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无非

圆脸庞，宽眉大眼，蓄须垂颌，浓发一丝不乱，身材矮胖敦实，他，就是浙东绍兴人士，一代名编孙伏园。

乍看孙伏园憨头憨脑，其实心智蛮高，他很早就与鲁迅结下了文字缘。1911年，即将成年的孙伏园就读于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学堂的监督正是鲁迅。外形瘦小，内心刚毅的“大先生”，在教学上可不是个甩手掌柜，他讲授植物学、生理卫生课，冲破旧俗，在世人异样的眼光中，讲解人体结构，到野外采摘植物标本，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他也临时客串国文教师，对孙伏园写的时事性作文大为赏识，评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才气初露的孙伏园给鲁迅留下了印象。

1918年，孙伏园和三弟孙福熙“北漂”到北京，经人介绍，进北大旁听，半工半读。次年入学北大后，孙伏园小试牛刀，先后兼做学校文学团体新潮社编辑和《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果真是块当编辑的好料。毕业后，孙伏园在《晨报》编副刊，从此声名鹊起。他与先期而来的鲁迅在燕京重逢，多有机会促膝长谈。“就在这些随意的谈话中，使我得到了许多知识，并从对那些日常具体事情的议论中领悟出许多做人的道理。”（孙伏园《追念鲁迅师》）学会做事，先学做人，为师的教诲，使弟子的职业生涯大受裨益。

如果说，敦促闲时抄古碑的鲁迅步入如火如荼的新文学之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以及当时与鲁迅走得很近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钱玄同，那么，孙伏园则要算得力的接棒者了。他主编《晨报副镌》，调整编辑思路，形成趣味性、知识性、文艺性兼收并包、创译双举的副刊风格，得到鲁迅的支持。其时，鲁迅的稿子除了给五四运动旗帜性的刊物《新青年》发表，余下基本交《晨报副镌》刊登。1921年12月4日起，《晨报副镌》连载署名巴人（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是由孙伏园软磨硬泡催生而来的。十多年后，鲁迅仍然记得笑嘻嘻的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如此索稿，鲁迅有时苦不堪言，连载了两个来月，他想收笔了，又与希望写下去的孙伏园想法不一，于是玩起了“心眼”。一次趁孙伏园出差，临时接手的编辑何作霖“于阿Q素无爱憎”，鲁迅逮住机会将《阿Q正传》“大团圆”收笔，待孙伏园归，阿Q已无法起死回生，算是鲁迅耍了一次“滑”。

孫伏园编鲁迅稿，有一股侠义之气，不惜“两肋插刀”，该出手时就出手。1924年10月23日，他编发了鲁迅的一首诗《我的失恋》，最后一段是这样的：“我的所爱在豪家/欲往从之兮没有汽车/仰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何以赠之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诗句俏中带讽，几近打油，据鲁迅云：“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当晚孙伏园发现这首诗已被报馆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下，遂怒不可遏，把这位“海归”代总编痛骂一通，还动了手，随后辞职。为这事，鲁迅很不安，与众友人共同出资，创刊了《语丝》月刊，由孙伏园主编，不至于失业。经鲁迅开导，孙伏园又到《京报》主编副刊，鲁迅等一众朋友一如既往写稿支持，副刊版面新颖多样，报纸的发行量也明显上升，超过了《晨报》。

岂止豪侠，孙伏园编稿还有股皇帝老儿也不怕的勇气。1927年4月9日，他在武汉主编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斗胆编发了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指使手下打砸杀戮，破坏国共合作的倒行逆施。不仅于此，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中央日报》副刊连续用10个版面，登载了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借古喻今，振作民心，是弘扬中华民族抗战灭倭的“新正气歌”，签发者又是重回该报任职的孙伏园。国民党高层立时炸了锅：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还要登载骂我们的东西！孙伏园这次不走运，被扫地出门。这位非中共党员所具备的正义感、民族气节和过人胆识，与鲁迅的谆谆教诲不无关系。

孙伏园有时就像一个殷勤的仆人，无论鲁迅去到哪里，总能见到胖墩墩的他鞍前马后，不离左右。1924年7月7日，孙伏园以《晨报》记者的身份，陪同鲁迅等十多位北京高校名师到西安讲学采风。他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师生同行机会。讲学之余，他陪鲁迅参观文化古迹，逛古董店，体验风土人情，到易俗社看秦腔演出，并为该社及接待他们的西北大学工友捐款，“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鲁迅语），返回后，以致周作人信的方式，写出了场景宏阔、民情详实、夹叙夹议的游记《长安道上》，对分道扬镳的周氏兄弟起到一定的沟通作用。两年后，鲁迅南下，辗转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职，尔后与许广平到上海定居。孙伏园总像个打前站的人，把鲁迅的事务安排妥帖，几乎是第一时间到场迎接，《鲁迅日记》可见留墨：“语堂、兼士、伏园来寓，即雇船移入厦门大学。”（1926年9月4日）“小雨。晨伏园、广平来访。助为移入中山大学。午后晴，阅市。”（1927年1月19日）“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1927年10月 3日）可谓亲力亲为，不辞辛劳。

因为与鲁迅关系密切，孙伏园在鲁迅面前是不拘谨的，有时做事不免随意些，鲁迅也很包容，愿为他“圆场”。1927年2月18日，鲁迅等人应邀访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当夜，鲁迅首先演讲《无声的中国》，许广平用粤语翻译。次日，仍是鲁迅上讲台。这年4月26日，鲁迅致孙伏园信有这样一段：“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讲演原定是两天，第二天是你。你没有到，便由我代替了，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大概是远在武汉的孙伏园不便来港，打乱了原来的安排，如此“失约”，让鲁迅多费了心神，但信的字里行间毫无责怪之意。这两篇港英当局禁止报载的演讲稿，日后都由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编发了。

孙伏园成为鲁迅的“铁杆”编辑，主要是在1921年冬到1926年春期间，两人珠联璧合，合力推出新作力作，为文坛增色不少。可以说，没有鲁迅的教诲和引路，就没有这位名家围绕、享有盛誉的“副刊大王”；同样，没有孙伏园的诚意和执着，鲁迅笔下“投枪”“匕首”般的战斗檄文，或许就不能顺利地“亮剑”报端。二者互为依存，鲁迅在，孙伏园的职业生涯达到高峰；鲁迅殁，孙伏园成就的亮色随即褪去二三。

再“铁”的关系，再好的伙伴，也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鲁孙二人亦不例外。拿扶掖文学新人来说，孙伏园在报上先后推出冰心、凌叔华、谢冰莹等新人新作。“但是鲁迅先生对于孙伏园也有不满的地方，就是他只注意拉有名作家的稿件，不肯登载无名青年的作品。”这是鲁迅友人李霁野在《〈民报副刊〉及其他》的回忆，说明鲁迅的要求是高的，眼光是远的，觉得孙伏园为文青们做的“嫁衣”还不够，更主要的，是他和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分红的纠纷等，被鲁迅误解为受到隐瞒，不满之词流露在给他人的书信中。对此，孙伏园选择了沉默低调，乃是对师者的敬重及性情所致，两人终究未掰。

一日为师，终生不忘。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日，在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的孙伏园得知噩耗，悲痛之余，心潮难平，回忆起与鲁迅合作的历历往事，精心构思，将鲁迅主编过的刊物和文集连缀，一副“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的挽聯就此而成。鲁迅出殡时，这副凝着孙伏园心血情感，概括鲁迅从文追求的挽联，被高举在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中。

此后，孙伏园又写下《哭鲁迅先生》《惜别》《追念鲁迅师》等14篇纪念文章，结集《鲁迅先生二三事》出版，加上散登于各报刊的回忆文章，为研究鲁迅留下了珍贵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期，暮年的他因中风引起半身不遂，不得已，这位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居家办公、调养病体，仍为宣传鲁迅精神不遗余力。他接待来访的记者，解疑释惑。手不能写，就采取口述笔录的办法，由孙福熙等人代笔《社戏》《鲁迅先生在西安》。他的夙愿，如《鲁迅先生在西安》的结束语：“我们纪念鲁迅先生，必须百倍努力，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

这个夙愿伴随到孙伏园72年生命的最后一刻。

应该提及的是，孙伏园虽然不曾是面对镰刀锤头旗帜宣誓的红色编辑，却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进步文化人。他忧国忧民，躬行文教，与拯救民众灵魂为己任的鲁迅志同道合。且与中国共产党心照不宣，必要时出手施助。除了编发鲁迅、郭沫若等人抨击黑恶的檄文剧作，他还于1927年3月28日，在《中央日报》副刊刊发青年毛泽东下乡月余，为农民运动鼓与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8年5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托徐特立安排，毅然将长子孙惠迪、次子孙惠畴送延安入陕北公学，之后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巨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他将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本单位院中学习俄文的遗址，报批布置成“瞿秋白纪念堂”，京城又多了一处可供缅怀革命先烈的场所。这位昔日让版面生辉的“副刊大王”，最终嬗变为光荣军属的户主、国家文化单位的掌门人，貌似不红，红在内心。

（源自《联谊报》，画中花未来香荐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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