儒者多有发挥,诠释亦有差异。字面而言,“弘”一般释为“大也”“宽广也”,“毅”或解为“强而能断也”,或释为“强忍也”。比较来看,程朱理学对此的解读非常深刻,比如程子讲“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9]104,实际是对“弘”“毅”两字做了辩证的分析。朱熹对“毅”的解读更为丰富、精妙,择要列举如下:

毅,是立脚处坚忍强厉,担负得去底意。

弘乃能胜得重任,毅便是能担得远去。弘而不毅,虽胜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

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

不弘,便急迫狭隘,不容物,只安于卑陋。不毅,便倾东倒西,既知此道理当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当恁地,却又不能割舍。

毅却是发处勇猛,行得来强忍,是他发用处。

又问:“‘死而后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则未死已前,便有时倒了。直到死方住。”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19]

可以说,这些语句无论在什么时候读来,总能使人心生敬佩之意。何谓“毅”?“毅”就是“立脚处坚忍强厉”,就是担负重任且能远行;就是“忍耐持守”,同时还是“着力去做”。“弘毅”使人远离“急迫”“狭隘”“卑陋”,使人明理并力行、坚守,有所为有所不为;“弘毅”使人在发端的时候能够勇猛进取,在过程中忍耐坚持,终能担负重任、行得远路。由此而言,“弘毅”与“刚毅”皆有“进取不息”之意。

“沉毅”之说出自《论毅力》,编入梁启超《新民说》之十八节。《论毅力》开篇引用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语,推崇之至,赞叹“圣哉斯言”。谈“毅力”的行为表现,梁启超讲“笃信死守,身体力行”。谈“毅力”的实践意义,梁启超讲“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谈“毅力”的两种类型,梁启超讲“刚毅”与“沉毅”:

一曰兢惕于成败,而竭全力以赴之,鼓余勇以继之者,刚毅之谓也;二曰解脱于成败,而尽天职以任之,献生命以殉之者,沉毅之谓也。[20]

在梁启超看来,“刚毅”注重成败得失,全力以赴争取最后的胜利。然而,事情的成败得失往往需要具备各种条件,所以“沉毅”并不执着于成功,而是“尽人力”,投入热情的生命。“沉毅”就是在事业与生命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长期主义”和“进取精神”。这样看来,在梁启超那里,“刚毅”与“沉毅”自然形成了一种刚柔辩证的关系。还可以看到,梁启超所谓的“沉毅”与《洪范》“九德”之“扰而毅”精神相通,“沉毅”摆脱功利主义之束缚,解脱于成败得失;“扰而毅”和顺而坚定,亦有“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之气象。由此而言,“沉毅”“扰而毅”代表了儒家“毅德”的另一种精神,一种不同于“刚毅”“弘毅”的德性精神,意味着儒家“毅德”之“柔克”。

儒家的“勇”与“毅”是辩证的统一体,在整体上看,可用“刚毅”释“勇”,从而显现“勇”之刚猛有力,并可以确保“勇”始终处于“君子之勇”的良性状态。单论勇德,则存在着“依附性”和“独立性”的论争,又有“小勇”和“大勇”之论争。相比之下,“毅”无论是表现为刚毅、弘毅、沉毅还是“扰而毅”,总是呈现出一种儒家仁者之气象。“毅”与“仁”相关联,称为“近仁”;“弘毅”与“士”关联,于是“任重而道远”。还可以发现,宋明儒学对“毅”的阐释中,多用一个“忍”字。朱熹释“毅”,多用“强忍”“坚忍”“忍耐”,似乎颇有委曲求全之意;虽有韧性,但常常容易造成柔弱之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忍”释“毅”之落脚点不在于柔弱退让,而是在于“持守”“坚守”,唯有“守”,方能担负重任且“担得远去”。所谓“不毅”,就是不能“强忍”、不能“持守”,于是重担在肩便东倒西倾,因此不可能行得远。忍耐坚守,挺直脊梁骨,奋力前行,非“毅”无以致其远。

在刚柔辩证的维度探讨儒家勇毅之德的现代义理,是推进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从表面上看,根据“仁者必勇”和“刚毅近仁”,容易将勇毅之德判为依附于仁义的德性,勇毅之德的相对独立性由此受到削弱,但勇毅本身依然是“自成目的”的道德,这可以视为“依附性”与“独立性”之辩证关系。儒家将勇敢区分为匹夫之勇、贾盗之勇、士君子之勇等各种不同的类型,探讨了武力之勇、商贾之勇、治理之勇、成人之勇等诸种形态,进而呈现出“勇者不惧”的精神气魄和“君子之勇”的德性底蕴,这可以视为“小勇”与“大勇”之辩证关系。“刚毅”和“扰而毅”可以概括儒家弘毅的两个基本方面,前者勇猛坚强,后者忍耐持守;既要硬脊梁,又要守得住。刚毅之德充实有力,较易彰显;沉毅之德动心忍性,较难发现,这可以视为“刚毅”与“沉毅”之辩证关系。由此而言,勇毅之德的直观印象是勇敢、坚毅,而在深层本质上,儒家的勇毅乃是刚柔辩证的实践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