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高佳

一、康德自由观的理论渊源

康德“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将理性的认识能力加以限制，从而为理性的实践能力留下了余地，也就是为自由的领域开辟了道路。康德的哲学革命是对西方哲学认识论上的一次颠覆，这次颠覆是在解决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的背景下产生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相互激烈地批判着对方却又无法解决自身所陷入的困境，直到康德带来了“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他借用当年哥白尼将太阳与地球颠倒过来的思路将对象与知识的关系颠倒，与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理论所要求的知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不同，康德提出用对象来符合我们头脑中的先天认识形式，知识经由一张先天大网的过滤来到我们头脑之中，所以知识也是先天的。经验为知识提供了材料，而主体为知识提供了将这些材料加工整理的形式，那么知识的材料是经验的，知识的形式却又是先天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证明了，同时也满足经验论对于经验的追求。康德区分了“物自体”和“表象”的概念，那些被主体先天认识形式的大网过滤后被我们所接受的事物就是“表象”，而大网之外的所有事物就是“物自体”。因此，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消极意义也逐步显现出来：未经过滤的“物自体”是人们无法认识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二章中说：“实践理性的对象之概念，是指通过自由所产生的可能结果的一个客体表象。”实践理性也就是自由领域，康德认为如果无限地扩展理性的认识能力会导致一切都变成了必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便丧失了，所以他强调要通过限制理性的认识能力，而为自由留下地盘。

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完成了认识论上的颠覆，进而为自由实践领域开辟了道路，卢梭的反思使康德开始思考自由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卢梭意识到了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在他看来，虽然随着科学理性不断发展带来的物质化成果愈来愈丰富，也产生了自由被压抑的后果，即科学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在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中，人类陷入了自由平等丧失的状态，自由丧失在对于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之中。特别是像同时代拉美利特这样极端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将人比作机器，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只不过是多几个发条和齿轮而已。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区分了两种不平等来阐明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一种是自然不平等，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卢梭主张重返自然状态，即重振自然的自由，而后他又意识到返回自然状态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于是，他提出了道德自由：只有通过道德自由，人们才能做自己的主人，而在其他缺少道德自由的状态之下，人们只是被自己的欲望所奴役着，但是自由就是人们真正做自己的主人。从卢梭对于道德自由的表述中可以发现，他已经将道德法则这一概念引入了自由，在社会契约下，道德和法律的平等代替了自然所造成的生理不平等，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而康德区分了人类的理性，一种是认识功能也就是理论理性，它必须遵从的是自然法则。另一种是意志功能，也就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自由的领域，它应该遵从的是道德法则。康德的这种区分有着卢梭两种不平等区分的影子，道德在康德的自由观中同样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意志自由

康德对意志自由的表述：理性的存在完全遵守理性自身去订立法则。要全面理解意志自由的定义，首先就要搞清楚康德所区分的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他说：人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事物可以分为表象和物自体，因为事物的双重性决定了人的双重性，所以人也一样可以被分为两面，一方面被自然法则所支配，另一方面又是遵循道德法则的。人类与所有生物一样都必须服从于代表着必然和束缚的自然法则，而代表着自由的道德法则是人类作为一种理性的人所可以选择遵循的法则，摆脱限制和寻求自由就是意志自由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所要起到的作用。

虽然意志自由摆脱了必然限制，但是意志自由是理性的，不等同于放纵，它是与需要相对的。关于自由，康德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无止境的狂欢等等，这些随心所欲不能称得上真正的自由。在康德看来，这些所谓的自由行为说得高级一些是身体的自然本能需要，说得通俗一点便是放任。像动物一样去寻找快乐或满足欲望不是真正的自由行动，它反而使我们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

在康德的自由学说中，意志自由和道德法则是互相支撑的，他通过道德法则来印证自由的实在性，提出了三条鲜明的道德原则——第一，“普遍性公式”，即“你的行为要使你的准则通过你的意志上升为普遍的法则”。第二，“质料公式”，即“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仅仅只看作是手段”。第三，“自律性公式”，即“每个有理性者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第一条道德原则阐明了意志自由的普遍性。自由的定义就是人的意志将理性自身奉为法则，理性自身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性法则与自然法则不同，如果将自然经验奉为法则，那只是个人的幸福原则，而不具备普遍必然性。有一个关于诚实的经典例子：当一个杀人犯追杀一个躲进你房间的无辜之人，杀人犯问你是否有人藏在里面时，康德认为你不能撒谎，但是也要同样表明自己会和杀人犯拼命，诚实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法则。第二条道德原则体现的是意志自由的目的性和动机性。道德是一个人的行为和动机之间的某种关系，不受外界因素强制的行为才可以称得上是道德的行为，不能仅仅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这个行为是否道德。例如，现在一些人迫于舆论压力向贫困地区捐款，虽然行为结果是好的，但是动机不一定是良善的。甚至对于自杀在康德看来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主张每个人将自己和他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第三条道德原则凸显的是意志自由的立法性。意志所要遵循的理性法则是由我们自己订立的，我们既是理性法则的遵循者又是立法者，我们其实是在遵守自己订立的法则。由此可见，康德的自由观或者说是伦理道德观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自由观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三、意志自由的困境

（一）道德普遍性法则的合理性质疑

如果自律即自由是一条真理的话，康德自己无疑就是非常自由的人，他将自律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相对于西方一些将自己主张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实际生活割裂开来的哲学家来说，康德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贤哲。但这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不近人情的，所以康德的第一条道德法则——普遍性法则就很容易受到冲击。如上文所说的杀人犯追杀无辜者的例子，康德认为在道德的法则中不撒谎就是一条具有普遍性且追求绝对标准的法则，并且对于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康德的观点的确很适合培养出一个高素质的有道德之人，但是如何保证不撒谎就是大家都普遍同意的道德法则呢？当面临上述境遇时，有的人会选择不撒谎来遵循理性至上的标准，但是有的人也会选择帮助那个无辜的人，并且后者会认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才是更加理性和更加具有道德的行为。康德的主张消除了主体的特殊性和条件性，他所追寻的道德准则并不适用于所有主体，不具有严格的普遍性。

（二）自由被困在理性与道德的境地

康德说自律即自由，实践理性是自由的领域，实践理性的法则也是道德的法则。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人和一切自然事物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但作为一个理性存在，人的行为遵循理性本身的规律，即遵循严格的道德规律。由此可见，康德的自由观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人类的理性和道德法则。人被理性高度支配着，我们不再是感性、欲望、冲动的奴隶，却又被严苛的道德法则再次束缚住了，我们不能否认人始终是具有欲望和本能的存在者。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及存在主义的奠基人克尔凯郭尔曾经指出，西方近代哲学一直在强调理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受个人意志和情感控制，科学精神和理性才是始终主导着我们的，但是这些严苛的要求忽视了我们是存在着的和生存着的人。

我们不仅是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存在者，所以自由的定义不能仅仅被困在理性与道德领域，既然自由是人所追求的无限性，那么自由必须和人的本质之一，即和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自由不单单是严格的理性发展，还应该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

（三）走向上帝的自由观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这段话也被刻在了康德的墓碑上，可见与先验自由密切相关的道德法则在康德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却无法证明先验自由的存在，于是他通过划分现象与物自体的方式为自由提供可能性。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代表着的是不可知的领域，而只有现象界才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并且现象界中不存在自由，因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只有在物自体领域才有着自由的可能性，这就陷入了不可知的迷雾。于是，康德不得不对上帝加以悬设来保证自由的实现，体现出他哲学中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再次上演了哲学家走入困境后又搬出上帝的历史悲剧。康德一边崇尚道德和自由来为理性的实践能力即自由开辟道路，而另一边又将自由推向不可知的领域；他一边提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另一边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更本质的上帝概念，所以康德的自由观走到最后的归宿是可悲的、无奈的和矛盾的。

四、对康德自由观的扬弃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在哲学史上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通过颠倒知识与对象的关系，将哲学的焦点聚焦到人本身。康德批判了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所提出的快乐和痛苦主宰着人类的观念，在康德看来，自由的对立面就是需要。虽然康德的哲学也为实践的领域开辟了道路，但是这条道路通向的不是现实世界，而是形而上学，最终寄希望于先验的上帝。康德的本体论带有一种悲观色彩的先验性。

自由本该是人们创造出抵抗压迫、摆脱限制的终极关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与发展，西方自由思想异化的弊端开始逐步显现。这种异化指的是自由反过来奴役人们，这种所谓自由带来的奴役实际上是少数人利用自由的名义对于大多数人的奴役。人所拥有的自由时间充分与否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通常来说，资本家也比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大部分资本家是通过剥夺他人的自由来增加自己的自由时间，如同寄生虫一样吸食着劳动者的自由和成果。这是一种劳动的异化，也是自由的异化。就资本家和劳动者来说，主体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是出现劳动异化和自由异化的主要原因。资本家的觉悟不够，所以他们只追求于满足私人财富。劳动者的觉悟不够，所以他们只能被资本任意裹挟，牺牲掉自己的自由时间，也就是失去了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

康德说自律即自由，实践理性是自由的领域，实践理性的法则也是道德的法则。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人和一切自然事物都必须遵守自然规律，但作为一个理性存在，人的行为遵循理性本身的规律，即遵循严格的道德规律。由此可见，康德的自由观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人类的理性和道德法则。人被理性高度支配着，不再是感性、欲望、冲动的奴隶，却又被严苛的道德法则再次束缚住了，我们不能否认人始终是具有欲望和本能的存在者。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奠基人克尔凯郭尔曾经指出，西方近代哲学一直在强调理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受个人意志和情感的控制，科学精神和理性才是始终主导着我们的，但是这些严苛的要求忽视了我们是存在着的和生存着的人。我们不仅是理性的人，也是感性的存在者，所以自由的定义不能仅仅被困在理性与道德领域，既然自由是人所追求的无限性，那么自由还要和人的本质之一，即和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自由不单单是严格的理性发展，还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同样也是应该包含所有人性的特殊性在内的范围，而不是只适合少数自律之人的绝对道德自由。人们会因为自己是具有特殊性和社会性的存在者而对不同的道德准则做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不同的对象会对同一种行为做出不同的看法与选择。

五、结语

康德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哲学革命使人们关注主体自身，他的批判哲学为自由开辟了道路，并启迪人们追求自由。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自由观存在很多的缺陷，并没有探讨到自由的深层本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对康德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哲学的继承，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