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腾，孔瑞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31）

英国当代剧作家杰兹· 巴特沃斯（Jez Butterworth，1969—）的《摆渡人》（The Ferryman，2017）荣获2019 年度托尼奖（The Tony Award for Best Play）、2018 年度剧评人奖最佳新剧奖（The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Best New Play）、2017 年度《标准晚报》最佳戏剧奖（The Evening Standard Award for Best Play）等多项大奖，并迅速成为戏剧界研究热点，国外学者关注剧中的政治暴力[1]、文化典故[2]、剧作家的身份与戏剧关系[3]等。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较少，有学者解读其中的人性与强权的角力[4]，我们期待更加多元、有深度的分析研究。

《摆渡人》是历史进程中重重民族矛盾之下普通人的悲剧命运缩影，该剧以1981 年北爱尔兰共和军向英国政府发起绝食抗议事件为背景，反映了北爱尔兰冲突中农夫奎恩一家的悲剧命运。实际上，剧名《摆渡人》已然暗示着剧中人物难以摆脱悲剧命运，对于平凡的幸福求而不得。这部作品的剧名源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诗中的亡灵需渡过冥河才能到达幸福彼岸，但生性贪婪的摆渡人卡戎总会赶走未被安葬的亡灵，使他们只能在岸边徘徊，这与剧中被共和军抛尸野外不得安息的“失踪者”们形成互文[2]。创作于21 世纪的戏剧《摆渡人》在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悲剧理论的同时进行了突破创新，本文试图以亚氏悲剧理论为视点，从“情节论”“过失说”及“卡塔西斯”作用等方面切入分析《摆渡人》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以及悲剧效果，旨在揭示政治冲突与暴力之下平凡个体的悲剧命运与人性光辉，探讨该剧对亚氏悲剧理论的遵循与创新的艺术价值。

一、情节论建构下的悲剧情节设置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了悲剧中情节的重要性，“悲剧的成分必然是六个，即情节、性格、言辞、思想、扮相与歌曲，最重要的是事件的安排”[5]“情节是悲剧的基础，又是悲剧的灵魂”[5]。亚里士多德指出，情节由“突转”“发现”“苦难”构成，“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导致“苦难”，引起人的怜悯或恐惧之情，达到悲剧效果。《摆渡人》中有三个伴随“发现”的重要“突转”，加剧了戏剧冲突与矛盾，人物行为随之受到情节驱动，导致命运之船驶向死亡之地。《摆渡人》运用了传统的三幕式戏剧叙事结构，在作为建置部分的第一幕中，神父霍里根与主角奎恩的对白是该剧情节的第一个“发现”与“突转”。第一幕开场展演了奎恩一家为迎接亲戚科科伦一家而忙得热火朝天的情景，但这一和谐情景很快被神父霍里根的到来打破。神父霍里根受共和军的人胁迫，前来告知奎恩他失踪十年的弟弟谢默斯早已死去，并提醒奎恩胁迫他的人很快就会到来。奎恩意识到胁迫神父的人与谢默斯的死有关，否则他们不会多此一举，便追问神父是谁让他来的，但神父不敢向奎恩透露那人具体是谁，只是含糊其词，“是这样……是昨天，我被叫去德里……”“我忘了”“我非常抱歉”[6]。神父霍里根的到来是一个激发事件，让奎恩“发现”了谢默斯的死及他的死亡背后可能存在的阴谋，也让偷听到霍里根与奎恩对话的奥西恩得知父亲谢默斯的死讯。仇恨就此扎根于两人心底，奎恩一家安稳平静的生活发生“突转”，为之后的剧情冲突埋下伏笔。

第二幕作为对抗阶段，接连出现了一系列戏剧冲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尔登与奎恩的对白，第二次“突转”在此发生。共和军军人马尔登突然现身于奎恩家中，告诉众人他前来吊唁谢默斯并要求与奎恩单独对话，其余人这才收到谢默斯的死讯。马尔登的行为和之前神父的提醒让奎恩确认马尔登就是胁迫神父霍里根来此的幕后黑手。马尔登告诉奎恩“绝食抗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这是我们成为合法政治组织的大好时机”[6]，为了不影响共和军的政治形象，马尔登要求奎恩不得在公众前把谢默斯的死与共和军扯上任何关系。奎恩愤怒地表明共和军当年明明已同意他的退出申请，却仍视他为叛徒，以杀死谢默斯并散播谢默斯是告密者的谣言作为报复，让他们一家深受排挤，“他的母亲不堪重压死于圣诞夜，他的遗孀害怕得濒临疯掉，他的儿子没了父亲，这有趣吗？”[6]面对奎恩的指控，马尔登并不否认，只提醒奎恩，他也曾宣称愿为实现“自由的爱尔兰”付出一切，所以他应当理解这些牺牲，奎恩不再争辩，让马尔登离开他的家。这段对白中，奎恩由愤怒控诉到无奈压抑，但当他彻底“发现”家人悲剧是共和军所为时明确了仇恨对象，也让再次偷听到谈话的奥西恩“发现”了父亲死亡真相，于是他决定发起复仇，剧情发生“突转”，悲剧即将降临。

前两幕中不断加剧的戏剧冲突在最后一幕走向高潮，情节发生第三次“突转”。从小崇拜共和军，受到仇恨英国教育的奥西恩在偷听到奎恩与马尔登的谈话后，将父亲谢默斯的死归咎于奎恩离开共和军，他对朋友说“奎恩伯父是叛徒，我父亲是因他而死”[6]，同时，他还得知英国人汤姆向他母亲凯特琳示爱。满心愤懑的奥西恩决定杀死英国人汤姆向马尔登投诚，于是，他偷拿了帕特阿姨的手枪想要杀死汤姆，却反被汤姆所杀。当奎恩目睹奥西恩的尸体与奥西恩母亲凯瑟琳悲不自胜的情状，又得知奥西恩死前曾大喊“马尔登”，他终于“发现”，在家人遭受的苦难面前，“自由的爱尔兰”不再重要，他们不该为这个理想被随意牺牲，情节随之发生“突转”，再也难以抑制仇恨的奎恩杀死了曾与他患难与共的战友马尔登，戏剧就此走向尾声。

《摆渡人》设置的三次“突转”与“发现”逐渐撕开奎恩一家安稳生活的表象，人物在政治暴力背景下一步步走向悲剧深渊，这正如亚氏指出的“‘突转’与‘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它的第三个成分是苦难”[5]。第一次的“突转”与“发现”使奎恩一家得知谢默斯死讯，遭受丧亲之痛；第二次的“突转”与“发现”使奎恩确信弟弟谢默斯的死因及家庭悲剧缘由，遭受仇恨与不甘的啃噬；第三次的突转与发现使奎恩情绪爆发，向曾经的战友发起复仇。剧末，极具神秘色彩的玛吉阿姨不停喊着“他们来了”“他们在这！”[6]他们是谁？是来清算奎恩一家的共和军还是可能利用谢默斯的死因打击共和军的英国人？而不管是哪方，卡内一家都难逃厄运。巴特沃斯通过设置充满“突转”“发现”与“苦难”的情节将政治暴力对个体的漠视与残忍展露无遗。

二、“过失说”重构下的悲剧人物塑造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以俄狄浦斯王等为例解释了悲剧人物形象塑造的摹仿理论，“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而是由于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处境顺利，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其他类似人物”[5]。在亚氏悲剧理论中，悲剧人物拥有高于常人的高贵血统和美好品质，人物遭受厄运不是由于天灾人祸，而是由于人物自身的过失（error），《摆渡人》基于亚氏悲剧人物塑造理论，并在继承中对悲剧人物的身份和受难缘由进行了解构和创新。

《摆渡人》塑造的是没有高贵血统的平凡人，展示了平凡人在备受折磨时也有着英雄般的勇气、坚忍与顽强。奎恩与其仇敌马尔登没有俄狄浦斯那样高贵的出身，他们只是普通的农夫和军人，但他们依然身具极优秀的品质，他们遭受的苦难也并非由于他们的过失，而是源于北爱尔兰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奎恩曾是一个以北爱尔兰的自由为毕生事业和信仰的坚定战士，在他为家人因共和军遭受的悲剧向马尔登控诉时，马尔登对奎恩说，“你曾给我看过你大儿子的照片，他当时才几周大。你看向我的眼睛说，你可以看着这个婴儿在火中燃烧，如果这意味着一个自由的爱尔兰”[6]。奎恩与马尔登曾一起被投入监狱，甘愿为他们的信仰备受折磨。而在受够双手染血的日子后，奎恩向共和军申请离开，去做一名平凡的农夫及一家人的顶梁柱。奎恩从未背叛过共和军与北爱尔兰，但共和军却因他的离开杀死了谢默斯作为报复，奎恩一家的悲剧由此而起。而马尔登只是在坚持“正义”与信仰，他对战友有情有义，对事业忠诚不渝。在多年前与奎恩一起被投入监狱时，狱守在他们身边发现了派克笔，马尔登说那是他的，因此遭到了严刑拷打。奎恩对马尔登回忆说，“他们把你带到地下室对你拳打脚踢，又把你架在沸腾的散热器上用高温烤掉你后背的皮。而你还坚持说那支笔是你的”[6]，但那支笔其实是奎恩的。马尔登将一生付与北爱尔兰的“正义”，是北爱尔兰人眼里的英雄，深受帕特阿姨和奥西恩等北爱尔兰人民的尊敬，但他最后却死于曾经生死与共的奎恩之手。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是仇敌杀害仇敌，这个行动和意图都不会使我们发生怜悯之情，仅仅是受害者的苦难有些令人难受罢了；如果双方是非亲属非仇敌的人，也不行；只有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才行”[5]。《摆渡人》中奎恩与马尔登虽没有血缘关系，却是苦难共担、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这绝不亚于一般的亲属关系，他们的经历更能使人心生怜悯。

《摆渡人》通过政治历史背景的展示揭露了奎恩及马尔登等人物的悲剧源于北爱尔兰的冲突与政治暴力。在北爱尔兰的冲突与政治暴力之下，不管是普通军人还是平凡农夫，都难以逃避苦难与厄运的降临。剧中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人物的身份设定及他们的悲剧命运并非由于自身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控制的历史政治环境。由此可见，《摆渡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后现代戏剧创作理念下对亚式悲剧理论中悲剧人物需具有高贵血统以及“过失说”等悲剧人物观的重构和补充。

三、“卡塔西斯”作用下的悲剧效果体现

戏剧术语“卡塔西斯”（Catharsis）源于希腊文“katharsis”，英文可译为“purification”“cleansing”或“clarification”，中文译为“陶冶”“净化”“宣泄”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动作表达，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到卡塔西斯的作用”[5]。亚里士多德并未对“卡塔西斯”内涵做详细阐述，国内学术界的解释主要有“陶冶说”和“净化说”等。“陶冶说”强调“卡塔西斯”是通过一次次激起怜悯和恐惧之情，使这类情绪得到锻炼并逐渐达到适度；“净化说”则是强调通过宣泄怜悯和恐惧之情，人们能逐渐获得平静。两种说法都强调悲剧对人的精神乃至行为有教化作用，“亚里士多德相信诗人的制作有助于教化，事实上教化即制作，而诗人的制作正乃教化之一种，并将通过‘卡塔西斯’而获得‘完成—实现’”[7]。在悲剧“卡塔西斯”作用下，观众得到“陶冶”或“净化”，从而影响或改变行为，体现悲剧意义。

《摆渡人》展现了北爱尔兰冲突与政治暴力下奎恩一家及马尔登等人的悲剧命运，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创造了“卡塔西斯”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奎恩与马尔登曾同仇敌忾，坚决对抗英国政府，为实现“自由的爱尔兰”不惧牺牲。但因无法再忍受这场冲突中的血腥，奎恩在告诉马尔登“我手上沾的血已经够多了”[6]之后退出了共和军，选择安心当一名普通农夫，却就此被共和军视为叛徒。作为报复，共和军杀死了他的弟弟谢默斯，又散播谢默斯还活着并且是告密者的谣言，让奎恩一家遭受众人排挤，家人痛苦万分。十年后谢默斯的尸体被发现，为防止奎恩告诉别人谢默斯的死与共和军有关，影响共和军的政治形象，危及他们取得合法政治地位，马尔登找上了奎恩。在与马尔登的对质中，奎恩确认了一家人的悲剧就是共和军所为以及马尔登也参与其中，但当马尔登提到“自由的爱尔兰”也曾是奎恩自己的信仰，以及想到马尔登曾为他做的牺牲，奎恩放过了马尔登。然而，剧末看着侄子奥西恩的尸体，得知他的死也与共和军有关，奎恩再不能抑制仇恨，终结了马尔登的生命。因不愿再杀人而退出共和军的奎恩多年后杀的第一个人却是他曾经的战友；玛丽与奎恩有七个孩子，但她却仿佛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她在这个家中“消失”了。客人误会凯特琳才是奎恩的夫人，对凯特琳说“卡内夫人，你的孩子们真是太棒了”[6]；女儿谢娜抱怨“她像个懒娘儿们在楼上躺着”“她从不会起床”[6]，奎恩质问她“难道你还没有消失吗，玛丽？整天在楼上，在你的房间里，开着收音机，不装扮”[6]。玛丽告诉奎恩这一切并不是她的选择。十年前谢默斯失踪后，凯特琳母子来到他们家中，玛丽发现让奎恩开心的人渐渐变成了凯特琳。随着时间流逝，凯特琳似乎不再是奎恩的弟媳，也不是寡妇，而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于是她才假装老是生病，卧床不起，“消失”在家人的视野中；帕特阿姨年轻时给爱人迈克尔写了一封情书，玛吉阿姨说“那是一封很厚的情书，有近五十页，写满了她那会儿学会的所有东西”[6]。迈克尔的回信是一张地图，帕特阿姨根据地图找了过去，却发现爱人已被英国人重伤，迈克尔临死之前将自己的手枪给了帕特阿姨，并说“英国人受死吧”[6]，帕特阿姨极为痛苦，从此十分仇恨英国；汤姆是从小在德里农村长大的英国人，在他送苹果给马尔登时，马尔登拒绝了并询问众人，“一个英国人现在在这里干什么？”[6]剧末，奥西恩为了向马尔登证明自己甚至要枪杀汤姆，这表明即便汤姆从小生活在北爱尔兰，这里的人们也无法真正接纳他，英国人与北爱尔兰人之间的隔阂难以消除。

《摆渡人》的戏剧舞台展示了一个个悲剧人物，他们都活在北爱冲突与政治暴力的阴影与仇恨中，难以获得安稳幸福的生活。这些人物的悲剧一次次激起观众的怜悯之情，也令人对战争和政治暴力心生恐惧。但在“卡塔西斯”作用下，观众能在认识到悲剧缘由后汲取经验。“‘卡塔西斯’指明了悲剧的功能所在——观众能够在悲剧欣赏中获得一个对人类悲剧性经验加以澄清和认知的机会”[8]。忆起剧中温馨美好的场面，如奎恩一家忙碌着欢迎远道而来的亲戚、玛吉阿姨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闹着玩角色扮演等，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之情逐渐平静，心灵得以“陶冶”和“净化”，同时，受到教化：要更珍惜美好生活、维护和平。

四、结语

杰兹·巴特沃斯的《摆渡人》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论”，设置了充满“突转”“发现”以及“苦难”的情节，解构了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人物塑造模式，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作用，给人的精神及行为都带来了启示，让悲剧意义得以实现，是当代戏剧与经典的亚氏悲剧的跨时空结合。《摆渡人》戏剧舞台展演了北爱尔兰德里农村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命运，展示了平凡个体的人性光辉，昭示了冲突与政治暴力的可怕。巴特沃斯通过《摆渡人》实现了对北爱冲突和政治暴力的强烈谴责，使人们生出了和平愿景，意识到构建和平世界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