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艺瑗

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之一，与人类社会同步出现，并随着技术与文化的进步不断发展［1］。古印度和中国作为世界古代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传播活动历史源远流长，但都发展迟缓，并未在本土自发出现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萌芽。在西方商业、政治、思想的入侵下，中印两地均诞生了近代意义的早期报刊，但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比较史学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首倡的一种历史研究范式，认为以各个文明为单位的比较研究视野能够超越地域的狭隘限制，通过深入剖析比较对象的异同，可以抓住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2］。在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中，学界主要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对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欠发达国家则有所忽视［3］。本文试比较中印古代到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轨迹，挖掘西方影响下中印早期报刊诞生背后的历史逻辑，以期拓宽研究视角，加深对新闻传播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中印早期新闻传播发展脉络

（一）中国早期新闻传播发展脉络

古代新闻传播可以分为原始新闻传播、手写新闻传播和印刷新闻传播三个阶段，文字的出现可以说是开启手写新闻传播时代的标志［4］。中国汉字历史悠久，现于殷墟遗迹的刻字甲骨被认为是汉字起源的早期物证。此后，青铜器、石刻、竹简、绢帛等多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字被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记载律法、记事传信等地方；至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信息传播在空间和时间的跨越上实现质的飞越。有实物可考的新闻传播活动最早可溯自唐代邸报，用于上传下达政令政事等朝廷新闻，为维护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具有官方性和宣传性的特征。随着印刷术的改进和流行，另一种民间小报在宋代兴起。这种非法出版的非官方报纸主要刊登官报禁载的新闻，打破了官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垄断和封锁。明清时期，官方的新闻管制政策则趋于严厉，报纸彻底沦为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工具。

中国古代报纸历史源远流长却发展缓慢，直到封建政治和思想制度在西方侵略下崩溃瓦解，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和新闻思想才得以出现。中国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于1815年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该报以附会儒学的方式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刊登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这类宗教性报刊意在披着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虚假外衣实施文化入侵，教化中国民众，为侵华活动收集信息，具有试探和迎合的意味。鸦片战争后，传教报刊开始“由教转政”，诸如《遐迩贯珍》《万国公报》等以时事新闻和评论为主体的报刊开始涌现；为了满足市场信息交流的需求，商业报纸如《广州记录报》《申报》等也应运而生，并实现了“由商转政”的重心迁移。这一时期的报刊实现了向新闻纸的转变，对中国传统的新闻思想理念进行了更新，为国人自办民族报刊创造了条件。

（二）印度早期新闻传播发展脉络

古印度文明发源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据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ortimer Wheeler）的考察，印度河文明现存最早的遗迹为哈拉帕文化，可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其覆盖范围北抵今印度北部，南至阿拉伯海，主要区域与今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国土重合。在1922年的考古发掘活动中，2000 多枚刻有象形文字的印章从哈拉帕遗迹出土，这意味着古印度文明在当时已经孕育出了印章文字［5］，可见印度同中国一样，从很早开始就具备新闻传播的发展条件。但古印度文明的新闻传播发展却十分缓慢，上古时期较为典型的新闻传播，如今有遗迹可考的只有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68—232年）在山岩和石柱上雕刻的诏书［6］。受西方影响，印度最后一个古代王朝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的宫廷开始流传手抄新闻信。这种新闻信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充当“皇帝的耳朵和眼睛”［7］，帮助皇帝获知地方民情。随着西方传教士踏上印度的国土，印刷媒体被引入印度并用以出版宗教书籍、传播教义，但传播效果不甚理想，且并没有催生报刊业的萌芽。直到英属东印度公司带着资本和战火占据这片土地，印度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报刊。

印度第一份较为正规的报纸是英国人希基（James Augustus Hickey）于1780年创办的《孟加拉公报》，全称为《希基氏孟加拉公报或加尔各答大众广知者报》（Hickey’s Bengal Gazette or Calcutta General Advertiser，1780—1782年）。该报为英文周报，主要刊登商业广告与对公民个人事务的批评。现存有《孟加拉公报》1781年的报头，上面宣称：“这张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周报向所有党派开放，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

随后几年内出现的数家报纸，如1784年创办的《加尔各答公报》、1785年创办的《孟加拉新闻》等，均以英文为主要语言。印度的近现代新闻业不仅完全由殖民者建立，早期的印度报刊也大多围绕政治、经济话题，主要满足在印英国人对商业信息和家乡新闻的需求，或是发泄对东印度公司及政府当局的不满，并不关心印度本地事务。相比《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遐迩贯珍》的转变，印度早期报刊的诞生一开始就以服务英国人为本位，具有浓烈的殖民地色彩。

二、新闻传播在古近代印度发展的困难与突破

秦始皇统一文字、畅通邮路，为信息的传播打通了道路；蔡伦改进造纸术、毕昇发明泥活字，大大削减了信息记录和存储的时空成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阻碍了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自由发展，但技术的积累让中国人得以在西方铁蹄践踏下迅速把握转型契机，争夺办报主动权，围绕近代政治报刊发展起一个个开化民智、团结战线的反帝反封建舆论阵地。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并没有在漫长的文明发展中积攒出足以使新闻传播业发生质变的技术基础。社会需求的单一和传播条件的障碍让印度的新闻传播在古代发展缓慢，从而只能被动地依赖西方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入侵来实现新闻传播事业向近代转型，并使新闻传播长期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成为其维持殖民统治的工具。

（一）单一的社会需求

从祭祀神曲《梨俱吠陀》到民间史诗《罗摩衍那》，自文明诞生之初，印度河流域的人们就热衷采用诗和散文形式为主的信息传播方式，其信息传播主要围绕宗教特别是佛教内容［6］。在围绕宗教建立起的一整套社会秩序下，古代印度对宗教信息的传播需求大于对其他信息的传播需求。如阿育王颁布的石刻法敕，均为宣传佛教教义和宗教道德，只在抬头或文末记载下阿育王到圣地朝拜的时间等信息［8］。也就是说，在宫廷中，皇帝对获取各地方信息的需求催生了手抄新闻信的流行，这套仅面向统治阶级服务的新闻采集系统一直延续到1857年［7］。而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社会阶级固化严重、尊卑分明，农耕文明趋于稳定，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诞生的条件，也就无法产生更多的信息需求。

以1498年顺着新航路来到印度海岸的葡萄牙人为开端［9］，荷兰、英国、法国先后来到印度攫取利益，最终以英国人的绝对胜利告终。1757年，英国人在与印度人的决战——普拉西战役中获胜，此后便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始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暴力掠夺中，印度被卷入了商品与市场的旋涡，大量的信息需求开始产生。与此同时，过分的掠夺带来了农业停滞、手工业衰退和商业萧条，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解雇的人们开始心生怨怼［10］。对信息的需求和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为印度早期报刊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二）传播条件的障碍

古代印度虽然早早孕育出文字，却没有孕育出造纸术和印刷术，文明亦被束缚在宗教的外衣之下。直到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民众都尚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1542年，葡萄牙派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到印度果阿传教，沙勿略在寄给葡萄牙国王的书信中曾提到，果阿的天主教徒“道德荒废，连教理都不知晓”“虽然接受了洗礼，仍过着与周围异教徒毫无区别的生活……只知道自己是天主教信徒，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知晓了。”［11］

但技术的不足和人民的蒙昧并不是传播受限的主要原因。自15世纪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开始，印刷术就不断被应用于宗教书籍的印刷，亦成为传教士们海外传教的有力武器。也正因为此，中国的近代报刊以传教士办报为开端，经历了从传教报刊到新闻纸的转型。印刷术同样随着西欧传教士的到来早早地传到了印度，却并没有像在中国一样首先孕育出传教士报刊。这是因为在印度，新闻传播的发展还面临着多民族、多语言、多信仰的障碍。

传教士们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学习了解当地宗教的教义，针对性地推翻当地民众的原有信仰，并取而代之。印度历经多个王朝，且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信仰繁多，给传教布道活动造成了一定困难。同时，印度的高级种姓婆罗门掌管着宗教和教育的权力，高贵的身份和对自身阶级利益的维护使他们无心理解传教士们所宣扬的教义。1544年1月15日，沙勿略在于柯钦写给欧洲耶稣会士的信件中描述了自己与婆罗口僧侣的接触与辩论，并得出结论：“处于较高地位的种姓婆罗门司祭不可亲近……他们是新信仰的主要反对者，他们对住民有着广泛的影响。”

此外，在编写宗教书籍的过程中，复杂多样的语言体系也给传教士们带来了麻烦。印度地理构成复杂，地域分散，外族入侵进一步导致地方分裂，以至于印度历史上少有统一的大王朝，长期处于政治和文化的分割中。这也使其语言系统十分复杂，传教士们难以掌握。语言和信仰的不统一让纸质媒介在传教活动中效果大打折扣，也就难以发展成为传教士报刊。

但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进驻，障碍被一个个击破。英国人用武装和鲜血完成了印度的完全统一，英语作为执政者的官方语言顺势逐渐推行开来，语言和地域的桎梏得以突破。资本主义的巨轮碾压过境，印度的交通通达程度也有所改善。加之以往与宗教捆绑的种姓制度随着封建王朝的名存实亡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也比以往有了更加强势的立场进行传教。混杂着政治、商业、宗教诉求的印度现代报刊就这样走上了发展之路。

三、结语

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印度和中国都曾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也都遭受了西方国家的资本入侵和殖民侵略，两国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报刊都是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之下诞生的。但中国在实现传教士报刊从新闻纸转变的同时逐渐发展出本土的新闻报刊业，而印度的早期新闻业却在产生之初就彻底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并长期成为东印度公司巩固殖民统治的政治工具。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早期传教士报刊具有一定的试探性和迎合性，而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统治历史中打通了信息传播在语言、思想、交通、媒介技术等方面的障碍，因而得以在受到西方文明冲击之时抓住机遇，创办了国人自办的民族报刊。但西方传教士在印度的早期布道活动效果不甚理想，信仰、语言、技术等传播条件的障碍阻挠了传教士报刊的产生。东印度公司进驻后，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全方位陷入英国掌控的印度已经不再具有被试探和迎合的价值。无论是沦为发泄物的失业雇员办报，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掌权者办报，都俨然成为英国本土思想、自由与权力之争的战火之延续。尽管如此，印度早期报刊的出现仍然为印度打破语言藩篱、吸收先进文化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为印度日后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