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芳，孔 瑞，李 楠（通讯作者）

（山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41099）

《汗水》（Sweat,2015）是美籍非裔剧作家林恩·诺塔奇（Lynn Nottage，1964—）继《毁灭》后二度摘得普利策戏剧奖的作品，戏剧讲述了2000 年至2008 年宾夕法尼亚州里丁市（Reading）蓝领工人生活的变化——从收入稳定、拥有亲情、爱情到面临工厂搬离美国、人际关系异化以及工人共同体解体的窘境。国外学者从马克思劳动异化的角度出发关注工人阶级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的福利限制[1]。国内学者从后工业背景下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群体关系扭曲、种族冲突加剧、工人联盟力量削弱的角度解读戏剧[2]；也有学者从危机视角出发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消费文化繁荣下潜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危机[3]。然而，工人们不管是面对福利待遇遭受限制还是面临种种危机，其反应都是在特定场域下的实践行为，受到场域规则和习性（资本）的影响。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领域[4]136。受宏观场域和微观场域的相互影响，行动者通过来自学校、家庭的教育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建构起习性。行动者的习性源于从社会结构中获取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资本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雄厚的社会资本可凭借良好的地位和声誉谋获更多经济资本，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又可用金钱换取更优质的文化教育。为了积累、垄断不同的资本类型，行动者在各个场域中展开斗争。

一、难以挣脱的阶级枷锁

工作场域中工人们欠缺经济资本，遭受资本家的压迫。老奥尔斯特德用泰勒制（Taylorism）经营工厂，工人群体的主要任务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屈从于工厂规章制度，每日不可迟到，得身着工装，站着工作十小时。夏天，工人们在没有空调的车间里汗流浃背，手指常因高强度工作变形、起泡出血。工厂高压监管已逐渐化为工人的自我管理，成为工人的习性。例如，管理层与斯坦（Stan）的对话：“谢谢你周末还能这么早来工作，干得漂亮。”[5]30由于受到潜意识的规训，即使是周末，斯坦仍然很早到工厂。辛西娅（Cynthia）作为一名老职工，在一线车间工作十多年，在升职成为办公室人员的第一天，辛西娅条件反射般来到工厂底层，嗅觉灵敏地闻到油污和金属灰尘的味道，在听到机器的转动声，甚至听到工人的呼喊声后，她的身体已经下意识要去装管子。不管是斯坦还是辛西娅，似乎都已坦然接受十几年来工厂管理层对底层工人的高压监管，他们的身体已存有蓝领工人难以消磨的习性。工人们的习性、资本镌刻着出身、家庭教育和成长轨迹的痕迹。虽然戏剧中对辛西娅和斯坦的原生家庭并未作出过多解释，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刚成年就已经成为底层工人的一员，家庭并未赋予他们过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它常以继承的方式进行[6]120。家庭环境能充分反映父母的思想意识，包括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父母二人的言谈举止是孩子们最初认知世界且试图效仿的对象。女工特雷西（Tracy）和她的儿子杰森（Jason）就是典型例子。特雷西满足于“比较稳定”的工厂工作，对升职的兴趣不大，对哥伦比亚裔的奥斯卡（Oscar）总抱有歧视的眼光。当奥斯卡拿着奥尔斯特德工厂招短时工的宣传单给她看时，特雷西十分自信地认为工厂不会抛弃已为工厂服务多年的“本土”工人而遴选地位低下的“波多黎各人”。毕竟特雷西的父亲、特雷西以及她的儿子杰森祖孙三代都在奥尔斯特德工厂工作，为工厂的建设做了颇多贡献。特雷西的人生价值观在杰森的身上亦有相似的体现。杰森的人生目标是50 岁退休后拿一笔退休金和好朋友一起开甜甜圈连锁店，对现有的工厂生活很满足。得知奥斯卡进入奥尔斯特德工厂工作后，一直对奥斯卡心存不满的杰森受到母亲蛊惑后对奥斯卡大打出手。除了家庭外，学校亦是文化资本产生的重要场所。在布鲁斯（Brucie）得知儿子克里斯（Chris）将放弃稳定的工厂工作转而进入奥尔布赖特学院（Albright College）上学的消息时，布鲁斯称放弃40 美金一小时的工作是一件“傻事”，且不会支持克里斯上学的费用。克里斯由于缺乏父母的教育投资未能独自赚取足够的学费，无法踏上求学之旅，最终卷入杰森和奥斯卡的打斗，被捕入狱。对于资本总量匮乏的底层民众，接受教育是打破阶级固化的有效途径。然而，工人阶级似乎并不期望子女拥有高的教育成就，也没有明确的接受教育的倾向。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父母要比只有高中学历的父母更有能力且更有意愿支付子女就读大学的费用[7]。文化资本的匮乏束缚了社会底层工人的创造力和辨别力，循环往复，使其无法挣脱阶级固化的枷锁。

与工人相比，管理层占据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优势。出身于拥有巨大经济优势和丰富文化资本家庭的子女可轻易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具备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凭借较高起点获得优良的小学和初中基础教育，随后进入世界一流高等院校接受精英教育并顺利获得世界知名高校的学历证书，从而获得高质量高地位的社会工作，最后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6]120。反观蓝领工人，他们不仅缺乏“先天”的经济资本，不追求文化和社会资本，甚至沉醉于统治阶层营造的“安稳”小世界。工厂管理层在讨论新的工厂选址，暗暗筹谋将工厂搬离美国时，工人们依旧在“舒适宜人”的酒吧中欢聚一堂。戏剧中的无名酒吧是故事发展的主要场所，它见证了深厚而美好的友谊，特雷西、辛西娅和杰西（Jessie）之间十几年来的交往都在酒吧进行。同时，酒吧也是工人们过往美好烟消云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弗雷迪自杀、布鲁斯失业以及工人内部之间的争斗。工厂弥漫着即将裁员的言论，以特蕾西为代表的工人不相信工厂即将裁员，她甚至调侃道：“火烧自家房子要得到政府批准吗”[5]16“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什么东西，听起来真像泻药（laxative）！”[5]15酒吧的英文“bar”有“阻碍、隔绝”的含义，从字面和象征意义上看，一方面，酒吧是与外界隔绝的安全天堂，工人们可试着忘记工作、畅所欲言。另一方面，即便在酒吧里高谈阔论，工人们的话语权也被隔绝在官方话语之外。亦如这无名酒吧一般，不被注意。辛西娅、特雷西和斯坦等的父辈已是蓝领工人，而到了杰森和克里斯这年轻一代都未能改变现状。阶级似乎已经固化，匮乏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堵塞了工人阶级的上升通道。由此，富人家庭愈来愈富，穷人家庭愈来愈穷的现象也不足为奇了。

二、无法打破的阶级区隔

从资本拥有量的维度来看,布尔迪厄认为，社会里存在三个地位高低不同的阶级,即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8]345-346。居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包括自由职业者、大学教师、高级政府官员、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员、艺术家、作家等。工人阶级因拥有少量的资本，居于劣势地位[8]128。工厂所有者奥尔斯特家族和管理层占据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优势,属于统治阶级,与劣势地位的蓝领工人处于对立状态。工人们以“他们”(them)指代这些人，与他们严格划界。即便同在工厂工作十多年，工人与管理层依旧“不熟”，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沃顿商学院MBA 出身的年轻管理层无须深入沾满灰尘和汗水的生产一线,即可拥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及度假的机会，而蓝领工人们则数十年在底层劳作，二者并无交集。在工人阶级内部,由于拥有的经济、文化资本存在相对差异,工人间也有分化[9]。作为早期从欧洲到北美大陆的移民，特蕾茜等白人习惯了工厂的生活。在哥伦比亚裔的奥斯卡面前，特蕾茜反复强调奥斯卡“波多黎各人”身份，喜欢以炫耀的方式提及与祖父逛大厦进银行时备受尊重的童年时光；辛西娅和布鲁斯作为非洲移民后裔，虽已成为工厂工人，但父辈们移民至美国初期总被安排干又脏又累的活；哥伦比亚裔的奥斯卡及其父亲在短时工招聘实行前甚至不被允许踏入工厂工作，生活贫困。同为工人，他们之间依旧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总会利用消费方式与品位将自身与社会其他阶层区别开。与工人阶级相比，统治阶级的消费者由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受限小，文化消费边界更大，消费层次更高，消费的空间也更广阔。统治阶级的消费者为体现其高贵的品位与素养，很少选择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而工人阶级因缺乏文化资本，比较认可统治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因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负面参照,而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则被工人阶级视为积极的参照[9]。剧中，辛西娅在工厂车间辛苦劳作，累得几乎手指拿不动平底锅做饭，却买来鱼缸养昂贵的热带鱼。杰森则省吃俭用买下哈雷摩托。虽然要赚取上学的学费，克里斯依旧不惜花高价置办耐克运动鞋、乔丹签名鞋。工人们渐渐摒弃了价格低廉而实惠的消费品，转而购入颇具观赏价值的艺术品。不管是养昂贵的热带鱼，还是购买时尚且价格不菲的运动鞋、哈雷摩托车，这些行为都潜藏着工人们渴求上一阶层——中产阶级甚至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消费，企图摆脱工人阶级的生存需求的约束，彰显与其他工人的区别的愿望。消费成为一个象征性符号系统，其作用远超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成为映衬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符号。在工业繁华之时，里丁市蓝领工人时薪曾达到40 美元，薪资水平一度可与中产阶级媲美。蓝领工人期望通过消费寻求中产阶级的认同、实现融入。与此同时，通过文化消费划清与其他较低层级工人的界限，营造出已摆脱只求经济日用、养家糊口层面消费的假象。

显然，文化消费领域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兴趣和愿望。统治阶级通过消费中的“时尚”实现阶级区隔并展示其优越性。蓝领阶层通过对白领阶层的“时尚”模仿来提升社会地位，而白领阶层又模仿更高阶层……这种逐级模仿迫使统治阶级不断创造新的时尚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品位和阶级趣味，彰显与其他阶级的区隔。而较低阶层的民众似乎只有不断向较高阶层靠拢，不断置办展现社会高阶层的时尚消费品，才能保全身上的阶级标签。在失业阴影笼罩的里丁市，蓝领工人依旧沉溺于符号消费带来的身份满足，不采取应对措施，消极等待失业危机的到来。

三、资本家的“一言堂”

新闻业被赋予极高的民主期待，在美国甚至被认为是“一门民主的艺术”。然而，作为一个场域，新闻业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权力主体和资本的较量，媒体的商业性和自主性存在侵蚀民主的可能性。新闻场域(media field)是在十九世纪两类报纸的对立中形成的，优先提供“消息”，尤其是“耸人听闻的”或更佳的“轰动性的”消息[10]86成为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简而言之，记者可为了提高收视率把观众引入含有血与性、犯罪和惨案的新闻事件，达到既吸引公众眼球，又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的效果。此类新闻消息出现在戏剧的每一幕：“里丁出台了最严格的养狗规定，斗牛犬亦包含在恶犬之内”[5]9“里丁彻夜大火致母子6 人无家可归”[5]28“3 名墨西哥移民在车祸中撞树而亡”[5]76“里丁房屋成室内大麻种植园”[5]98。社会新闻对事件的选择性报道使血腥事件和调侃式死亡惨案迅速吸引了公众眼球，让观众忽略了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此外，把各种信息按照社会新闻模式来处理和表现极易造成新闻泛滥、信息垄断和受众排斥。酒吧里有时常播放新闻的旧电视，但工人们的政治知识趋于零。斯坦问布鲁斯喜欢哪个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怎么样？布鲁斯则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认为选哪个总统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不大。受到资本、政治家掌控的新闻媒体选择性地播报新闻导致工人们信息接收滞后，甚至造成受众排斥新闻消息。新闻播报已经成为政治家和资本家们的“一言堂”。

此外，电视新闻的内容还往往由于相似的来源和封闭的流通机制产生同义重复的现象[11]198。“美国失业率只有3.9%，创下30 年新低”[5]44。通过分散重组重大问题的方式达到转移视线的目的。信息条多有此类描述，里丁市暴力犯罪增多，随后便有警方管制暴力的报道；股市大跌后，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救市，最后股市开始回升；校园出现两起枪击案，紧随其后的是司法部长强调校园安全；贫富差距正不断变大，但男女收入差距不断减少。这些新闻通过文字游戏的方式再次整合加工信息，混淆视野，产生出问题已得到解决的虚假信号，而民众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闻播报中的文字游戏掩盖了事件的真实性，使得普通公众无法看清真相。相反，为了能真实反映工人们的现状，诺塔奇于2011 年至2012 年多次走访里丁市，深入工人内部做采访，力图真实展现工人的生活。在一次采访中，诺塔奇谈及《汗水》创作初衷，她渴望大众能了解处于边缘地带的美国铁锈带工人的真实生存状况[12]。

除去新闻报道的有意遮蔽外，工会的政治化运作也让工人们求助无门。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奋斗目标是使劳工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试图改善劳工们的经济状况。然而，美国工会的领导者已然演变为工人中的贵族。他们拿着高昂的收入，游走于政客和大资本家之间，利用工会的势力与大资本家做交易。美国工会组织也开始向政府机构发展，工会已悄然成为政治场域。据调查(出自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在过去十年里,给联邦竞选献金的前十名中有七个是劳联的工会[13]，工会基本将资金献给民主党。当政治场域的自主化程度提高时，工人们日益被剥夺政治参与的机会，这使得他们将权力让渡给选出的“代表”，使少数人把持属于大众的权力。美国经济学者克劳逊指出，美国工会领导人沉迷于国会选举，认为只要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就能够通过有利于劳工的立法。然而，民主党在国会也多次占据多数，却没有改善劳工状况[14]。剧中,得知克里斯也将参与罢工,布鲁斯称工会不再代表工人利益,工会领导人莱斯特(Lester)已经不可信。工厂和工会已然联姻，资本家企图将工人工资减半、拒付退休金作为留在里丁市的筹码。工会早已不再是十多年前的工会。布鲁斯再次失业后，亲身经历了一年多的无效游行，然而，十多年前的他却可以通过罢工游行在两个月内为受伤的工友成功争取到工厂方面的赔偿，如今的他却处于“失语”状态，在滂沱大雨中浑身发抖，落得惨败的下场。

四、结语

林恩·纳塔奇《汗水》为观众提供了一幅21 世纪初制造业的低迷是如何破坏雷丁市的经济和工人社会关系的图景，详尽地讲述了去工业化革命中美国本土居民和移民蓝领工人阶层跌宕起伏的奋斗历史。本文引入布尔迪厄理论解读戏剧《汗水》，从文学和社会学意义上把握人物的行为，揭开美国去工业化时期由于阶级资本拥有量差异,人们在各场域中争夺资本时无形中受到权力运作模式限制的现实。蓝领工人由于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匮乏，阶级上升空间狭小，追求符号消费，造成群体内部分化。而由政治家和资本家掌控的新闻业和工会使蓝领工人丧失话语权，工人阶级难逃失业、人际关系异化的结局。或许，唯有像戏剧落幕场景一样选择包容和原谅，摒弃阶级和种族偏见，才能使人们重新团聚起来，携手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