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孟凯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明末以来近三百年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为后人从宏观视角把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树立了典范。探讨此书中的学术史观念和编写方法，有助于认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传统学术。

一、时代下的个体写作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的又一个转型期，承担着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任务。社会的新陈代谢，要求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使其成为文化新陈代谢的养料，以实现整个文化传统的延续。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57之意即如此。

不同于以往由内生本土化力量实现社会转型，此次转型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使当时的学者在评估传统的同时引入了某些西方的价值和标准，却又不得不面对异质文化与本土价值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既要评估传统文化，又要将西方思想本土化，不然其理论思想势不可久。梁启超“力主‘理学反动’说而以欧洲‘文艺复兴’比附清学，将‘以复古求解放’视为清学的特质”，“视顾炎武为从事‘黎明运动第一人’，视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学人为‘启蒙期’代表人物”［2］，皆是出于这一目的。五四以来，种种西方学说的传入与消寂，也无不与这一因素有关。

就个体而言，梁启超社会身份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特征。少年科举登第，穷探帖括之学；继而师从康有为，意欲效法泰西变法以图强；后知改革之路不可行，又投身民主共和之事。其身份经历了从传统的士大夫到改革者再到民主革命者的转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前途的认识和思考的不断深化，而梁启超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时代命运的缩影。

梁氏身份定位的转变更深层次地表现出其思想的不断发展，而中西交融是其内在动力。“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基本上完全根植于儒学传统，从儒学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出发，回应着西方的冲击。”［3］梁氏倡导中西结合，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4］4考察其思想，“中”“西”两者又各有其特质。在“中”的一面，梁氏受公羊学影响，提倡经世致用，“梁启超执掌湖南时务学堂……以《孟子》《公羊传》作为主要教材”［5］，由此可见一斑；在“西”的一面，他则强调“变则存，不变则亡”，尊重客观精神。在此影响下，梁启超是当时极少数能够以西方理论化的思维方式认识和理解中国学术中经验性、非系统性的要素，并将其梳理归纳为一个可观的系统的思想家。其思维方式由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有助于理论化地重估中国学术传统。

总之，与钱穆“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6］1这种重视学术发展内部逻辑的观点相比，梁启超显然更加注重外部历史环境对学术产生的影响。客观现实与主观因素的结合，也成为梁启超学术史写作的重要思路之一。

二、编写方式的因袭与变革

研究者对著作体例的编写往往是根据研究对象内部的逻辑关系和各个部分对整体研究的影响程度来安排的，故著作本身是研究者研究方法和主体认识的反映。梁启超的学术史写作亦是如此，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同时也渗透着梁氏个人一贯的行文和研究特点。

梁启超此书的编写，与其一般性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观念密切相关。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可知，梁氏认为“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7］7，善于从总体上把握所研究对象的历史动向，将个体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联系凸显出来。在此影响下，梁启超注重整书宏观架构的合理性，旨在凸显这一时期总的学术潮流动态。为此，梁启超以“总—分—总”的传统结构来组织全书。这种结构详略得当，兼顾微观的学术流派和人物。就继承性而言，这种普遍存在的传统结构呈现出基本形式的稳定性，有助于分层阐述“以人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两大类别”［8］的复杂学术问题，彰显三百年学术大略。就内容而言，这个结构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方法在内容组织上的具体表现，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把握住这一时期学术变动演化的主轴，然后分论各个学科的发展情况。

梁启超在组织安排上还非常注重代表性与整体性的结合。梁启超一方面兼顾学派代表性人物与次要人物，立体凸显流派特征。另一方面紧扣主题，着墨多少不同。为了兼顾整体性，梁启超又作“清初学海波澜录”一章，介绍了次要学术人物，但这些人物未单独成章，篇幅有限。梁启超阐明同一流派中的基本观点及学术方法，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其中的不同见解，确实描绘了近三百年学术的整体风貌。

梁启超重视学科化与专门化的实践。传统学术以道德伦理为建构核心，自然科学内容占比不多。于是梁启超尝试从社会科学乃至儒家学说内部进行再划分：一是社会科学内部划分出儒家学说，二是儒家学说内部划分成诸多流派。从现代学科分类来看，儒学各派与史学乃至算学等并列，在所属关系上显然是不当的、失衡的。但是，儒学在传统学术中的核心地位才是造成夸张的学科占比的根本原因。这种方法贯穿全书始终，从学科化的角度分述各个学术流派，颇具梁氏特色。

总之，梁启超的学术史编写与尝试，在吸收传统学术史基本创作方法的同时，运用西方理论，为后来学者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对学术史研究对象的品评

臧否历史人物是展现批评者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之一。梁启超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派和思想家的品评，是通过划分不同的层次展开的。

首先，梁启超的学科分类既是其整体编写思想的体现，又在具体细节实现上存在个人考量。从第一个层次看，梁启超依照传统的学科和学术流派分类方法，总体划分学术类别。如程朱、陆王、算学、经学等，都是中国传统学术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本土流派和门类。梁启超采用这种划分标准，意在避免采用西方分类方法衡量中国传统时造成偏差。另外，传统与近代学科分类方法皆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因为二者面对的问题对象不同。例如，西方科学重自然，传统学术重人文，故中西方自然和社会学科占比不同。基于这一学术事实，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多从西方传入，故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中国传统学科，便容易割裂各传统学科内部的联系。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虽吸收了西方的学科分类思想，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顺应了传统四部法所遵循的次序，这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对于某个学派而言，梁启超选择以代表人物为主、其余人物为辅的方法，以突出主次。一般而言，某一学派主要人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继者则多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观点或矫正不足。如梁启超谈到颜李学派时，指出颜元“否认读书是学问，尤其否认注释古书是学问，乃至否认用所有各种方式的文字发表出来是学问”［7］97，而其弟子李塨则好著书。这种安排综合各种观点，易于完整认识学术现象，去除极端性和片面性。另外，梁启超在安排某一学派人物介绍次序时，多按照师承及影响关系或时间先后，意在体现出清晰的学术源流脉络。如介绍清初经学时，以顾炎武为开端，赞其导夫先路之功，继之以阎若璩、胡渭，旁及万斯大、姚际恒等人。这种昭示学术发展脉络的为史观念显然与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思想是相通的。

最后，梁启超在介绍具体人物时，分别从生平、主张、操行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如介绍黄宗羲时，先谈到他从明末反对权阉到清初反清复明，再谈其对阳明学派主张的认识和发展，其间也提到“总之我们佩服梨洲，不仅在他的学问，而实在他的人格”［7］39，展现出事实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梁启超的人物介绍，不只是学术理论梳理，更像是人物评传，将学术背景和人物品格融入叙述之中，表现出一种市井传奇般的故事性，或可谓之“学术话本”。同时，梁氏又强调客观陈述介绍对象的学术观点。梁启超肯定黄宗羲《明儒学案》“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下手”［7］43的观点，将其定位为学术史写作的必要条件。总之，梁启超人物评价的观念和方法有着鲜明的中西结合的特点：一方面梁氏在评价描述中不掩饰对人物道德品行的欣赏或鄙视，带有鲜明的道德评价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对人物的具体主张和学术成就进行评价时，又强调从实际作品出发，保持价值判断的相对客观性。这一特点也是梁氏此书鲜明个人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四、学术史的政治意识

传统学术往往是伦理政治的学术化呈现，以道德或政治目的作为学术的最终指向。因此，探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长期的政治实践使梁启超重视学术史的整体性和概括性，缺少精细化论述。梁、钱两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比较，这一特点愈加鲜明。梁氏也着重探讨了这一时期政治对学术变迁的影响，指出学者费尽心力注释古典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压抑。这一推断符合历史事实，而这一结论的形成，也依赖梁氏长期政治实践所形成的思维惯性。至于各个学派人物，梁氏也多将其与政治背景相联系，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遗民身份，从中可见梁氏极为重视传统学术背后的政治因素。

梁氏受公羊之学影响颇深，极重实用，故而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作为学术目的。这一点仍基于客观实际：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使学术必须对社会问题作出回应，避免过度形而上导致的空疏无用之风。梁氏以由虚向实为清学特征，也与当时的社会要求一致，强调学术能够与现实发生作用。因此，梁启超试图在清人的基础上向前再迈一步，让学术关切现实成为一时学风，真切地推动整个社会思想理念的进步。“‘政治教育’，或将政治融于教育、学术之中，是任公晚年教育、学术生涯的特别色彩所在。”［9］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的学术活动是其政治活动在思想上的延续，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中国历来的官学传统，使政治性因素成为学术的内在组成部分。梁氏以前的近三百年，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如“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10］471之类，学术的政治性实际上是被削弱的，学者们试图追求远离政治的纯学术。乾嘉学派虽推重汉学，重视实证，但其埋首经史，对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所批判的明季“袖手谈心性”之风并无二致，都是对经世精神的背离。他们总结和更新传统学术，引领了一代坚实学风，但在对现实的政治的干预上却难见显著进步，这实在引人深思。梁氏既受公羊学的影响，自然看重学术思想的现实功用，加之长期的政治活动，他基于政治诉求提出学术主张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五、结语

梁启超的学术史创作蝉蜕于学案式的传统学术史著作，兼之以现代的“客观精神”，明确学科分类，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面貌，可以说是一种学术史写作乃至学术认识的过渡。就学术研究而言，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清代学术概论》相互补充，前者昭其源流大要，后者则剖其肌理精微，是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研究的两翼。但两书的撰写，实际上又是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这种创作方式对后来者不无启发之功，对新史学的建构亦良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