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凌波　李泓江

关键词： 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知识重建；学术史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4.008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根本在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一个从零散走向系统化的历史过程，是建立在知识不断累积基础上并由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加以创新构建的结果。在知识的累积过程中，曾经涌现出的经典文献、经典文本、代表性学术观点和研究范式，不管是被加以传承还是扬弃，都是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中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因而，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对历史上经典新闻学文本的分析和讨论。这些经典文本不仅潜含着中国新闻学知识生成的历史演变脉络，而且不同时期的文本也折射出新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体现着新闻学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结构性关联。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重读20世纪中国新闻学的经典作品，分析经典文本及其历史语境，揭示中国新闻学知识的生成过程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提供学术史参照。

一、现代化与现代意识：早期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

中国新闻学知识的体系化建构，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建立、中国现代新闻业起步以及西方社会科学传入等因素的影响下，以徐宝璜、戈公振、邵飘萍、任白涛、黄天鹏等人为代表的新闻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尝试对早期中国新闻活动、新闻实践中的经验展开知识层面的总结。这些新闻学研究成果的集中涌现，是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早期探索。以今日之眼光来看，这种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早期建构历程，显著的特征在于知识内容上的“自发”与知识目的上的“自觉”相结合。

就具体知识内容来看，早期新闻学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混沌性、自发性的特征。一般而言，新闻学界往往将徐宝璜、戈公振、邵飘萍分别视为中国在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方面的开创性人物。然而，如果纯粹从知识层面来看，这种对于代表性学术人物的划分乃至标签化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在早期中国新闻学研究中，除了历史新闻学自成体例之外，理论新闻学与应用新闻学处在交融、混杂的状态，并未形成自觉的、清晰的知识边界。这种混沌、交融的特性，在徐宝璜那里有着鲜明的体现，其公认的传世之作《新闻学》共包括十四章内容，除了第一章“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第二章“新闻纸之职务”、第三章“新闻之定义”和第五章“新闻之价值”是新闻理论探讨之外，剩余十章讨论的皆是新闻的采集、编辑、标题拟写、社论撰写、广告、设备、组织管理、销售等业务性内容，这些内容后来都被划分到了应用新闻学的范畴。

邵飘萍的论述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尽管其经典作品《实际应用新闻学》几乎完全围绕新闻业务而展开，系统详尽地讨论了记者的地位、资格准备、采访的注意事项、工具与技艺、具体采访方法、采访心得等议题，但邵飘萍的研究却并不局限于此。其另外一本在新闻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闻学总论》，颇有理论色彩，不仅包括报社的组织与记者的地位等偏向实际业务的内容，而且包括新闻事业的特征、新闻之内涵意义与结构要素、新闻事业相关的法律问题、报纸的历史进化、新闻事业的现状及未来等理论性问题。这些理论性思考，视野宏阔、极富见地，既关注新闻业系统内部的理论问题，又对新闻与舆论、新闻与政治、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理论见解。比如，书中详细论证了“新闻业乃社会公共机关和国民舆论代表”“新闻之于生活而言是最普遍的教育”“新闻乃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于社会人生的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等理论命题，其理论色彩并不亚于徐宝璜的《新闻学》。当然，本文之意不在于重估早期中国新闻学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而是指出他们所阐发的新闻学知识，至少在内容构成、知识边界、体例形式等方面，是一种自发性的探索，尽管有些混杂（知识的体系性不够），但也不是对某种知识框架的简单“移植”。

實际上，早期中国新闻学在知识生成的目的上具有明显的学术自觉。晚清以降，西学东渐风潮越发浓厚，科学知识和理念也被传入中国，中国知识界在积极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努力推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对于科学的自觉追求，推动了新闻学知识性质本身的科学化，这是早期中国新闻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典型特征。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思潮逐渐高涨，是否具有科学属性越发成为一门学问能否屹立于知识之林的重要条件，以及衡量知识与学问之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就新闻学而言，对于科学性的追求同样也构成了一种学术自觉，当时较为主流的看法是新闻学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已经是一门科学，只是这一科学尚处于“羽翼未丰”之状态。这样一种认识的背后，既包含着时人对于新闻学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也折射出对于新闻学知识发展方向的学术自觉愿景。

与此同时，早期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中也包含着知识界对国家社会的自觉关怀。晚清民国之际，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一种被动式或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与挑战之下，不断选择与变换发展模式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方的新闻学说及新闻实践，构成了早期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外在参照。尽管受西方影响较深，但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者仍然具有追求知识自主性与中国性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尽管西方新闻学研究早于中国，但当时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西方新闻学的局限性，并且已有超越西方新闻学局限之自觉，徐宝璜之语便是明证，“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至今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另一方面，早期新闻学研究者向外部学习、建构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推动国家和社会整体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语境中开启的，这种社会背景和历史前提“共同预制了我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与现代发展之双重使命”。这种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改变的自觉意识，在早期新闻学研究者那里有着充分的体现。报纸并不仅仅是传播消息的工具，也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其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于是乎，研究新闻和报纸，目的亦在于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对于家国命运的关怀在戈公振那里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军事扰攘，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念光复之艰难，懔栋折榱崩之惧，操笔前驱，吾报界实责无旁贷”。不唯如此，徐宝璜直言其撰写《新闻学》，前提与目的在于“吾国”报纸之“徘徊歧路”，“导其向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正因这样的现代化自觉意识，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建立，从本源上便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深刻的牵连，新闻学研究者念兹在兹、意图建立的，“不仅是‘在中国的‘新闻学，而是‘为中国的，是以中国为立场的‘中国新闻学”。

二、演绎逻辑下的论证：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内核的成型

一种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法脱离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和自身的认识过程，也总是同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形势、思想语境密切相关。社会环境的改变，尤其是政治形势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知识（范式）的更新，从而使得知识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自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造旧社会、推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宣传理论体系，即党报理论（后来一般统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和价值内核。

如果说早期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民主、科学、自由等思潮打破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下开始探索的，那么，党报理论的出现则与“新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密不可分。早在1936年，张友渔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一书便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展开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在这部学术著作中，张友渔详细讨论了新闻与阶级斗争、政治与报纸、新闻与自由、机关报等理论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新闻现象的重要尝试。及至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中国共产党开始结合中央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调整新闻政策与新闻体制，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一种独特的报刊类型和操作模式”，以及“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至此，黨报实现了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的转变。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对党的新闻理念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阐释。这篇文章基本反映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党报理论，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胡乔木、范长江等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人物也不断发展新闻学理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张友渔、陆定一、胡乔木、范长江等人的新闻思想，对于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尤其是此后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党报理论的形成是以界定新闻学的元问题为基础的、对中国新闻学元问题做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使得新闻学具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理论形态。按照一般的理解，一门学科的元问题，是对该学科最为基本的概念、范畴与问题的发问，而新闻学的元问题便是解释新闻是什么。早期中国新闻学的知识探索，其逻辑起点多以“报纸”为中心，关于“新闻”的理解反而在逻辑位次上处于“报纸”之后。例如，徐宝璜对新闻学的定义便是：“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由此可见，在徐宝璜所建构的新闻学理论中，新闻纸而非新闻才是理论的中心。这一点，同样也可以从早期新闻史研究以报学史为名得以印证。

与早期新闻学知识的生成与建构不同，党报理论首先是从“新闻是什么”加以讨论的。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起点，便是重新诠释“新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前新闻学中关于“新闻”的经验主义诠释不同，陆定一采用的是演绎的逻辑，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来理解和界定新闻和新闻活动，“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显然，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到界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闻观区分，是根植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阐释新闻，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给出的是相当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框架”。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者（如张友渔）不同，陆定一并不仅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来理解新闻，而是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阐释新闻并基于此而构造新闻学，是中国新闻学理论建构中具有“典范”意义的探索。

其次，承认并正视意识形态对于新闻活动的影响，并且将新闻事业置于党和国家的整体事业中加以定位，强调新闻的目的在于为更大的政治与社会目标服务，新闻学知识应该观照国家与社会发展。新闻学本身是一门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学科，不论是何种流派的新闻学，在根本的旨向上均强调对现实的干预。如同前文所说，早期中国新闻学一方面受到西方影响，强调新闻的中立、客观、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又由于时局困境而主张通过新闻变革而改造社会，推动国家与社会的现代转型。根据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观点，任何认识性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承认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主张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开展新闻活动、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特征。张友渔将新闻定义为“伟大的阶级的武器”，是无产者批判旧社会的武器。在革命的语境下，这种对于新闻阶级性和政治性的坦陈，与资产阶级的“去政治化”假象有着本质区别。胡乔木的《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中有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从来不说我以为如何如何，我以为应该如何如何……他们的狡猾，就是当他们偏袒一方面，攻击另一方面的时候，他们的面貌却是又‘公正又‘冷静。我们不要装假，因为我们所要宣传的只是真实的事实，但是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加没有在叙述中画蛇添足的必要了。”这一说法体现了党报理论在构造上同资产阶级新闻理念的根本区别所在。在党报理论中，新闻是从事实派生出来的，对事实的追求、对本质公正的追求是新闻的根本目的；而在资产阶级新闻理念中，新闻报道所注重的则更多是形式上的客观而非本质上的公正。

再者，对于阶级性、政治性及意识形态属性的承认，根植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本身的正当性，根植于党对于国家民族命运所做出的努力。党报理论继承了列宁新闻理论的思想传统，报纸是“党的喉舌”，是“集体宣传员”“集体组织者”，“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关”“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党的新闻事业不是脱离于整体事业的，而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达党的政策主张，与党追求的整体目标和党从事的事业保持完全一致，这一思想构成了党报理论的核心主张。与此同时，在党报理论知识中，之所以党的新闻活动要完全体现党的意志，在于党同人民的血脉联系，“只有共产党的党报，才能建设这样的报纸（同人民密切联系的报纸，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乃是人民的先锋队）”。与之相应，由于党要代表人民群众，反映群众心声，自然也要面向群众，坚持“群众办报”，这种群众办报思想从范长江对新闻的界定中即可看出。范长江认为，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陆定一认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不论是党报必须完全反映党的意志，还是坚持群众办报、人民至上，共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新闻工作要为更大的政治实践服务，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服务。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党报理论以辩证唯物的方法，经过演绎论证而成，这为此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内核，也为今天建构自主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基本参照。

三、知识何以重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开启了新阶段，新闻事业也重新步入正轨。对于知识界而言，如何在历史的反思中吸取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学术研究的桎梏，重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摆在所有学人面前的重大时代命题。对于新闻学界尤其是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而言，面对的局面是百废待兴，“新闻学的绝大部分概念、范畴、原理，既没有明确和稳定的质的规定性，又缺乏必要的严密的科学论证，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却没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连学科知识都少得可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甘惜分和王中为代表的一代新闻学者，开启了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重建之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回望学科史和学术史，我们之所以称其为“重建”，一方面是指我国新闻学理论以及新闻学知识体系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接续”，在20世纪80年代初则鲜明地体现为“向前”的意识，即恢复1957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则是“向外”的意识，从西方的新闻学、传播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引入概念和知识资源，进而改变新闻学理论的基础结构。知识“重建”的过程，是一个新与旧、中与西不断交织起伏的过程，也表现出争论、徘徊甚至矛盾的面相。

甘惜分先生于1980年完成、1982年正式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共17万字，是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重建的标志性作品。从结构上看，上篇讨论了新闻、舆论、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下篇则从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群众、党三者的关系展开了讨论。这本具有教材性质的新闻学著作，尽管在甘惜分看来“仍属大纲性质”，“思想还不成熟”，但是从新闻学的根本问题展开论述并搭建内在逻辑联系的写法，“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次试探”。这本著作不仅对当时和后来的新闻学研究、新闻教育影响很大，而且关于新闻的一些基本判断和认识也影响了后来的新闻学知识建构路径，比如“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的“小三角”关系，“新闻事业同群众、现实生活和控制者”的“大三角”关系，“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是阶级舆论工具”，“新闻事业的作用是统一舆论”，等等。甘著出版后引發了较大的争论，一些观点认为书中关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偏“左”，还有的则认为该书学术性和体系性也较为欠缺。1985年，甘惜分在答读者问中说，他建构理论体系的起点是马列主义新闻论著中着重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报纸通讯社的性质问题，另一个是党性问题。

显然，甘惜分的理论建构遵循的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演绎逻辑。1986年，甘惜分又完成了《新闻学原理纲要》一书，并认为这是在之前的新闻理论体系上的“重写”，书的全部结构是大变样了，但是“思想脉络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在章节结构上，全书共分为十二章，前六章分别讨论了事实、信息、新闻、舆论和新闻事业，后六章则讨论了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新闻事业与人民、新闻事业中的控制与自由、新闻事业的风格和新闻工作者。比较前后两本新闻学理论著作不难发现，除了知识结构上的变化，还有诸如信息、新闻媒介、新闻控制、受众等新概念被引入新闻理论体系。“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是新闻事业，是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新闻学研究首先要解剖新闻事业的根本结构，新闻和舆论就是新闻事业的细胞。总的来看，甘惜分所搭建的新闻理论知识结构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起点是新闻事实，贯穿理论体系的“红线”是新闻事业，而在价值论上则是新闻的“倾向论”。

王中先生早在1957年就写出了《新闻学原理大纲》的目录和一些内容，后来因受到错误的“批判”而停滞。改革开放后，尽管王中没有系统的新闻学理论著作出版，但其发表的诸多演讲和文章（包括《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等），反映了其尝试建构的新闻理论知识的基本结构，对此后的新闻学研究同样影响深远。《新闻学原理大纲》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都有介绍，认为新闻事业主要是社会的产物，其沿革有着客观规律性，还讨论了报纸的性质与职能等问题。据统计，《新闻学原理大纲》中关于商品性、工具性的论述为15795字，占比26.5%，反驳“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而产生”的论述为10685字，占比18.89%。20世纪80年代，王中关于报纸商品性、读者需求论、社会需求论等问题的阐发，对新闻理论研究影响很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新闻理论研究沉闷的空气，为后来关于新闻事业双重属性、报业市场化等观点提供了学术启发。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在考察新闻产生的物质基础、新闻的基本概念、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时，王中同样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认为“只有从社会的客观存在中去寻找答案”“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把钥匙”“辩证法所使用的术语、词汇都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

作为改革开放后“一北一南”两位新闻学研究的“旗手”，甘惜分和王中在建构新闻学理论知识体系上，面对的其实是相似的情况：一是新闻学在学科、学术和话语上的贫瘠，几乎只能“白手起家”，因而理论的逻辑架构和体系化都显得较为薄弱；二是知识资源和理论方法较为单一，主要在传承马列主义的思想传统基础上展开创新，而在中国社会刚刚迎来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早期如何处理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则是一大难题，这也使得知识的逻辑性不太严密；三是中国的新闻业改革发展十分迅速，各种新的新闻实践和现象层出不穷，研究对象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加之两位学者的生命史历程和年龄等因素，自然在建构理论体系上显得十分艰辛。有学者考察甘、王二人的分歧认为，他们尝试建构的新闻理论体系都基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实践，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范式，同样都是基于毕生信仰和理想而说的“真话”。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公允而且符合历史语境的，是“同情之理解”。

四、自觉意识与学理追求：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主体框架的生成

或许如学者所言，20世纪80年代新闻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与话语形态“不足以建立起新闻学屹立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林的支点”，但正是在甘、王等一代学者的辛勤探索下，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学知识面貌才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1983—1984年全国范围内关于“新闻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大讨论，改变了学界对新闻学的看法。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末的二十年间，一批新闻学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著书立说、守正创新，在新闻学理论研究上各展其长，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框架。而这二十年，也是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西方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大量引入等变化，都深刻影响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的生成过程。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新闻学著作，我们可以总结新闻学知识主体框架生成中的四种自觉意识，限于篇幅，下文仅对其中的代表作加以分析阐述。

（一）历史自觉的意识

改革开放后，一代学者自觉到历史的重任，既要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要为中国的学术和理论研究作出开拓性的贡献。甘惜分认为《新闻理论基础》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体系是独创的，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不同于外国同类的书，也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新闻理论。在后来的多次访谈中，他一直坦诚这本书在理论体系上不够完整，思想还不够解放，个别论点不一定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甘惜分后来创办了舆论调查研究所，还创办了《新闻学论集》，提“多声一向论”，谈传播的权力与权利，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学术姿态，推动中国的新闻学理论研究。甘惜分把他的思想发展总结为三个时期，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建设中国自己的新闻学，这个思想一直都没有改变。2006年接受采访时，甘老用十个字做了总结：“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有学者分析认为，王中和甘惜分在理论上探索新闻（活动、业、学）所特有的规律性，在实践中尊重新闻的特性，在体系上建立新中国自己完备的新闻学，是时代的要求、学术发展的要求。中国的新闻学者面对国家、民族、社会以及时代的需要，尽管困难重重，甚至是在猛烈的批评下，仍然坚守初心、孜孜矻矻，用扎实的研究推动中国新闻理论的发展与进步。

（二）实践自觉的意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探索的过程还表现为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尤其是拥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并仍活跃在新闻实践一线的新闻工作者、管理者，均参与到理论研究中，比如安岗、郭超人、穆青、艾丰、杨伟光、梁衡等。1982年安岗就提出了新闻研究要赶快抢救新闻史料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要把目前从事新闻实践的同志都吸引到研究工作上来，把他们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20世纪80年代，安岗创办了《市场报》，后来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提出了报纸与市场、新闻经济学、报刊经营管理等观点，之后还倡导发展中国的公共关系事业。有学者评价，安岗所关注的报纸走向市场的三个问题（读者意识、个性意识、服务意识），其意义已突破党报理论的范围，向新闻事业的普遍规律靠近了。1983年，根據中央的精神，穆青提出要把新华社建设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这不仅对推动新闻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就世界性通讯社的标准、中国的特征等问题作出了理论上的阐述。穆青还对新闻学研究的内容、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研究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等问题作出过论述。被誉为“学者型”记者的艾丰，基于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观察和思考，运用哲学的知识探寻新闻规律，从记者的认识与新闻事实的基本矛盾出发，形成了关于新闻采访的学理性观点。梁衡在多年的新闻实践和思考中，提出了报纸的四个属性（信息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报纸市场的三个阶段、新闻与文学的本质区别等学术观点。总的来说，在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新闻一线的实践带来了丰富的素材，而这些实践为这一时期新闻学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支撑。

（三）科学自觉的意识

重建中国的新闻学理论，回归新闻研究的学理性、学术性，提倡“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的共识。王中认为，“新闻学只有从生产关系的总和中加以研究才能发现它的客观规律，才能成为一门科学”。甘惜分也谈道，“新闻学就是探索新闻事业规律的科学，它目前缺乏完整体系的现状，正好鞭策我们去从事这种探索，并使它建立起真正的科学”。回到历史语境，此时的“科学”一方面受到当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将学理性的规律等同于科学，因而与自然科学的“科学”相比，实际上更强调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这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式的转向。徐培汀总结道，王中偏重于新闻事业普遍规律的研究，甘惜分则偏重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特殊规律的研究，两个学派是不同的，甘惜分不反对探索新闻事业的普遍规律，而是强调划分界限。有一些研究认为甘惜分晚年的思想有所转向，但实际上他对新闻规律的追求和基本判断（科学的自觉意识上），是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说到底，对科学（规律）的追求并不与价值关怀产生必然的矛盾。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需要警惕的。此外，科学的精神还意味着兼容并包、吸收新知识、采用新方法。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余年间，西方传播学知识的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其他学科概念、知识的采用，都影响了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研究分析比较20世纪90年代的两本代表性教材《新闻传播学原理》（童兵、展江、郭青春著）和《新闻学导论》（李良荣著）发现，两本书在关键词上都引用了传播学的新概念，引文中政治性内容减少、中西新闻理论的占比较高。童兵和林涵总结道，经过二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我们在如何对待西方新闻传播学说上建立了共识，即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全盘照抄，也不一概排斥，实事求是地吸收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所用。

（四）体系自觉的意识

一门学科以及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如果其核心的概念、陈述、判断不成体系，甚至前后逻辑不自洽，没有形成学科所独有的理论体系，那么我们很难说该学科建立起了知识体系。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人对中国新闻学发展初期的批评和质疑。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新闻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体系性不够的问题，具有建构新闻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20世纪90年代，刘建明陆续出版了《宏观新闻学》（1991年）和《现代新闻理论》（1998年），尝试构建一种比较成体系的新闻学理论结构。《宏观新闻学》中有1000余个概念，“不是对报道规律进行单一的探讨，而是对整个新闻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整体研究”，将系统论、控制论的知识与唯物论、辩证法结合起来，进而搭建了宏观新闻学的基本框架：研究的起点是“事实传播”，考察新闻活动的各部分、各层次、各环节之间的联系，以及部分与层次之间的因果关系。该著作共十二章，第2—7章从新闻与社会、新闻的特征、报道方式系列、新闻宣传与宣传机制、新闻传播与传播效果、传播与宣传工具系统方面分别展开论述，从学术史方面来看，尽管参考和使用了系统论的知识，但本身的体系性还有待发展。在《现代新闻理论》一书中，作者在体系上作出了新的调整，对新闻理论在逻辑上的问题有着更深入的反思和讨论，称新闻学及一切科学都贯穿逻辑学原理，特别要以“充足理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且新闻理论“从概念到原理，从知识要素到理论范畴的论证，都需要建立现代的科学抽象体系”。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著作的结构和内容所体现的系统思维和体系自觉，仍然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对新闻本源的分析、对新闻形态构成的分类、对新闻报道规律的提炼，以及对新闻媒介与社会结构演进的相互关系的探讨等。最后还要提及1993年吴高福所著《新闻学基本原理》，这是一本较早采用传播的过程论述和分析新闻现象的著作，全书第1—6章以及第10章分别论述了新闻本体、新闻传者、新闻受众、新闻媒介、新闻传播和新闻源流，构成了完整的传播过程和体系。从知识体系建构来看，本书显然受到了翻译引进的麦奎尔和温德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的影响。作者在书中谈道，“如果我们把新闻传播看成是一个大的系统的话，那么，在这个大的系统中，各组成部分既有自身规律，同时又有着相关性”，“新闻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新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五、从知识重建到体系建构

本文对20世纪中国新闻学知识生成過程的三个阶段及其关键性特征进行了整体勾勒，并讨论了知识生成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中国的新闻学经典文本，因而尚未考察21世纪初中国新闻学的学术文献，前后的承继或断裂等问题，将另行专文讨论。本文通过学术史考察指出，当代中国新闻学知识的生成过程蕴含着对现代化问题的深层次关怀，从早期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尝试，到革命与建设年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内核的成型，再到甘惜分、王中对于新闻理论体系的重建，以及20世纪后二十年间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主体框架的搭建，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是贯穿于知识生产和发展中的理论和现实关怀。

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变革过程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社会各个子系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思想、文化等）以及人的现代转型构成了新闻学知识生成的宏大背景，也是新闻学知识生成的内在动力，从不同侧面推动着新闻学知识的生成与体系化的建构。不同时期、不同主体关于“现代”的想象和理解有所不同，这种区别是不同历史阶段新闻学知识面貌呈现差异的重要原因：早期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往往自发地将西方当成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参照标准，这也使得他们的新闻学著述受到了西方较为深刻的影响，但依然具有中国的学术自觉和国家社会发展的自觉意识；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包含着中国的文化元素和道德理想，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出发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实践，催生了不同于西方新闻学的党报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思想与理论内核；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新与世界接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了新的可能，现代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想象，中国新闻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知识资源与西方理论的能动关联结构与知识生成张力中被加以重新定位，以甘惜分、王中、童兵、李良荣、刘建明等为代表的新闻学研究者带着历史自觉、实践自觉、科学自觉与体系自觉，矢志创新，不断探索，推动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主体框架的生成与发展。

“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新闻理论的内容和呈现这些内容的框架的形成，总是同该历史阶段所置身的经济政治环境紧密相关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性问题。我们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从学科史、学术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才能不断推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形成独立自主且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回望学术史，20世纪中国新闻学研究随着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转变，发生了几次重大转向，每次转向带来的都是新闻学知识的发展与知识面貌的更新，这些探索为今天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历史的镜鉴，也提供了一些我们今天必须要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

其一，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如何面对此前中国新闻学在知识体系建构上的历史遗产，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发展，是摆在中国新闻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其二，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闻学知识与实践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当前理论与实践脱节越发严重的情况下，如何使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更好地与实践对接，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党和国家的新闻传播实践，同样至关重要。其三，普遍与特殊的问题。中国新闻学理论应当成为特殊的具有本土自洽性的知识，还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性知识，不仅关乎中国新闻学知识的基本性质，而且关系到新闻学知识的理想样态。其四，体系的定位问题。新闻学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或应当处于什么位置，是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如何建立起新闻学知识与更为基础的哲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等）的有机关联，使新闻学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具有内在逻辑性（尤其是概念、方法、观点的共通性），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入或者没有很好地解决此问题，这也同样是建构自主的新闻学知识体系应该关注的问题。

（作者涂凌波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泓江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