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波 李应存 杨晓轶 张洲 任香霖 郑燕

【摘 要】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的重要分支，也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之一。本草内容在敦煌医学中涉及广泛并被大量临床运用。通过整理的敦煌医学中毒性本草内容，了解汉末至五代时期中医对毒性本草记载特征，分析敦煌医学中毒性本草的运用特点。敦煌医学卷子中体现出了该时期医家对毒性本草的运用采取积极的态度，用毒、防毒、减毒、解毒思想已经出现并逐渐完善。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敦煌医学毒性本草文献进行总结和归纳，为现代中医在临床上运用毒性本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敦煌医学；毒性本草；本草古籍

【中图分类号】R28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23）15-0008-04

DOI：10.3969/j.issn.1007-8517.2023.13.zgmzmjyyzz202315003

Abstract：Dunhuang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ateria Medica is widely involved in Dunhuang medicine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Through the contents of toxic Materia Medica in Dunhuang medicine， we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xic Materia Medic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e of toxic Materia Medica in Dunhuang medicine.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unhuang medical volume reflects that the doctors in that period adopt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use of toxic Materia Medica， and the idea of using poison to prevent poison and reduce poison and detoxification has appeared and gradually improved.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of toxic herbal medicine in Dunhuang from three aspects， and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oxic herb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Dunhuang Medicine；Toxic Materia Medica；Ancient Materia Medica

敦煌医学卷子的发掘以及敦煌医学的研究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汉唐时期的医学内容。本草类卷子是敦煌医学卷子中的重要部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敦煌医学本草卷子的研究逐渐进入高峰。毒性本草在中医药古籍中记载甚多，同时在临床当中运用也广泛。近年来中医药学界内外对于中药的毒性也相当重视，并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甚至有激烈的争论，成为当今中医药发展中的一大焦点［1］。

1 毒性本草的基本内涵

1.1 毒性的概念 中医与中药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在中医药发展史上，这两个概念时而相衍，时而相合，时而相背，表现出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2］。毒性的概念在我国历史中十分悠久，可追溯到上古时期。《淮南子》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3］在古代，对于毒的认知是让人感到苦恶的物品，对人体有害，甚至可以危及生命。在清代陈昌治刻本的《说文解字》中毒的概念为“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4］意为味道厚重，常常存在于害人的植物当中。《现代汉语词典》中将毒物解释为“进入机体后能起化学变化，破坏体内组织和生理机能的物质”，将中毒定义为“毒物进入体内，发生毒性作用，使组织细胞破坏、生理机能障碍、甚至引起死亡等现象。”［5］由此可见现代人对毒性的概念已经完全定义为可以造成不同程度损害的物质。

1.2 毒性本草的历史源流 毒性本草的诞生应与中药的诞生时间相近，都是在远古时期祖先们通过对自然界植物动物矿物等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其存在。毒药一词源于《周礼》，《周礼·天官冢宰》中载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6］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诞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其中“毒”“毒药”“有毒”这样的字眼就已经被广泛提及。《素问·异法方宜论》言：“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7］《神农本草经》中将药物按照其特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其序录中写：“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8］在这里，当时医家对药物的认识便形成了广义的毒药概念，即毒药是具有疗病攻邪作用的药物，不包括食物和补益药物，这一概念被后世部分本草著作沿袭［9］。东汉以后，临床毒理学开始得到发展［10］。《伤寒杂病论》在用方治疗疾病过程中对有毒药物的使用提出了炮制手段、减毒方法等，如“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吴茱萸一升（洗）”［11］，此类记载甚多，表明汉末时期医家对毒性本草的使用已经十分慎重，去性取用、炮制减毒等理论与方法已经完全在用药当中得到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吴普本草》《名医别录》后具体药物条目下出现了有毒无毒的描述，此处的毒性专指该藥物会造成一定的损害，与现代对毒性的定义十分相近。《雷公炮炙论》是我国古代一部集大成的药物炮制专著［12］。表现了该时期医家对毒性本草的炮制十分重视，针对毒性本草的一套采摘、剂量、配伍、炮制、解毒等的方案初步形成。隋唐时期对毒性药物的记载渐为丰富。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写道：“凡药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但毒有大小，自可随所犯而救解之。”［13］此处“毒”的含义明确为药物中含有可以造成损害的物质。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发展的又一大高峰。宋代《开宝重订本草》中载：“其言药性之良毒，性之寒温，味之甘苦，可谓备且详矣。”［14］这段文字表明，毒性已经是药性的一种，且与良性相对应，并非是作为药性的代替说法，与现代药理学中的毒性相近。李东垣在《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明确载有“十九畏”歌诀。表明毒性理论研究到达新的高度。明清时期，中医本草学研究达到高峰。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了中医药科学巨著《本草纲目》，其对本草描述十分详尽，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内容，总结了明以前对毒性本草的各类记载。清代本草著作《本草害利》则专门论述了药物损害的内容。随着朝代的变迁，对中药“毒”的认识也一步步加深［15］。毒性本草随着中医药的发展，从本草辨识到临床应用，在本草古籍中记载不断完善，同时也给现代学者留下了很大的挖掘空间。

2 敦煌医学卷子中毒性本草文献内容

在敦煌医学卷子当中，并未有单独记载毒性本草的文献卷子。毒性本草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本草类卷子中，其中包括有在卷子中明确记载有毒的27味中药，还有未记载有毒，但是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中标明有毒的22味中药。在这其中，《新修本草》卷子所载最多，最为详细。《本草经集注》卷子次之。部分药味散在于其他卷子当中。

2.1 《新修本草》卷子 唐显庆四年，经唐朝政府批准组织编写了《新修本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现存四种敦煌残卷古抄本提供了《新修本草》编例的原始模型，保存了与《证类本草》本不同的《新修本草》原序［16］。其分别为 《新修本草·序例》、 《新修本草·草部·卷十》 （P·3714）、《新修本草》 （P·3822）、《新修本草》（S·4534）。在这其中P·3714卷子所含毒性本草最多，为25味，分别为甘遂、芫花、大戟、荛花、旋覆花、钩吻、藜芦、赭魁、及己、乌头、射罔、天雄、附子、侧子、羊踯躅、茵芋、射干、鸢尾、贯众、半夏、虎掌、莨菪子、蜀柒、恒山、牙子。据现有考证，其原卷应为唐代抄本，且抄写年代当在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17］。该卷子对毒性本草记载最为详细，大多数药物都记载了性味、功用、主治、别名、产地、采集和炮制。文中还可见甘遂、芫花、大戟反甘草，藜芦反细辛、芍药、五参，乌头反半夏、瓜蒌、贝母、白芨、白蔹，即十八反药的记载［18］。这是比较早期的对于十八反内容的记载。其余卷子对毒性本草记载较少，只有P·3822卷子载有苦瓜有毒，S·4534卷子载有葫有毒。更为宝贵的是敦煌医学卷子版本的《新修本草》与其他版本还有着一些差异性内容，如大戟在敦煌《新修本草》残卷、《新修本草》（辑复本）及《证类本草》（点校本）中，采收时间方面的记载均原出《名医别录》，但三者内容却存在差异［19］。敦煌本《新修本草》中写大戟采收时间为二月，而其他版本所写为十二月。可见敦煌医学卷子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2.2 《本草经集注》卷子 南朝梁代陶弘景写有《本草经集注》，是唐代以前的一部重要的本草著作。敦煌《本草经集注》抄卷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编号0530），内容共有721行文字，卷末题有“《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系原作七卷之第一卷［20］。该卷子所属年代，不同学者考证结果不一，罗振玉认为该卷写于开元六年（718）；日本小川琢治据原卷实物考证，认为当为六朝写本；马继兴又据卷中不避北齐废帝高殷、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及唐高宗李治诸人字讳等，也认为出自南北朝时期［21］。卷子当中记载有关毒性本草的内容甚多，且与《新修本草》卷子记载内容体例不同，不再是只记述某一味有毒中药的性味功效等，而是提到了众多对有毒中药运用的理论以及有毒中药的采收、制毒、剂量及对中药中毒后的解毒方法的记载。如“而毒中又有轻重，如狼毒、钩吻，岂同附子、芫花辈耶？凡此之类，皆须量宜”［22］表现了陶氏对毒药用量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该书中载有很多解毒内容：解虫毒5条，解病邪毒3条，解药毒25条，解食物毒7条，解服药过剂闷乱1条［23］。该文献记载十分宝贵，不仅表明了当时对有毒中药运用的重视，也表现了唐以前医家已经具备了防毒、解毒思想。该卷子对于唐以前毒性本草的量-效关系以及运用安全观、药物警戒思想等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2.3 《食疗本草》卷子 唐人孟诜所撰《食疗本草》是敦煌医药文献中的重要篇章［24］。敦煌本前残后缺，王国维、唐兰等据《证类本草》校考为《食疗本草》残卷，存137行，计药26种，其所载药物“皆具治病之效”［25］。所载药味虽然不多，但该卷子却是现已发现的最早抄录本，因而其文献学术价值甚是宝贵的，尤其是对散失古医籍的辑校显得尤为重要［26］。在该卷子当中，明确在敦煌医学卷子中表明有毒的中药有吴茱萸和苦瓜。吴茱萸附方六首，苦瓜附方两首。其余还有甜瓜、胡瓜，在其它本草书籍中记载其有毒，但在敦煌医学卷子当中并未有记载。卷子中还提到“鬼毒恶疰”（S·76），现代学者刘利娜［27］对其含义进行了考释。《食疗本草》卷子的发现，表明了隋唐时期医家对食疗的运用十分重视。同时毒性本草在食疗著作中出现，也说明了毒性本草运用广泛。

2.4 其他医学卷子在其他敦煌医学卷子当中，也散在一些毒性本草的记载。如在《伤寒论·伤寒例》（P·3287）中提到“神丹安可误发，甘遂何可妄攻也”。甘遂作为毒性本草，在卷子P·3714中已经有记载，神丹的具体组成并未在敦煌医学卷子中出现，李应存教授［28］考证与《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上·发汗丸方第六》中的神丹丸方相同，其中含有附子、乌头、朱砂、半夏这四味有毒中药。仲景《五脏论》（P·2115）卷子中，多次提及有毒中药，如“半夏有消痰之力，制毒要藉生姜”，“秦艽须汗，矾石须炮”，“防葵为轻唯上，狼毒为重唯佳”等。敦煌医学医方类卷子中，包含毒性本草的医方众多，例如P·2565中的牛黄丸，本方中含有毒中药达8味之多，在刘喜平教授主编的《敦煌古医方研究》中描述牛黄丸主治证候较为复杂，当为感受秽浊不正之气，波及三焦，充斥内外所致，功用为祛邪开闭，调理升降。在敦煌医学卷子中还有道教医学及佛教医学内容，其中也用到了毒性本草，如佛家辟谷诸方甲本P·2637中的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法，其中含有贯众、朱砂；在休粮方中的朱砂、腻粉、金银箔、水银均为有毒之品［29］。卷子P·4038中含有道医医方道家补益禁方，其含有有毒中药苦杏仁。在敦煌本古藏医残卷S.t.756号中还记载着古代藏医简易的验毒、辨毒、解毒方法［30］。由此可见，敦煌医学卷子中对毒性本草的应用不仅拘于中医，还包括宗教医学以及民族医学等。

3 毒性本草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代以来，西医进入中国以后，副作用、不良反应等概念逐渐深入人心。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众科学意识逐渐增强，药物毒性逐渐被民众重视。同时随着科研手段丰富和科研技术进步也使毒性本草的研究不断增多。目前对毒性本草的药理毒理研究较多，本草的文献研究较少，对毒性本草的古籍记载内容挖掘不够。敦煌医学毒性本草在临床当中仍在运用，但是集中于附子、半夏、吴茱萸、旋覆花等常用的毒性本草，且运用次数不多，用量不大。中医临床医生对于毒性本草運用趋于保守，导致临床疗效不佳等一系列问题。

4 结语

综上所述，毒性本草是中医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毒性本草的发展从开始的“巫”“医”不分，到后来的毒性本草专指有损害的中药，中医对于有毒的中药一直采取的是积极辩证的态度来运用。敦煌医学卷子作为中医出土文献更是客观反应了魏晋至隋唐这一时期的医家对待毒性本草的辩证态度。临床安全性是临床医学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医中药密不可分，而正确对待中药中的毒性药物，尊重历史，客观、科学地利用这些药物治疗疾病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些有毒药物才能做到用毒、防毒、减毒、解毒；只要牢牢掌握这些用药规律，按照中医的理法方药理论应用中药就能减少中药不良反应的发生，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31］。基于此，本文所述希望能够为敦煌医学毒性本草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些启发与借鉴，为毒性本草的应用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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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1-13 编辑：刘 斌）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医学文献整理与应用研究中心（DHYXJD-202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敦煌医学学科（DHYXXK-2022）；甘肃中医药大学2023年度硕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敦煌医学毒性本草文献整理与特点研究（本课题由甘肃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赵剑波（1996—），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敦煌医学文献与临床应用研究。E-mail：2412803903@qq.com

通信作者：李应存（1966—），男，汉族，博士，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敦煌医学文献与临床应用研究。E-mail：14188316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