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宇卉

一、《鲁滨逊漂流记》的创作背景

《鲁滨逊漂流记》创作于18世纪这个充满霸权主义与冒险精神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与同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语言朴素平实，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映射了鲁滨逊是笛福的代言人，笛福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借由鲁滨逊得以展现［1］。

二、具有征服欲望的殖民者

殖民者极为擅长以传播文明的名义，在殖民地进行疯狂掠夺和野蛮统治之实［2］。《鲁滨逊漂流记》正是一部将殖民美化为教化蛮夷并传播文化的作品。

鲁滨逊的殖民者特征从小说的开篇便已有显现，并在其被困小岛后达到高潮，在其回到英国后荡存余温。鲁滨逊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本可以按照父亲的安排过上平静而优裕的生活，然而一心想外出闯荡的他不安现状，渴望冒险，最终选择航行于危机四伏的大海上，这是鲁滨逊殖民野心的初次体现。鲁滨逊在登陆荒岛后，充分利用岛上的自然资源打造了一个可用于藏身的住所，制作了一系列工具与生活用品。他种植作物，圈养动物，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自由使用小岛上一切资源的权利，完成对小岛这片自然地的占有与征服。当然，仅仅完成土地殖民的鲁滨逊远不能被称作一名真正的殖民者。在拯救星期五之前，鲁滨逊曾有过“我想要找到一个仆人”的念头。我们可以看出，鲁滨逊拯救野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个仆人［3］。在拯救了星期五之后，鲁滨逊教授他英文和“文明人”的生存方式，向他灌输基督教思想。在鲁滨逊眼里，这是文明文化给予野蛮文化的救赎，笛福在这里巧妙地对殖民主义进行了美化与粉饰。看似把星期五当作朋友的鲁滨逊实质上在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对其进行奴化，最终使自己成为“主仆王国的绝对掌权者”。此时的鲁滨逊已经在“荒岛殖民”的过程中感受到至高的喜悦，进一步助长鲁滨逊殖民情绪的是他又从野蛮人手中救出了两个俘虏，此后的他骄傲地认为“整座岛屿归我名下”并以“全权的君主”自恃。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开拓、发展过程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帝国殖民地建构的过程，是西方殖民主义向海外进行殖民开发的一个缩影［4］。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笛福不仅刻画了鲁滨逊与生俱来的殖民野心和殖民天赋，还借鲁滨逊之手描绘出殖民主义对于18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无限魅力。在结束了28年的荒岛生活后，鲁滨逊返回英国定居。他结婚生子，成为拥有五千英镑的富翁，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却始终对那个陪伴他走过28年风雨历程的小岛念念不忘，牵挂着他的“殖民地”和“臣民”［5］。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令18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魂牵梦萦的是征服的欲望得到满足，也是殖民带给他们的无限权利。

三、新时代的劳动者

在鲁滨逊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劳动者勤劳节俭的品质。早在鲁滨逊被困荒岛前，这种勤俭就已有体现。在第二次航海结束后，鲁滨逊并没有挥霍在非洲经商时获得的财富，他将其投资于种植园的建设上，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登陆荒岛后，鲁滨逊依靠顽强的毅力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创造力的生产活动，经历了人类从采集、渔猎到种植等生产发展过程，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劳动者依靠人类智慧和顽强精神进行劳动创造的优良品质。在荒岛上，鲁滨逊几乎不给自己休息的时间，笛福通过塑造鲁滨逊这样一个能够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勤劳节俭的冒险家形象对懒散怠惰的封建贵族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进一步宣扬18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实干精神。

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劳动心态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28年的荒岛求生中，他的劳动心态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变化，而这次心态上的变化来源于基督教对身处恶劣环境的鲁滨逊的短暂洗涤。至于为何是“短暂”的洗涤，后文将做进一步探究。在鲁滨逊初登小岛时，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但一场大病与一本《圣经》赋予了鲁滨逊的劳动更深层次的意义。在鲁滨逊飘落荒岛的第二年，他突然得了疟疾，脑海中回响着父亲不让他出海的劝诫，心中充满痛苦与悔恨，因此他不停地忏悔祈祷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宁静。直到有一天，鲁滨逊想起了巴西人吃烟叶治病的方法，他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他的灵感，于是打开箱子寻找烟叶，同时也找到了一本《圣经》。鲁滨逊顿时觉得自己既找到了医治身体的药，也找到了医治灵魂的“药”。也是在这时，鲁滨逊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的告解与祈祷。在鲁滨逊的思想被《圣经》引向“更高层次的事物”后，他就与海岛（以及海岛象征的自然）获得了和解，其“内心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舒适”［6］。病好之后，他游历观察全岛，在劳作中感受自然与神的旨意，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不再是待征服的对象，而是滋养他的沃土，是神意恩宠的体现。此后鲁滨逊心中的劳动生产便不只是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更多的是打造自身家园的伟大壮举。

四、利益至上的商人

鲁滨逊开启航海冒险的原因不局限于前文提到的殖民野心，也在于他不安于长处中产阶级的境地，并渴望摆脱在经济生活中的平庸身份。正是如此，航海中的风暴与灾难在渴望财富与利益的鲁滨逊面前显得极其渺小。他先后进行了四次航海，并在冒险的过程中寻找一切能汲取财富的机会，而鲁滨逊独特的商业思维也随着故事的发展层层显露。在逃脱了摩尔强盗的魔爪后，鲁滨逊将在贸易中获得的财富投入种植园的建设中，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以谋求更多的利益。在这之后，为了增加种植园的劳动力，鲁滨逊再次出海进行奴隶买卖，他知道这次旅程是充满风险的，但是他“却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盲目地服从着幻想的驱使，把理智丢在脑后”。尽管鲁滨逊最终因这场贸易流落荒岛，他也依然没有放弃对财富的积累。荒岛上的钱没有任何用处，然而当鲁滨逊看到失事船上的钱时，他笑了起来并把它们拿走，仔细地包在一块帆布里。当他离开荒岛时，仍不忘带走这笔钱。在前文有所提及，鲁滨逊十分享受在荒岛上的绝对权威，那么他为何要离开这个“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君主兄弟统治得更加幸福”的地方呢？笔者以为，鲁滨逊的离开是屈从了贸易诱惑的结果。他意识到，荒岛上“传统的君臣关系无法适应自由贸易的需求，进行自由贸易需要的是民主平等的身份和民主的政治。”［7］在“行政控制”与“绝对利益”之间，鲁滨逊毅然选择了后者。相比于直接赞扬，笛福选择通过描述鲁滨逊求取财富的过程来侧面讴歌资产阶级在追求财富与利益时所体现出的坚韧与顽强的精神。

五、逐渐虔诚的基督教徒

《鲁滨逊漂流记》中多次化用《圣经》中的故事与意象，在情节的发展中逐渐描绘鲁滨逊由无神论者向基督教徒转变的过程。

航海前的鲁滨逊并不信教，但在荒岛上，鲁滨逊对上帝的信仰逐渐得到升华。每从一个小灾难中幸存一次，他对上帝就愈发虔诚一些［8］。但如前文所提，《圣经》对鲁滨逊的洗涤是“短暂”的，上帝只是他面临磨难、病痛与绝望时的精神寄托。小岛上的鲁滨逊每当遇到困难时都会诵读《圣经》，不仅如此，他还将上帝普世济民的理念灌输给星期五，成功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对星期五进行了殖民思想的渗透。不可否认的是，鲁滨逊对上帝的信仰逐渐在《圣经》的引导下日渐虔诚，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在染上疟疾时，他大叫：“上帝，救救我吧，我是在大难之中啊！”在遇到野人时，他被《圣经》中的话语所安慰。但在离开小岛后，他再也没有向上帝祈祷过。

纵观鲁滨逊“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上帝的需要是充满功利性与即时性的，因此我们是否能将鲁滨逊称作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还有待商榷。但作者笛福作为一个真正的清教徒，其借《鲁滨逊漂流记》传播清教思想与信仰自由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18世纪的英国独尊国教，并对国教以外的新教派及其信徒加以限制与迫害。在宗教思想上，笛福受洛克等哲学家的影响，反对专制，主张信仰自由，对国教的专制政策十分反感，因此他借鲁滨逊的基督教徒身份集中体现并宣传了自己崇尚清教与信仰自由的宗教观念。

六、多维角度的建构者

马斯诺的五大层次需求理论强调人类各种基本需求的出现一般是按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顺序。荒岛上的鲁滨逊不仅实现了多维角度的建构，还在建构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自身五大层次需求的满足。

初登荒岛的鲁滨逊迅速通过采集食物、捕鱼打猎等生产劳动解决了生存问题，成功满足了第一层次的需求。随后他开始将目光放置于安全需求上，他搭建帐篷，并在帐篷周围插了两排“结实的”“顶上都削得尖尖的”木桩，并用“从船上截下来的那些缆索”将木桩做成了一个“十分结实牢固”，不管是“人还是野兽”都“无法冲进来或攀越”的篱笆。在鲁滨逊的空间建构下，一条界限被划分出来，界限之内是鲁滨逊为自我打造的安全空间，它是现代社会秩序、文明和理性的象征，而界限之外则代表着荒岛上的危险、混乱与野蛮。除了建构空间，鲁滨逊还以顽强的现代性时间观念建构时间，让“自己在岛上的生活不至于在茫茫时间之海中变得虚无”［9］。在鲁滨逊建构时间的过程中，另一条界限出现了，即充满理性的现代性生活与苟且偷生的动物性生活间的界限。在空间界限与时间界限的双重庇护下，鲁滨逊获得了安全感，满足了第二层次的需求。

《鲁滨逊漂流记》的原型亚历山大·塞尔柯克被困荒岛4年零4 个月，时间仅为鲁滨逊的七分之一，可当其获救后，塞尔柯克已经忘记了人类的语言，完全变成了一个野人，而鲁滨逊在获救后依然可以恢复文明人的生活。虽然鲁滨逊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其故事具有传奇性色彩，但笛福在创作过程中十分注重故事的真实性，他是如何合理地保留了鲁滨逊回归文明社会的能力呢？笛福通过塑造星期五这个人物形象来满足鲁滨逊的第三层次需求和第四层次需求，即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这为鲁滨逊的顺利回归增添了合理性。尽管鲁滨逊与星期五的相遇发生在他登岛后的第26 个年头，但星期五的出现一次性满足了鲁滨逊两个层次的需求。在向星期五传授知识、进行文化殖民的过程中，鲁滨逊进行了久违的社交活动，并感受到星期五作为“仆人”对“主人”的尊重。因此，我们可以将星期五的出现看作是笛福给予鲁滨逊回归文明社会的一次演练机会。

那么鲁滨逊又是如何完成自我实现的呢？这有赖于其对自我主体的建构。而自我主体的建构一方面得益于鲁滨逊在航海前对父亲的反叛，另一方面依靠其在空间、时间与自我信仰上的建构。在航海前，鲁滨逊摆脱父亲为他设计好的稳当道路，割裂了“维系传统家庭伦理的纽带”［10］。他从熟悉的中产阶级世界跳离到陌生的海洋世界，在一次次的冒险中塑造着自我的现代主体性。在荒岛上，通过对空间与时间的建构，鲁滨逊将自身视作具有主体性的现代人。同时，他也完成了对自我信仰的建构。最终，通过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双重建构，鲁滨逊逐渐获得了自我实现。

鲁滨逊在荒岛上进行的实践活动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不断满足自身五个层次需求的建构活动。同时，笛福也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了建构，以此契合18世纪初期英国试图以话语权力瓦解海洋双雄霸权地位的政治策略。

七、结语

“人们如果要重新抓住资产阶级在它的年轻的、革命的、上升时期的旺盛而自信的精神，那么最好的导引无过于笛福与《鲁滨逊漂流记》。”集殖民者、劳动者、商人、基督教徒与建构者身份于一身的鲁滨逊，是18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其光辉的艺术形象也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起到启蒙与推动的作用。

《鲁滨逊漂流记》作为启蒙时代的小说鼻祖，还有许多值得阐释的空间。本文着眼于分析鲁滨逊的五重身份及其体现出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抛砖引玉。笔者学疏才浅，若有疏漏，请后续学者加以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