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锵/浙江大学

当前中国高校往往具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大学文化传播的功能，就是梳理总结与宣传展示大学历史及其文化，校史馆建设与运行日渐成为高校档案馆的一项重要职能。事实上，校史馆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是一所大学历史发展的写照和缩影，具有历史性与展示性的基本特点。无论是大学师生，还是社会人士，还是领导嘉宾，通过参观校史馆，都可以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大体领略一所大学的发展旅程、取得的办学业绩，以及未来的前进方向。当今中国大学尤其是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等这样的名校而言，带领贵宾参观校史馆，已经成为接待贵宾的一种标准配置，也是体现接待规格的一种表现。

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一些特殊的时间参观了著名大学的校史馆。2022年4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参观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展，两张老照片档案唤起了总书记尘封记忆，“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1]总书记对档案、校史及其文化的关注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校史馆不仅成为领导人发表关切的重要场所，更是大学服务国家社会、拓展铸魂育才的重要课堂，对于大学的凝心聚力、提升声誉、改革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校史馆到底应该怎样建设？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答案，可惜“迄今为止仍无规范可言”。本文试图从校史馆的定位出发，围绕校史馆布展与参观的效果，谈谈校史馆建设的若干原则，希望为校史馆建设的规范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

1 校史馆建设的学术史

同济大学章华明研究员曾指出，“校史馆的建设迟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逐渐展开”[2]。一些名校确实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拉开了兴建和改建校史馆的潮流。比如，199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在徐汇校区老图书馆建成校史博物馆。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为迎接120周年校庆，对校史馆博物馆进行了改造。2001年，清华大学为迎接建校90周年，首次建成了校史馆。同年，北京大学校史馆建成。北京大学独楼成馆，临水而建，清醒独立的气度淋漓尽致，体现了北大风格。2008年开始，为迎接建校100周年，清华大学又改建了90周年时新建的校史馆，于2011年成功建成了建筑面积达5000平方米，建筑高度18米，共分三层楼的规模宏大的全新校史馆。清华大学校史馆巍然耸立，与其他单位合体成馆，匠心独运，气象恢宏，同样体现了清华风格。

各具特色的大学校史馆陆续建成，效果各不相同，甚至有不尽人意之处。2007年，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建成的浙江大学校史馆是在学生活动中心大楼二楼的一个大展厅，还是一个通体透明、一览无遗的大展厅，实在无法与北大、清华的校史馆相比较。2014年，为了迎接120周年校庆，学校决定在原地改建校史馆，并在118周年之际成功改建。新馆的布展设计思路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先的平面式布展设计思路改成了多维度布展设计思路，校史馆从一个缺乏氛围的大展厅，摇身一变而成情景再现的博物馆，展陈效果也有了较大提升。2017年5月，浙江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参观校史馆成为校庆各种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从全球各地回到母校参观校史馆的校友络绎不绝，受到广泛的好评。

回顾校史馆建设学术史，笔者发现中国大学的校史馆建设实践远远走在理论研究的前头。2017年5月25日，笔者曾采用“精确”模式检索中国期刊网中标题含“校史馆”的文章，共检出149条记录，标题含“校史馆建设”则检出44条记录。从发表时间来看，关于校史馆的讨论，最早出现在1959年，这篇文章讨论了校史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迟至2007年，才有第一篇标题含“校史馆建设”的文章出现，时隔48年。可见，在很长的时期里，校史界并不将校史馆建设的话题作为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对象，关于“校史馆建设”的研究长期失语。这种失语现象，显然不利于建设高水平、上层次、好效果的大学校史馆。

直到2007年以后，校史界关于“校史馆建设”的专题文章逐渐增加，到2011年达到峰值，共有8篇文章。所有关于校史馆建设的专题文章，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校史馆建设的意义、功能、特色、载体、技术、建筑等各个方面，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学术现象，也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比如，有研究者指出“高校校史馆陈列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突出个性，显示特色，以避免雷同。”“校史馆比较普遍采用的陈列形式是：少量的实物（放在展柜中）+大量的图片（挂在墙上）+大量的文字说明。但是这种组合难逃“千人一面”的形象，容易引起观众“审美疲劳”。必须突破这种陈列扁平化的格局，追求陈列形式的个性化。”[3]也有研究者为校史馆建设提出四条对策（1）校史资料陈列个性化。（2）运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3）提高校史馆工作人员的素质。（4）紧跟校园文化建设步伐建设校史馆[4]。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些文章从数量上看偏少，总数不到50篇，年均才4篇，并且每年的发表量始终没有超过8篇；从层次上看偏低，很少发表在核心刊物上；从趋向上看走衰，发表的文章在2011年迎来拐点，以后逐年减少，而且这个拐点降临之快令人诧异，竟然前后才4年时间；从焦点上看太散，很难找到一个持续的共性话题；尤其重要的，多数文章与其说是理论文章，毋宁说是经验总结。在这十年中，最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文章可能是来自同济大学章华明研究员提出来的四条程序规范（1）先专家，后方案。（2）先方案，后招标。（3）先设计，后施工。（4）先预展，后开放。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校史馆建设规范的第一篇专题论述文章[5]，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这四条基本程序规范同样不能保证建成一个好的校史馆，它只是提供了校史馆建设的一张普通地图，可以保证校史馆建设的路径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导致事倍功半，但是要真正建成一个令人印象深刻、深受教育的校史馆，还需要从建馆效果方面开展更加细致的理论探讨，比如校史馆建设的定位与原则。

2 建设怎样的校史馆

著名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非常重视建筑的场所精神。他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这本书中指出，古代罗马人认为，所有独立的本体，包括人与场所，都有其“守护神灵”陪伴其一生，同时也决定其特性和本质。因此，每一个场所都是有其精神的。大学校史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无疑也会具有其独特的精神。怎样体现这个独特的场所精神，关系到校史馆建设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校史馆功能的实现与否，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同时也是一个校史馆建设的定位问题。

学界关于校史馆的场所精神问题大概都是心领神会的，都知道校史馆必须体现大学精神。所有承担校史馆建设的同行们在建设校史馆的过程中，也大概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希望采用最适当的手段和形式，完善体现具体大学的独特精神特质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般的馆际交流或同行交流中得到印证。由此可见，关于校史馆定位问题实际上是校史馆建设的一个前提。一般来讲，有怎样的目标定位，就有可能建成怎样的校史馆。

然而，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关于校史馆建设的定位问题的探讨竟然薄弱到难以相信的程度，很少有文章讨论校史馆建设的定位问题。有研究者提出，“校史馆的功能定位，要求它不单是个形象工程，而且必须是一项精品工程，要做到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设计新颖，精雕细琢。”[6]这种关于定位的讨论显然流于形式，缺乏实际指导价值。刘百秋、邓浩两位研究者非常可贵地对校史馆的定位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1）校史馆是发掘和传播大学历史文化的殿堂；（2）校史馆是以陈列学校发展历史、展示学校办学过程和不同时代学校面貌的场馆。（3）它具有博物馆的部分属性，也有研究院的部分属性，从本质上看，应是博物馆的一种。（4）它在收藏、研究、陈列、展览的同时，更大的作用是校园文化的建设，是学校研究和产生思想、汲取和形成精神、积淀和创造文化的摇篮，是激励师生共同成长的重要土壤，是对师生开展德育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场所[7]。两人讨论的内容颇为精彩，对校史馆的性质作了初步的探讨，对形成正确的校史馆建设定位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不过，确切来讲这只是一种讨论，并没有给出关于校史馆建设定位的一个清晰意见。建设者仍然难以理解校史馆建设的定位究竟应当是什么？操作性有待加强。

笔者以为，大学校史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是以展示大学历史为内容，以弘扬大学精神为内涵，以资政育人为宗旨，通过精心选择的各种展陈手段和展陈载体传播大学文化的文化场所，具有独特的场所精神。它的场所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具体大学的精神殿堂。它应该是全体大学人的精神故乡。大学校史馆建设应当牢牢把握校史馆场所精神的这个基本特质，并具体细化为若干建馆原则，通过贯彻落实这些切实可行的建馆原则，进而才能建成一个有思想、有品位、有温度、有气质的校史馆。2014—2015年间，浙江大学在校史馆改建过程中开展了广泛调研，深入考察了国内外大学校史馆、地方博物馆、历史纪念馆、城市规划馆等各种类型场馆，决定“以文字简练、图片感人、实物丰富的陈展内容，采用声光电色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充分展现浙江大学历史文脉、深厚底蕴和辉煌成就，打造一个内容丰富、陈展手段先进、科技与人文无缝契合的校史陈列博物馆。”如此定位校史馆建设的目标，正是为了将浙江大学校史馆建设成为“全球浙大人的精神故乡”，进而为那些离开母校到全球各地建功立业的校友们普遍提供消解乡愁的精神殿堂，为学校的办学发展凝心聚力、争取资源、塑造形象、提升声誉发挥独特影响。

3 校史馆建设的若干原则

校史馆建设的定位提出来后，校史馆建设的团队就应当按照提出来的建馆目标而展开各项组织工作。但是怎样确保各项工作是围绕建馆目标而有效展开？这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从一个概念状态的校史馆到一个实体状态的校史馆，并非像是乘坐高铁一样，可以毫无偏差并且快速抵达。在这过程中，需要集思广益进而明确定位，需要招标设计进而施工建设，需要大纲编撰进而划分展厅，需要收集信物进而丰富展品，需要总揽全局进而确保效果，需要严格监督进而保证质量。可以讲，校史馆建设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考验建设者智慧、资源、能力和毅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往往是一个令建设者迷茫的过程，尤其是如何确保校史馆的布展效果，这是建设者面临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笔者结合浙江大学校史馆建设实践，就如何确保校史馆布展的效果，提出以下五条建馆原则，与方家商讨：

3.1 要有博物馆的思维——注意客观性与综合性的结合

当今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的图文结合的布展方式，尤其是文字大量铺开、辅以图片佐证的布展方式，早已不再适应历史文化类场馆的布展需要了。如今的观众，不仅希望看到生动的历史图片，还想看到珍贵的历史信物，最好是能够动手动脚亲自去触摸这些历史信物，去感受历史的温度。因而，校史馆的建设绝不能走传统的建馆模式，而是应该充分结合博物馆的建馆模式，引入博物馆的建馆思维。其实，博物馆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博”，展示大量的“物”，“博物”是信史的确凿证明。而大学校史馆往往依托丰富的档案馆藏，有这种博物馆化的建馆条件。中国大学至少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和曲折发展，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物。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历史文物，大量采用档案、器物、书信、手稿等实物展品，并且应当尽可能地少用复制件而是直接运用原件，用信物来展示信史，在满足观众猎奇心理和重温历史的同时，增强大学史的可信度，增强校史馆的吸引力和亲和度。

3.2 要有可信赖的文史——注意准确性与权威性的结合

文史，既体现在信物上，也体现在文字上。在校史馆展板上，应当鲜明地反对滥用文字。过多的文字不仅破坏了整个展板的设计美感，加速了观众疲惫感的形成，也会使观众产生强大的逆反心理，甚至导致观众放弃参观。但是文字仍然是校史馆布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博物馆相比大学校史馆文字用量仍将超过博物馆。原因十分简易，因为校史馆毕竟是历史馆，并非所有的布展思想都能够用图片、信物或者其他形式来表达，文字对于表述历史文脉有其天然的优势。对于一些隐藏在大学史背后的思想交锋和社会背景，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没有适当数量的文字不足以说明。不过，校史馆对文字的使用要保持极大的克制力，严格遵循“简明扼要、言简意赅”的要求，不要大而无当，不要繁琐冗长，不要热衷说教。对于具体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应当严格遵循“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要求，不做不切实际的结论，也不做不着边际的推论，确保每一个文字反映的都是可以信赖的校史。总之，写上展板的文字，要准确可靠，体现信史，点到为止，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人心的考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3.3 要有够传奇的故事——注意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结合

一部大学史就是一部渐次展开、波澜壮阔的故事书。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先生研究大学史，就非常推崇大学故事，认为故事里有精神。他说：“大学故事对于传承和弘扬大学精神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大学故事的‘神聊’得以延续。”“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所谓的‘北大精神’”[8]。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没有故事的大学，大概也不是一所有趣、有人向往的大学，也一定不会是一所成功的大学。同样，大学校史馆的布展一定要把重点和核心用于故事的编写与叙述上。可以这样讲，布展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叙述故事动听与否。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关于他的故事仍然在流传，因而联大精神活在人们的心中。浙江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军西征，食不果腹，病不得治，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通过西迁办学发展崛起成为“东方剑桥”。这期间，“四库全书”“玉山风雪”“泰和遗恨”“标营受炸”“羊倌教授”“山洞教学”等一系列故事，将独具特色的浙江大学“求是精神”的火炬悄然擎起。参观浙江大学的“文军长征”展厅，观众最受感动、最受启迪、最受激励。因此，好的校史馆应该生动讲述校史上最为生动的故事，使观众的心灵掀起波澜，在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3.4 要有互动性的装置——注意趣味性与参与性的结合

参观校史馆可能是一件有趣的事，也可能是一件容易疲劳的事。激励观众保持参观的兴趣，这是博物馆常常要考虑的一件事，同样也应该成为校史馆建设中应当引起重视的一件事。校史馆建设过程中，应当设立一些吸引观众参与的装置，从而调动观众保持和提升参观的乐趣。所谓“装置”，就是将大学史上汇聚的人物、发生的故事、出现的器物、形成的数据、认同的符号等文化元素，通过选择、利用、改造、组合，以形成一种具备某种功能或者反映某种精神的艺术形态或技术装备。这些“装置”可以是一个历史空间的再造、一个历史事件的复原，可以是一个人物的雕塑、一个场景的再现，也可以是一种人机结合的科技创造，比如清华大学校史馆中创作的人物群雕，浙江大学校史馆中创作的长卷油画，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中仿古修建的南洋校门，还有一些校史馆中借助电脑或相机推出的“留言”“拍照”“查询”等设备。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拍照”装置可以让观众留影，十分有趣。浙江大学校史馆有“查询”装置，校友可以通过查询获得自己在校的信息，也颇吸引观众。浙江大学校史馆中的“3D”幻影成像装置演绎的“风雪玉山”“羊倌教授”两幕剧也常常引来许多观众驻足观看，效果不错。这些装置不是历史本身却反映历史气象，往往能够很好地拉近观众与大学史之间的距离，产生良好的互动。应当设置类似的公众参与装置，促进观众与历史的互动，共同演绎“活的校史”。

3.5要有感染人的气质——注意历史性与仪式性的结合

校史馆建设是否成功，说到底是观众说了算，以能否留住观众的脚步和心灵作为衡量标准。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可能影响观众的脚步和心灵，进而决定校史馆的成败。如果观众刚进入校史馆，就因为校史馆的氛围不够友好动人、形式不够吸引人而想离开，或者迅速穿越就像是在完成一项令人讨厌的任务，那么这个校史馆不是一个成功的校史馆。因此，校史馆建设绝不能满足于文以载道的传统模式，而是要在整体设计校史馆的效果，尤其是在场所精神的塑造上下足功夫，打造具有独特品位和气质的校史馆。具体来讲，在内容上，应当尽量做到载体多样化、叙事多样化、高潮多样化，通过精彩生动、饱含精神的展陈内容，打动观众的心扉；在形式上，以增强校史馆的环境渲染力和氛围感染力为中心，充分结合大学史各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合理利用声、光、电、色、形等各方面要素的结合，尽量做到感官多样化、结构多样化、造型多样化，展现大学独有的办学仪式，从而营造足够滋味的“带入感”和情景氛围，使观众在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的同时，情不自禁而又不知不觉中地跟随展线的推进，而融入渐次展开的每一个校史展厅，聆听大学史上的奇妙故事，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卓绝风貌，感受校史馆作为一所文化场所而弥漫的富有感性的气质及其透射出来的不朽的大学精神。总之，要通过建设富有感染人的气质的校史馆，使之成为大学人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