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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观视角下“盛唐气象”美学研究

2023-09-03崔海胤

名家名作 2023年1期
关键词:气象美学

崔海胤

一、天下观视角下“盛唐气象”产生的历史演进逻辑

天下观产生于中原美学区,并且其思想影响深远。最初的天下观以“京城中心论”为主,认为京城是华夏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包括四海八荒的天下的中心,并且四海八荒胸怀博大,能展示其开放性,之后的大一统政权都自居为天下的中心。部分历史学相关文献从多元互构的视角分析中华民族是怎样组成的,虽然这种思路不属于美学史研究中的天下观,但殊途同归,历史学中的这种思路有助于论证天下观在美学史构建中的重要性,为美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史实基础和方法论,美学史研究的推进也可以丰富历史的文化价值,如陈寅恪先生就谈到过河西学脉对于儒家文化传承之重要性。从政治角度来讲,所谓的“天下”一定是有边界的,不论是哪个王朝,其疆域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但美学的交流边界要远远大于实际疆域,其影响范围会不断扩大,内涵也会不断丰富,并会为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美学价值。用天下观的视角分析中国美学史的进程,可以从横纵两方面同时入手着重分析在这一进程中各个亚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唐代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一时期的美学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理论与实践都达到了古代中国社会、文化与美学前期的高峰,而且处于中国美学由前期向后期转型的关键期。

(一)“盛唐”局面形成的历史背景

唐帝国的创建者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该贵族集团也是唐代历史中举足轻重并能影响帝国命运的一个群体)的后代,其有着草原民族血统和治国理念,且能够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北周统治者宇文泰的一个有效的整合方式就是复周礼[1]。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能把周礼制定并执行好,能为北方多民族人群提供更强的文化认同感,这为唐代打造一个完整多民族帝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也推动了大唐帝国正式结束了东亚大陆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到了唐太宗统治时期,国泰民安,社会繁荣,李世民制定的一系列与边疆少数民族相关的政策也使得大唐与边疆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维持着较为稳定且和平的关系,甚至凭借李世民的个人魅力使得边疆政权尊称其为“天可汗”[2]。繁荣局面直到唐玄宗时期达到顶峰,使唐代进入极盛时期,各类艺术都在多地域、多民族的审美元素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波澜壮阔的边塞诗、宗教题材的绘画得到重视、龙门石窟的扩建还有唐玄宗对外来乐舞改造而成的《霓裳羽衣舞》等等。

从天下观的视角我们能够看出,“盛唐”局面的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唐代前所未有地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稳定的帝国,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美学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二)“盛唐气象”成为审美形态的理论依据

气是中国哲学的核心特点之一,其关于气的哲学思想也贯穿了中国美学的发展[3]。中国哲学认为,气是存在于宇宙间的一种元气,天地万物也由此而生,气也荡漾于天地之间,而人的存在也离不开气,这也是中国哲学中生命观之体现。这一思想也让中国艺术把“气韵生动”奉为最高准则之一,也让中国人的生活充满生生之气、活泼之气,也使得中国美学拒绝死气沉沉。而到了唐代,多民族大一统的帝国使得气变得更具凝聚力,更具宏大气魄,充满了雄强野逸之气、雄浑悲壮之气。从唐代开始,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并使气的内涵不断扩充。

中国美学是摹仿和表现的统一、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的统一,它统一于“象”[4],天下观视角下的“盛唐气象”更是如此。《周易》以“观象授时”、中医重“藏象”之学等,说明“尚象”及对意象符号的系统运用,已成为中国人思维或审美的一种主要方式[5],使得观物取象、味象、尚象等成为中国式审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审美体验。天下观视角下所“观”的盛唐时期的“象”有其特别之处,如作为胡汉混血的唐代所创立的大一统格局,所带来的多元一体的宏大气魄;各艺术门类在创作方式、媒介、风格上兼容并包、兼收并蓄、齐头并进,如青绿山水的手法与风格广泛应用于敦煌壁画、宫廷乐舞集多民族特色、李诗张书的个性表达等。诸如此类的“盛唐之音”凝聚成属于盛唐的天地之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唐之象,最终形成“盛唐气象”,在基于盛唐之气来品味盛唐之象的这一具身化过程中丰富了审美体验,完善了生命体验,体现了“盛唐气象”这一时代精神。

二、天下观视角下“盛唐气象”的美学特征

(一)多元一体的宏大气魄

“盛唐气象”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开放性和包容性。盛唐的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与世界上六七十个国家建立联系,推动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大量涌入盛唐,并与之相互交流,如日本等国派学者来华学习、加强丝绸之路建设、与西域周边各部族建立友好关系等一系列举措,与盛唐的繁荣有密切联系,更是使得中华文明更加繁荣的重要部分,也能反映出唐代多元一体的宏大气魄离不开当时具备的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并推动形成中华美学圈,对外输出中国艺术之美。唐人有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本土文化的宽广胸怀,如在音乐领域的十部乐中,有来自印度的天竺乐、来自朝鲜的高丽乐、来自缅甸的骠国乐、来自中亚地区撒马尔罕的康国乐,不同风格的音乐荟萃一炉[5],最终形成唐代美学丰富多彩的新声。

(二)主体情感的积极表达

盛唐的时代特点能够滋养出“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时代的一大特点,但细化到微观个体的话,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都能毫无差别地体现出“盛唐气象”。也就是说,“盛唐气象”确实有助于个体审美经验的积极表达,但既可以表达对盛唐的赞美,又可以表达对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很丰满、完整地表达个体情感,这在文学、书法艺术中尤为突出。正如李白的诗歌中能够体现出在他风云变幻的人生里,政治生涯之挫败和生命生活之苦难在一段时间里形同梦魇,他浪漫精神体现得最天马行空的时候,未必是他最悠闲自得、游目骋怀之时,也很可能是他生命困苦的程度最为激烈之时,足以体现李白的创作与人生之间有着十足的张力效果。现实主义的杜甫亦如此,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更勇于积极表达生活、世道中的艰难苦恨,这些都是“盛唐气象”美学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之一。

(三)悲壮与雄浑的崇高之美

“盛唐气象”有别于文化意义上的“盛世”气象,不仅有充满青春朝气的“浪漫”,还有从满怀生存忧患的诗人的诗歌中所折射出的盛世悲音,这种悲音不同于衰世之悲,悲唱中包蕴着忧世救世的仁者情怀、傲对权贵的抗争精神、超脱痛苦的自由意愿。这种盛世之音发之于诗,具备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悲壮”是“盛唐气象”的精神底蕴,“雄浑”是“盛唐气象”的表现形态[6]。从天下观视角下探讨悲壮与雄浑的话,可侧重于中原与边疆地区互动中的边塞美学。例如,读唐诗的时候读来最为血脉偾张、摄人心魄的,往往就是那些边塞诗,诗人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唐代雄视万里、豁达开朗的精神格局。又如,《全唐诗》中约两千首边塞诗中有一大半指向广义的河西地区,唐代边塞诗中有著名的曲调“凉州词”,很多大诗人都在此曲调中写过众口流传的诗篇;凉州乐舞也是隋唐时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且唐玄宗时期的乐曲,很多都以当时的边地命名,如《凉州》(凉州,今天的甘肃武威)、《伊州》(伊州,今天的新疆哈密)、《甘州》(甘州,今天的甘肃张掖)。

例如,王维的《使之塞上》为我们描绘出了如同“公路片”才会有的动态画面:诗人走出边塞向西而行,经过居延海(今尾闾湖,属于河西走廊三大水系之一黑河水系),看见翱翔的大雁告别中原水草,回到草原的天空;诗人在这里也听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上边塞大将燕然都护的消息。寥寥几笔,就把河西地区所连通的中原、西域、草原这三大空间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表达得极为生动细腻。可见,边塞诗所描绘出的河西及西域对于诗人视野的敞开性,也是“盛唐气象”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体现出盛唐多元一体的宽广胸襟,也表达了高歌猛进的路途中并非一帆风顺,道路总是曲折的,从中可以感受到悲壮与雄浑的崇高之美,这些都成为中华民族美学中极为重要的精华所在。

三、天下观视角下后世对“盛唐气象”美学的延续

虽然盛唐早已不复存在,后世较长一段时间也无法再次复刻出“盛唐气象”,但我们依然能够从天下观视角挖掘出一些延续了如“盛唐气象”中体现出来的多元一体、多元互构的时代特征以及时代精神。我们从清代的一些审美活动和宏大叙事中则能够挖掘出对“盛唐气象”的一些前所未有的拓展部分。

多政权并列的宋辽金西夏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文化,都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族建立的辽代继承了唐代的文化和统序,并且可以代表多政权并列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的美学风格,相对而言,南北宋则更能代表汉族美学,因为早在安史之乱开始,大规模南迁让整个南方从地广人稀逐渐变得地狭人稠,使南方经济得到大规模发展,从而促使汉族文化的逐渐南迁,这一系列过程也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美学差异性,丰富了中国美学的多样性。如出土的几件辽代作品《杨贵妃教鹦鹉图》《丹枫呦鹿图》《山弈候约图》比较有代表性,可用来分析辽代美学。这几件作品表达的内容有所不同,前者能够表现辽代对唐代美学的崇拜和继承并表达出敬意,中者能够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所追求的极具共性的审美体验,后者则能够看出契丹族在学习他者文化的同时也能够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学风格。

郎世宁,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画家,服务于清乾隆年间的宫廷,来到中国后为中西方绘画交流领域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如把西方传统绘画技法中对于光影的探索和中国的平面、线条勾勒、原色渲染等传统相融合,创造出新的宫廷绘画形象,如《哈萨克贡马图》《百骏图》《乾隆皇帝大阅图》等。此时的郎世宁已经习惯用长卷绢本作画,用色上也可认为是“工笔重彩”的雏形,强调西式色彩丰富性的同时弱化对光影的表达但不失立体性,构图上也弱化了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强调平面性。

郎世宁在中国美术中的地位是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他对中国的工笔重彩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他之后的工笔画,都与郎世宁带到中国美术中的西方元素有着密切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绘画界积极探索如何使油画民族化,如何用油画的材质、技法等表达中国人一直以来独特的审美情怀,如何在追求油画的民族化和传统绘画的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为此,我们可以研究郎世宁。

郎世宁所在的时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工业革命、远洋贸易等历史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已经越来越频繁,各国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从清代开始,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愈加成形,对于“天下”的概念也有所改变,过去的天下观侧重于指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概念有所拓展,它开始讨论整个中华民族与海外的关系,最开始讨论的是关于大陆与南洋之间的关系,越往后发展越无法避开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虽然当时统治阶级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思想观念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开眼看世界”,也没有对天下观进行重新解读,但在美学上的某些成就能够体现出天下观,能够看出美学可体现出的超越性和包容性,能增强东西方文化在艺术方面的交流与融合。郎世宁的作品就能给人以这样的启示,能让人意识到当前时代已经不允许我们再一味地闭门造车,我们需要“开眼看世界”,让我们意识到世界上除了中国美学还有更多的美学也值得去探索。

四、结语

从天下观视角看盛唐以及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正是由多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密切互动、融合才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并实现了民族大团结,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各地域艺术与美学共同、平等发展。同时也要在外来美学和传统美学的发展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正如盛唐的乐舞、壁画等,集多种美学于一体,保持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并在美学上对世界有新的成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是天下观视角下美学该有的完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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