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 超

在人类从蛮荒走向开化、从生存走向创造的过程中，诸多文明相继出现并形成了交融互补、此起彼落、不断演进的历史。不同的族群、地域和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关系，包括迁徙、战争和殖民掠夺，以其原始的推力、多元的形态、复杂的内涵和丰富的启示，构成了人类认知的源泉，进而又为自身的文明延续和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镜鉴，促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的历史也是这样一种过往和现实的存在，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东欧，即欧洲的中部和东部，作为宽泛的地理空间概念，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这里的文明遗存丰富、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同，教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水平普遍较高，是世界文化版图中五彩缤纷、璀璨夺目的景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把中东欧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

中东欧更是一个可以有不同理解的地缘政治概念，近代尤其20 世纪以来，在该地区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赋予“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以强烈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特征。而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指称的“中东欧”，除沿用了原有的内涵外，又表达了中国对国际政治变迁的现时主体态度。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东欧”，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仍有一定的开放性、模糊性和复杂性。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是基于文献资料、历史真理、大胆推断和合理假想提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目前我们的初步认识看，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东西方交通的发端。华夏民族和东欧地区的族群分别位于亚欧草原文明和后来“丝绸之路”的两端，在人群的流动、物质的传布、文化的互动等方面，留下了许多模糊的融通印记。13 世纪蒙古军队西征期间鏖战东欧，波兰人本尼迪克特（Benedykta Polaka，活动于13世纪）东行，至今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从17 世纪初传教士利玛窦通过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国人带来最初的中东欧地理知识，到后来一批来自东欧地区的传教士和沙俄使臣踏访中国，也过去了四百年之久。20 世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文化交流，则以其逐步拓展的领域范围和不断丰富的内容规模，衍生出多元、立体、交错、变异、复杂、或恒久或过渡的文化关系，逐步构建起牢固的人文精神基础，并且对现今和未来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交往与合作产生了动态和潜在的影响。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考证和研究，真实还原历史的风貌，形成系统准确的知识图景，无疑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但也是筚路蓝缕、充满风险挑战的工作。

一、核心概念与研究疆界的厘定

开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首先需要对核心概念包括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思考，把握其一般意义和在特定语境的具体内涵，同时对研究的范围有明确合理的厘定，进而使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分析具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和参照系，获得相对稳定的可操作性。这里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显然是“文化”和“文化关系”这两个。

（一）文化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最为广泛、最为复杂，也最为包容的历史现象，其外延和内涵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丰富的过程，古今中外对它探究阐发，争鸣不已，几乎漫无边际。有学者指出：“举凡人类的一切活动和产物，都有理由归于文化的名下。”①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2 页。“‘文化’一词无疑是词汇中最为宽泛和复杂的一个表达单位，它涵盖并表现了人类历史和生活状况本身的复杂性。”②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 页。各类辞书、欧美学者的专著中对文化范畴的阐释和定义更是视角万千，看上去不免眼花缭乱，甚至让人望而生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流于泛化而无选择，至少从一些对“文化”的经典释义或普遍接受的观点中，我们还是可以大体理清脉络，把握要略的。

1.词源学视角。汉语始见于《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已经看到“以文教化”的基本思想，后经《礼记》《尚书》《论语》等典籍的进一步阐释，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即文治与教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尊重自然规律、构建社会文明、教养民众德行的归旨。西方语言中的“文化”一词可追溯到拉丁语的cultūra，原意是对土地的耕耘和植物的栽培，具体可指作物，引申为身心的培育、教养，还有崇拜等含义。中外语言的“文化”词源各异，但近代以后的语义逐渐相交互融，协调趋同。

2.多学科视角。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文化被不同学科在各自的话语体系中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视角的专业性和多维性愈加突出，譬如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英国文化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 —1917）1871 年在其经典著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曾给过一个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谢继胜、尹虎彬、姜德顺校：《原始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 页。人们经常提到美国人类学家克 洛 依 伯（Alfred Louis Kroeber，1876 —1960）和 克 拉 克 洪（Clyde Kluckhohn，1905 —1960）1952 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书中列举不同的文化定义多达164 条，分别属于哲学、艺术、教育、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生物学等学科，而今天的实际情况远不止于此。当代科学系统的精细化和交叉性，让文化这一概念在定义上派生出大量变体，共性与差异都十分明显。

3.文化批评视角。狭义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兴起的文学研究方式。广义来看，大体是把文化视为对当代普遍社会问题和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进行实验性观察和突破性研究的途径，它反映了欧美学术界对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关系的多样化思考和重新解读，通过学术反省和学科优势的融合形成新的思想分析方法，以回应人类面临的各种文化焦虑和文明冲突。有西方学者对此一言以蔽之：“文化批评的目标之一就是反对大写的文化”②约翰娜·史密斯（Johanna M.Smith）著，王晓路译：《何谓文化批评》，载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346 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批评无异于后现代时期的一场更新思想方法、打破传统范式和创辟话语体系的革命。

4.百科词典视角。国内外的百科全书一般都专设条目，对文化概说界定，它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文化的固有定义，对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文化的本质、内涵和外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照价值。例如，新版《辞海》对“文化”是这样定义的：

广义指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价值体系，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分为三个层面：（1）物质文化，指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服饰、饮食、建筑、交通等各种物质成果及其所体现的意义；（2）制度文化，指人类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法规等各种规范；（3）精神文化，指人类在自身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各种思想和观念。狭义指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创造成果，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③《辞海》（第7 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 年，第2356 页。

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 版，2009）“文化”条目的阐述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④《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 版），第23 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281 —282 页。可以看到这种定义与《辞海》无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能力”，具体列举的文化外延领域和内容均体现着“大文化”意义。

（二）文化与文明

文化与文明是一对关联密切、语义范围多有重叠但又存在区别的概念。在西方语言中，“文明”（英、法等语言civilisation）一词可溯源到罗马帝国的拉丁语。作为出现在近代欧洲的一个概念，则与资产阶级兴起和社会进步进程的背景密切相关，但其各种含义还是来自“开化、教化”的基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作为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罗马尼亚语释义词典》把文明概括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等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物质或精神）文化”①Academia Română, Institutul de Lingvistică „Iorgu Iordan – Al.Rosetti,”Dicționarul eхplicativ al limbii române, Univers Enciclopedic, București, 2016, p.281.。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认为：“我们也可以大致把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而文化则较多地指人类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宗教、风习等。这样的理解其实是学术界的共识。”②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3 页。需要注意的是，19 世纪以后，“文明”经常是西方国家以优越自居，进而冠冕堂皇地以此为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作标榜。在当代世界，以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 —2008）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又把“文明”视为人类冲突的焦点和根源。

（三）文化关系与文化交流

文化关系与文化交流也是一对非常相似、经常交替混用的概念，体现的是研究者和撰著者不同的学术理念。严绍璗先生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更愿意把文学交流定义为文学关系”③严绍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学术——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致钱林森教授的信》，载《严绍璗文集（卷二）·比较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76 页。。在他看来，文学交流研究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只是表述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而应该是在特定时空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去关注一种性质的文学透入另一种性质的文学过程中引发的文学内在机制的多种变异，前者被整体或部分解构，成为新生命形态的文学变异体。从他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提出的这种“变异与变异体文学”观，我们也可以获得对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或民族）文化关系研究方法上的启发。

（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的目标

研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民族交往和文化关系的历史，从总体上说关注的是与此相关的东西方不同族群之间物质文化的传播、精神文化的会通和制度文化的异同；在研究内容上从早期的神话想象、器物流布、民族迁徙、商旅往来、武力征战、宗教传播，到近代以来的文化译介、报业出版、考古探险，现当代的人文互动、思想意识、官方意志、政策机制；涉及民族、地理、宗教、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科学、教育、建筑、音乐、美术、影视、传媒等诸多领域；最终以翔实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从全球史的学术观察视野，展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的历史及其特质，形成中国学术在国际上对该领域研究有影响力的系统成果和主导话语。

如此划定的研究范围看上去的确漫无边际，但实际并非无法操作，其中的关键就是以客观存在作为研究的基础，即根据研究过程中实际发现涉及研究对象的内容来确定研究的边界，并用史实和文献作为学术阐述的基本依据，从历史、思想、文化意义三个维度来展开研究，最终突出不同价值体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这样一种关系史的重构中，对早期的考察自然会偏重物质层面的文明，对近代以降的梳理可更多转向文化交流，而对当代文化关系的阐释理应具有思想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

二、研究基础与研究范式的回溯

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前期积累，构成了综合研究的基础。

（一）中东欧国家汉学研究

中东欧地区的主要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都比较关注本国与中国的文化关系，在艺术收藏、经典译介、思想阐释、文本分析、专题研究等方面有不少成果。例如罗马尼亚汉学家杨玲（Ileana Hogea-Velișcu，1936 —2022）早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文学在罗马尼亚的接受》（Receptarea literaturii chineze în România，1976）、斯洛伐克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2009）、塞尔维亚汉学家拉多萨夫·普西奇（Radosav Pušići）主编的《“当代中国及其传统”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Moдepнa Кuнa u њeнa mpaдuцuja Збopнuк paдoвa мeћyнapoднe cuнoлoшкe кoнфepeнцuje，2009）、罗马尼亚汉学家弗洛伦蒂娜·维珊（Floretina Vișan）等主编的《罗马尼亚汉学五十年》（Studii de sinologie，2009）、波兰亚当·W.杰隆内科（Adam W.Jelonek）主编的《孔子传统迈向新世纪》（Confucian Tradition Towards the New Century，2008），等等。罗马尼亚汉学家罗明（Ioan Romulus Budura，1931 —2021）主编的四卷本《罗中关系文献档案》（Relațiile româno-chineze,1880–1974,Documente;Politica independentă a României și relațiile româno-chineze,1954–1975,Documente;Relațiile româno-chineze,1975–1981,Documente）也包含了一些涉及双边文化关系的内容。

随着2012 年“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建立，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东欧国家对华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出版受到多方重视，新史料、新观点、新成果大量出现，不断改变着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例如，波兰汉学家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ński，1925 —2020）的自传《我生命里的中国》（My Life in China.China in My Life，已有赵刚中译本，2022），从作者20 世纪20 年代的哈尔滨生活记忆到他对传教士汉学家卜弥格（Michel Boym，1612 —1659）的长期深入研究，反映了波兰在对华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的历史背景和许多重要问题。罗马尼亚的亚尔古英雄出版社（Argonaut）以“东方事务书系”为题，整理出版了一批罗马尼亚与俄国，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关系的回忆录、日记等以往被湮没忽视的史料。这些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中东欧国家的研究著作多限于国别单向的接受和解读，聚焦具体问题，局部研究较为深入，但整体上缺乏双向的考察和关注，而涵盖中东欧地区对华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几近空白。

（二）中国学界的研究

由钱林森、周宁主编，丁超、宋炳辉撰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2016）是该领域拓荒性著作。该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首次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的历史关联，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学的交流，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服务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该书囊括的大量中国文献史料陆续引起国内学界和中东欧国家汉学界的关注，全书已被翻译成波兰文、罗马尼亚文在有关国家出版，匈牙利文、塞尔维亚文版本的翻译也在进行当中。

在张西平先生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及其系列成果中，由丁超主编的分卷《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中东欧国家的传播编年》（2019）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中东欧国家传播情况的编年体专书。其中绪言部分概括介绍中东欧国家与古代中国的交通与文化交流，以及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中东欧国家的译介与传播的基本成就和特点。编年部分按国别列章，细述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 八国译介、研究和出版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情况。专论部分选收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文化传播与影响的若干文章。全书中外文资料丰富、准确、翔实，对于了解相关情况，辅助研究和教学，以及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包括相关专题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宋炳辉著《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2017）以大量译介材料的整理为基础，系统回顾了东欧文学在中国译介、研究及其影响的百年历史，结合昆德拉（Milan Kundera）、裴多菲（Petöfi Sandor，1823 —1849）、伏契克（Julius Fučik，1903 —1943）、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 —1956）等作家以及世界语在中外文学关系中的文化功能等个案分析，展开中外关系视域中的“东欧文学”研究。在与中西文学关系的对照联系中，揭示以东欧文学为典型的弱势民族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意义，以期完整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转型与外来资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此外，国内还有多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陈逢华的《成长·对话·记忆——中国特定语境下的阿尔巴尼亚电影》（2018）、彭裕超的《南部斯拉夫人游记的中国形象（1616 —1945）》（2020）、舒荪乐的《奥匈帝国时期匈牙利人眼中的中国形象》（2020）等，从史料搜集、文本分析、理论观点阐述等角度深化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三）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学界普遍认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 —1897）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作为现代文化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体系，为国别和断代文化史研究树立了典范。中国学术界的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从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到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武斌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再到张国刚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等新近著述，以及肖玉秋主编的《中俄文化交流史》，在基本世界观、概念体系、整体架构、观察角度、假设推理、史料运用、叙述方式等方面，充分显示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和应用。只要我们取百家之长，恰当用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所涉及的基本问题。

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如万明、李雪涛等）都强调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应注重全球史研究范式或整体性的研究范式，强调多学科、跨文化视角，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新研究，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因此，加强全球意识、关注互动影响，应当是我们今天在研究范式上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

三、拓展研究与学术创新的空间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都在力推自身的文化产品，同时也引进出版对方的图书，尤其是文学作品，且成果丰硕，对双边文化关系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现出吸引力。《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等著作已经勾勒出相关的历史脉络，在若干点面取得了重要推进。但概而观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就其丰富的内涵而言，还是置于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的整体格局，特别是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及欧美大国的关系史研究相比，仍处于边缘和薄弱的状态，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明显差距：一是基础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不足；二是文化所涉领域的展开和多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足；三是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审视和系统研究不足；四是在该研究领域对中国学术话语建构意识不足。根据笔者的观察，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中东欧国家也没有表现出对该区域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和总体阐述的兴趣，这里还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政策、学术组织和研究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薄弱之处反倒可以拓展研究与学术创新的巨大空间，可能实现的突破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扩大考察研究范围，建立坚实多样的史料支撑。史料是研究的基础，没有丰富的史料，研究便无从谈起。对凡涉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的各种相关文献史料进行广泛搜集和整理，其中包括国别的各种历史文化关系信息、文化著译及出版状况、双向的文化交流，等等。

第二，注重学理和思想，从一般性史述提升到深层的文化对话。文化交流史的口述记录和高端人物访谈录，也是鲜活、生动和富有价值的史料，通过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交流史的见证者、亲历者的访谈，来补充史述、促进评价、扩大视域、增加维度，将成为该论题研究的亮点。

第三，深化国别研究，在局部取得新的研究突破，为整体性通史研究奠定基础。开展广泛深入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交流历史与现状的国别研究，作为撰写中国与中东欧国文化关系通史的基础。

第四，综合各种材料和视角，构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的综合体系。在汇集以上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尚属空白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通史的撰写工作。在通史的撰写过程中，将兼顾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两个层面，特别是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礼仪道德、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制度建设等方面。

以上四方面的研究拓展空间，可作为该论题的学术追求和研究的基本架构，同时也将体现它对于以往研究的独到价值，即通过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的史料搜集和整理，以及系统性、理论性的双向阐释，为中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该领域相对完整和可靠的历史，形成集成性、全景式、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成果，扩大人类对这一领域的认知，为日后我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学术研究提供全面、可靠、丰富、真实的基本史料，以及多样的研究视角、评价体系和基本观点。

四、研究方法的选择

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较为适用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第一，历史学方法。文化关系史与多个学科交集，但是具有明显的史学属性特征，特别是在文献考证、梳理、史述撰著等实践层面。因此，史学意识、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应当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方法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对于密切相关的文献学所采用的诸多方法亦当格外重视。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历史学方法有许多近似之处，但与史学中主导性的历时研究的不同之处是，它更加注重共时性研究，强调田野调查，通过研究者的实地观察、访问和直接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记录保存鲜活的资料，用各种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得出理论性评价。

第三，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涉及文化范围的文学、艺术、哲学、语言学、宗教、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分支领域，跨学科的综合考察必不可少。其目的在于通过超越以往某一特定学科的传统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新的整合性研究，以求达到全面深化的学术探索。

第四，平行比较的方法。对中国已有的研究、中东欧国家自身的研究、欧美大国的相关研究进行比照，发现其中的优点与不足；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化关系史的若干时期和问题，同中国与俄苏、中国与西欧，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和对日本、印度等其他东方国家的情况进行适当比较，发现异同与原因，对于更加全面深入阐述研究观点、提高成果的学术含量和国际影响力都很重要。

五、作为研究前提的新史料发掘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如同任何历史研究，是以史料工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史料即历史资料、历史事实，历史书写首先要搜集史料、研究史料和利用史料。

综观古今中外史家和史籍，从孔子的“文献”说、刘勰的“信史”观和刘知几的《史通》总论，到陈垣、傅斯年等现代史学大家，无不强调史料于历史研究的基础意义，这也是中国史学历来重视的传统和史学方法。刘知几提出，撰写历史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①（唐）刘知几：《史通·内篇·采撰之十五》。。蔡元培直言：“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②蔡元培：《明清史料·序》，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5 页。2008 年版《明清史料》（甲编）是在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本基础上的整理再版。傅斯年干脆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③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 年，第2 页。当然，史料并不能代替史学。

史料工作是专门的学问，涉及形式、性质、内容、版本等类别和复杂精细的分类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证和解释同样是三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全部的史料工作又贵在一新。

对新史料的发掘应当是研究起始阶段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对某一研究课题感到无从下手、无法切入、无话可说的时候，便应深入文献，广集史料，遍搜证据。以近现代中国与中东欧的文化关系为例，我们对中东欧民族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了解非常模糊，《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中东欧国家的传播编年》也只是列出了篇目信息，对某一学者或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所持观点、研究深度和准确程度并不太掌握，所以无法做更多的判断评价。这部分域外文献需要我们择其精要，辑译释评，包括系统出版，以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山东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文库”即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中国近代报刊对中东欧的报道，中东欧民族文学翻译、出版活动中的大量细节，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双边人文交流事例和文字记载，等等，也都蕴含着丰富而有价值的信息，值得钩深索隐。近年来中东欧国家的相关研究和出版也有许多新的成果，是拓展史料的重要来源。

史料需要考证，以辨其真伪，考而后信，明知善用。对中外文本、叙事和史实进行还原、比对、旁证、互校等，都是历史研究经常采用的方法。考据的深入必然是解释。客观、科学、合理、睿智的解释来自长期的知识积累，离不开独立思考、平等态度和全球视野，需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媚于权力时势，体现文化的真善、多元、包容、尊重、和谐的本质。新史料需要在人文交流中不断发掘，需要加强与国外汉学家、史学家的互动，需要沉浸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正所谓在田野发现历史。

六、专题编目工作的意义与类别

编目，即为书刊、文献等编制目录。它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某一特定范围的文献信息资源实体进行采集和分类，逐一分析、择要、描述、记录，生成款目，再按一定顺序系统整理成目录（catalogue）或书目（bibliography）的过程。

文献目录在我国有久远的传统。西汉刘向受汉成帝之命撰《别录》，对图书进行系统整理，开创了我国的目录之学。刘向的《别录》和其子刘歆的《七略》不仅是群书目录，也是西汉及先前学术史的系统总结。清代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200 卷，皇皇巨著，成为目录典范和“学术门径”。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则把校雠之学即目录学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最高境界。严谨的学术研究一向把文献目录视为入门之学。①参阅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151 —154 页。

正是遵循这样的路径方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重要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及编目。

（一）中东欧国家文化作品汉译刊印资料搜集、整理与编目

主要集中在近现代书刊和当代出版物中涉及中东欧民族和文化的内容，重点有六。

一是《申报》（1872 —1949）作为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中期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日报，所刊发的有关中东欧民族和国家文化的文章及篇目整理。

二是清末民初的其他报刊（如《时务报》《万国公报》等）登载的有关中东欧民族和国家文化的文章及篇目整理。

三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中东欧民族和国家文学作品的中译本、中国现代文学刊物（如《小说月报》）等登载的中东欧文学译文和述评等。

四是新中国不同时期译介出版中东欧文学作品版本情况，外国文学杂志（如《译文》《世界文学》等）推介的诗歌、短篇和评论，重要报刊发表的有关作品等。

五是中国对中东欧国家音乐、戏剧和电影的引进情况，包括正式发行的音视频资料。

六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中产生的中东欧文化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目录整理，等等。

国内目前已有一些专书，如《〈东方杂志〉总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初版本图典》等可资借鉴。从专深的角度来说，还要求我们对于翻译书目和篇名以及原作者，补充相应的中东欧源语言文字，以形成完整的双语信息，便于中外双向对照使用。

（二）中国文化作品在中东欧国家译介刊印资料搜集、整理与编目

聚焦中东欧国家近现代书刊和当代出版物中涉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重点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自19 世纪初至20 世纪中期，在今天的中东欧国家文化范围内编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译介出版的中国文化典籍信息，包括书名、篇幅、目录、版次、印数和书影等。

二是中东欧各国（包括独立之前）民族文化报刊上登载的有关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文章及篇目。

三是1949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交后各个时期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化著作、译介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目录，以及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和译文篇目等。

四是中东欧国家对中国音乐、戏剧和电影的引进情况，包括正式发行的音视频资料。

五是中东欧国家主要博物馆藏中国文物情况。

六是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中产生的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目录，等等。

这种工作的目的，就是一方面厘清中国图书文献中涉及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的书文线索，另一方面集成中东欧国家图书文献中涉及与中国文化的书文线索，分别形成相对完整的目录，从实证的角度展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交流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过程，为相关研究提供系统扎实的文献目录基础。文献目录本身就彰显了学术源流。

七、口述史料的搜集与高端访谈

口述历史是一种古老的记载历史方式，中国的《诗经》、孔子的《论语》、司马迁的《史记》，西方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 —前425）的《历史》（The Histories）、中东欧国家中世纪的编年史，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口耳相传的内容，成为不同民族乃至世界文学、史学的来源和基础。20 世纪40 年代美国口述史学发端，使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现代史学理念和治史方法受到重视。进入21 世纪后，随着音像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设备的普及，“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在我国也是方兴未艾。作为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口述历史源自人，尤其是亲历者的记忆，经过音像和文字的记录，用于相关史料的积累和研究，让历史事件和过程的还原更趋真实，评价视角更为多元。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也可将口述史料作为文献资料的补充，把高端访谈作为评价视角的拓展。

（一）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以鲜活的史实填补文字记载的空白和盲点，揭示历史事件和重要文化交流活动的复杂性，让更多的细节凸现，从而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目前，直接参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交流的部分文艺界、教育界和翻译界前辈人士尚在，但人数日渐减少，对他们尽快进行访谈，记录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保存珍贵的资料，已经刻不容缓，属于抢救性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还有其他一些直接参与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交流的各界人士，也值得关注。

（二）高端访谈

在中东欧国家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和变革之后，在各国普遍受到全球化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冲击的复杂境遇中，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合作”对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提供新的方案的前景下，不断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认识，阐述不同的文化观点和思考，无疑会凝聚智慧，共同推动彼此之间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外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进行专题访谈并整理成文，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口述史料的搜集与高端访谈有相似的原理与方法，目的都是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当代文化关系研究增补文献史料，更加生动具体地旁证相关事件、活动和人物。通过对政界和文化界高端人士的访谈，进一步扩大对中国文化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的认识，就人类在文化发展方面所面临的若干共同问题展开对话，探讨解决思路。

在具体的开展方式上，前期准备、问题设计、技术保障、文字定型、成果发表、著作权归属等都有一整套通行的规则，牵涉到许多复杂的细节，做好一次访谈并形成有价值的史料，对访谈人有多方面的要求。口述者与整理者、访谈人与受访人之间应尽可能有某种关联，具备良好的对谈基础。形成的文字应通过其他资料加以证实，得到口述者或受访人的审核确认和使用授权，在正式的报刊或其他出版物中发表，从而落成可靠翔实、可资征引、可以留传的史料。

八、通史撰写方面的文字与风格

任何一部历史的撰写，除史料、考证、分期、叙事、评价等基本关照外，都会遇到文字与风格问题，需要我们学习撰写技巧，思考文字与风格的处理，使之成为一部可信耐读的专业著作。

古时的史书很多系一力完成，几乎以史家毕生心血凝成，往往因其厚积、累功、广博、精深而成为传世经典。当今越来越多史书是团队编纂成果，名家担任主编，拟出大纲后分工撰写，最后再统稿编定，这已成为基本操作流程。关于以一人之力写史还是集体写史的问题，中外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杜维运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中提出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浩繁的史料，由众人之力来处理，且互相切磋，反复讨论，必有事半功倍之效。所以由一人之力写史与集体写史，可以并存。若集体写史，兼采一人写史之长，有一统领全局的人，就像司马温公修《通鉴》一样，整个由一人规划，订定体例，厘正史料，润色文字，则是最理想的写史方式。①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11 页。

然不论何种写史方式，好的史书文字都是甚为考究的，不仅要有通观的思考、清晰的脉络、合理的分期、丰富的史实、客观的分析、多维的叙事、平等的态度，还应有恰当的文字。

写史文字首先体现在本真。记述历史，贵在真实，凡及过往的人事，皆有考证出处，且文字严谨。对域外史料的汉译，应根据年代、内容、体裁、作者的不同有所区别，对早期的史料虽不必追求古汉语的文言表达，但也应严密简洁，译述明畅，“微言大义”。史述的文字据实而出，精准流畅，风格质朴，不堆砌辞藻，不追求华丽，语气平实谦和，以体现历史本身的深远庄重和撰述人应怀有的敬畏忠实。

一部史书应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文字风格应繁简有序、本固枝荣、环环相扣、前后呼应、避免重复，这就需要在撰写安排上有最优的考虑。

九、多元文化对话的视界与本质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具有非常典型的跨文化对话特征。它通过物质文明的传播、各种知识的迁移、文学作品的译介、艺术创造的欣赏、影视作品的展映等，构成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精神对话，而历史叙事更多是一种记载方式。

这种对话是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影响、全球文化的多维互动中展开的。探寻这种对话的发生和内容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每个民族和国家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接触、关注异质文化，其动机主要还是寻求建立与世界文化的关联，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学习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并融入自身文化，进而生成新的文化价值，推动本国文化建设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化关系始终具有这样的基质。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和中东欧各国文化及其世界性的历史联系有基本的把握，需要我们有多元文化对话的意识并扩大视界，透过各种史实和现象探寻其中本质性的东西，使研究最终升华到对人类文化多样化的理解、尊重、保护和传承的高度。

多元文化对话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乐黛云先生在《跨文化方法论初探》一书中认为：“我们必须努力建构多元文化共存的命运共同体，既避免原教旨主义引起的文化冲突，又要避免单边统治、一元化征服，压制他种文化，引向战争，而跨文化对话是必由之路。”②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年，第5 页。她提出的“用间距的观念来研究中欧的跨文化对话”“充分尊重与自己不同的相异性”等观点对我们的研究都是切合的指导。

文化对话的主要基础是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关系，这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头。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些大家都对文学交流史（关系史）研究提出过许多精辟见解。严绍璗先生认为文学关系的最本质表现就在于“各种文学变异体的形成，表明了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流动的文化本质，或成为各族群（或民族）文学成长或发育的标志之一，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成果的一翼，体现了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内在逻辑”③严绍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学术——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致钱林森教授的信》，第76 —77 页。。在思考和阐述过程中，“多元文化语境”“变异与变异体文学”“文化传递的不正确形式”④同上。又是关键。

钱林森先生在主持大型丛书《中外文学交流史》（17 卷）之初，把丛书的学术宗旨归纳为六点：第一，外国作家如何接受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如何对外国作家产生冲击和影响；第二，对中国作家如何接受外国文学、中国作家接纳外来影响时的重整和创造进行考察和审视；第三，中外文学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对相关思想命题进行的同步思考和不同关照；第四，中国读者（包括评论家）眼中的外国形象，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受到的本土文化制约，以及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改塑和重整；第五，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提炼展示文学交流实质与规律的重要问题，构建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的阐释框架；第六，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基点的中外文学交流史项目，必须进行的哲学层面审视。①钱林森、张叉：《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钱林森教授访谈录》，载《中华读书报》第554 期，2022 年11 月16 日。钱先生在2006 年提出的这六点要义，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今天仍可作为一种框架模式用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学关系的研发，同时也作为超越创新的基点。

十、文化关系史研究之鉴往知来

中东欧作为一个比较突出的地缘政治概念和民族文化集合体，是世界政治和文化版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最早承认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批国家，与我国有着长期的友好传统和广泛深入的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对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历史研究，可以拓展我们对中东欧国家文化的认知，厘清这些国家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科学回答这些关系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相互融通的路径等问题，为新型的中国—中东欧合作提供一种历史参照和文化视角，进而加深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当下和未来的交流合作提供强大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为形成我国作为文化大国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作出贡献。

文化关系史是一种专门史，它像其他史学方向一样是特定领域或行业发展的需要，有着鉴往知来的使命。中国绵延五千年的文明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中华文化的世界传布和影响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是一个特殊的子系，它的发生和运作规律、蕴含的经验与教训，也值得我们反思和记取。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化关系是中外共同积累的丰厚传统，对于当今相关国家的政界知史鉴今以及双边关系向史而新有特殊意义，有助于很多人正确认识中国，把好对华关系的方向，珍视本国与中华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的传统，尊重差异，摆脱困境，共同促进未来的文化交流和人类的和谐。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才刚刚开始，有庞杂的史料需要搜集整理，有许多历史谜团有待破解，有大量问题需要通过实证探颐。刘勰《文心雕龙》有曰：“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②（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反观自叹责任之重，拓荒之难，无不如此。然而，路在脚下，景在沿途，宝在山中，一切贵在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