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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唐宋运河行旅诗

2023-09-03吴亚霖

名家名作 2023年1期
关键词:行旅宋诗运河

吴亚霖

“行旅”一词古已有之,以行旅为主题和内容的诗歌,即为行旅诗。行旅诗题材广泛,但凡官员行役、文人客游,都是行旅诗创作的源泉。尽管行旅诗由来已久,但唐以前运河行旅诗的创作并未引起诗人们的注意。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行旅诗的创作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突出反映在运河行旅诗数量的剧增、质量的提高上。运河行旅诗创作盛者,往往多有往来运河经历。

一、唐宋运河行旅诗创作背景的比较

唐代运河行旅诗创作,无论是作品之丰富,还是艺术形式之完备,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也是宋代所不及的。唐人在创作中使人们发现与认识运河之美,完全从生活出发,从审美需要出发,贴近生活且融为一体,使运河行旅诗成为反映生活的组成部分。唐代诗人写运河行旅,并不是极少数人的发现,而是许多诗人乐于创作的题材。因此,诗歌中运河山水的形象,与诗人生活、情感、人格水乳交融,真实而贴切,成为直接的艺术现实。广泛的创作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唐代运河行旅诗的成熟。从谢灵运到庾信,南北朝诗人在描绘自然山水方面取得的经验,唐代诗人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创造,在李白、王维、孟浩然、韩愈、孟郊等人的运河行旅诗中,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影响。王维的运河行旅诗,突破了南朝在景物描摹上追求形似的局面,创造了追求神似的诗风,这是运河行旅诗创作的一大进步,为运河行旅诗达到高峰创造了条件。其他的,以“初唐四杰”“沈宋”为首的诗人,他们的运河行旅创作创造了浑融、自然、清新的诗风,推动了运河行旅诗的发展,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加上众多诗人的实践,使唐代运河行旅诗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不仅反映运河山水的形貌,更写出了运河山水的精神和丰富的个性色彩。

宋代运河行旅诗创新的历史背景与唐代截然不同。宋代建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则是思想文化政策的封闭,产生将儒道释三教思想杂糅形成的程朱理学,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造成宋诗说理的倾向,形成诗歌富于议论的风气。宋代中央集权的加强,并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日渐贫弱,成为少有的载有屈辱历史的封建国家。

首先,运河行旅诗的创作来源于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并受其约束。与唐代相比,宋代诗人几无写出盛唐那种饱含雄伟壮阔的豪迈激情的作品,宋代在战争上一直处于被动退让的地位,几乎从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即使同是离乱的状态,诗歌情感也大不相同。其次,唐代隐居与漫游的社会风气中,诗人创作的大量运河行旅诗,在宋代几乎难以见到。宋代重文的国家政策,使大量文人担任官职,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从政的机会较唐朝增加了数倍。因此,宋人求仕的心态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过隐士和漫游经历的诗人屈指可数,终身不仕的诗人如林逋更是极为少见的。唐代诗人创作大量运河行旅诗的机会多是漫游和隐居,宋代诗人运河行旅诗创作盛者且有一定成就的诗人,如苏轼、苏辙、秦观、张耒、王安石、范成大、杨万里、文天祥等,他们身临运河的机会多是调职赴任途中,或迁贬罢官、或告老还乡的时候。这样的行程不仅在时间上限制了诗人的创作,还使他们难以平静又轻松地领略运河山水的独到之处。最后,科举考试科目的偏移,唐代以诗赋取士,宋代则重策论,这一考试重点的转移,不仅影响了文风,还造成诗歌创作的议论化倾向,在运河行旅诗中同样得以体现。运河行旅诗的议论化倾向在欧阳修的笔下就已显露出来,在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诗人笔下得以完全形成,并在他们的影响下,遍及北宋诗坛,甚至南宋诗坛。唐诗重情韵,宋诗主理趣,这也是唐宋运河行旅诗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二、唐宋运河行旅诗的共同特征

行旅意味着与大自然保持长期的亲密接触,近距离感受山水之美,运河行旅更是如此。运河行旅的写作重点就是舟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在运河移动时,空间与时间都在发生变化,视角不停地转换,对景物的触动也会产生新鲜的灵感。夜宿景色的描写展现了运河沿岸的多样风采,加深并强化诗人对环境的灵敏度,将独特的地域环境、所见景物和强烈的主观感受结合起来,营造出与白日截然不同的独特的情感空间。受长期的运河交通影响,社会生活形态和方式也随之改变,在新的情境中,诗人极易产生新的文学感受。

唐宋运河行旅诗中出现抒情主人公多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再现,共同特点都是奔波忙碌、身心疲惫、情思沉郁。贺铸历经四朝,新旧党争始终贯穿在他的生活中,其《广陵茱萸湾晚泊》中病客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更为常见的是风尘仆仆的旅行者形象,晓行夜宿,昼夜奔波,疲惫不堪,此类诗歌在唐宋运河行旅诗中有数十首。无论诗人身份如何,在运河的路途中都是行客,他们在运河行旅诗中思亲念友的羁旅情怀并不少见,诗人面对的多是寒雨、夕阳、白露、青苔、孤灯,情景寂寥、空虚、暗淡,在这样的状态下,诗人形象也更加鲜明。

置身运河行旅的诗人,往往有着丰富和深刻的行旅生活体验。离开了家乡,隔断了亲友的联系,在陌生的旅途中,诗人难免会在创作中诉说旅途的艰辛、情绪的哀乐,这种写实性也最易触动诗人的创作热情,如张耒诗中就多迁谪流离、行旅愁苦之感慨。运河行旅诗人都身在异乡,思归是唐宋运河行旅诗表达的共同主题,但表达的情感却各有不同。有求名未果的失意、愤懑、悲凉,有旅宦的艰辛、宦途的困苦,有诗人对人生、宦途的思考,还有对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沉郁。

运河行旅诗是唐宋文人在运河流域创作的重要方式,因而诗歌创作的地点、情境、目的,决定了运河行旅诗不仅具有审美功能,而且具有特定的文化价值。在运河的各类景观中,题名诗占有重要的地位,说明地方民众看重这些诗的审美价值。同时,名士的题名诗也最受追捧,这也带动了运河景观的旅游效应。同样在运河沿岸出行,都有游览大好山水风光的爱好与兴趣,在诗人之间,往往会出现以相同题名创作的运河行旅诗歌,《全唐诗》《全宋诗》中都有这类作品。首先,唐宋运河道上,贬谪、赴任、奉使的文人前赴后继,他们既是运河行旅诗的创作者,更是这类诗歌的欣赏者,诗歌得到赏识,就能够为其传播诗作,宣扬声名,反过来也促进诗人游览运河名物的风尚的兴盛。其次,在经行运河山水时,很多诗人在同一处运河景观反复吟咏,如白居易、苏轼等,他们因公务在江南运河上多次来往,都有过这样的创作历程。最后,行旅生活多匆忙,在形式上,多选择绝句、律诗,很少使用古体诗。随着运河行旅诗的发展,诗歌语言越发浅显,接近口语,这也便于诗歌的传播。

三、宋诗的创新之处

宋代的运河行旅诗的创新突出表现在议论化方面。运河行旅诗表现运河之美,总离不开客观的运河山水景物,宋人将议论和说理融入景物形象之中,使诗歌呈现出与唐代运河行旅诗不同的面貌,这是大多数宋代运河行旅诗人的创造。苏轼不少的运河行旅诗写得形象鲜明生动,又极富哲理意趣,用比喻、比拟等手法,将单纯的生活感受上升到普遍性的哲理高度,具有别样的意义。宋代运河行旅诗的创新,苏轼的诗作是很有代表性的。除了议论化之外,还表现在对运河山水的深入发现,在艺术上更加精细等方面。“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起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①钱钟书:《宋诗选注·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0 页。以题材为例,宋诗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成为宋人的描摹对象,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的特点,但缺乏唐诗的奇情壮采;艺术上,宋诗的创新多是在唐诗基础上的生发,宋诗的许多风格特征,都是唐诗风格的再创造。

诗歌是诗人经历感受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诗人所处的客观环境息息相关。首先,两宋诗人缺乏经历北地雄奇壮伟的环境景物,只能在江南水乡寻求景物与意象,写作环境的变化使运河成为诗人创作的主要地点,湖、山、江、月、黄昏落日、暴风骤雨、薄雾轻岚、水驿等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其次,宋运河行旅诗多以舟次、道中为诗题。最后,宋词的发展对宋运河行旅诗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使诗歌具有女性的阴柔美,如姜夔的《过垂虹》。宋代国土缩减,疆域以江南为主,呈现细致狭小又温柔妩媚的格调。同时,诗歌多含有强烈的今昔盛衰之感,这来源于北宋到南宋的历史变迁,国土渐缩、日渐衰亡的悲剧,在杨万里、范成大、文天祥等诗人的运河行旅诗歌里有明显的表现。

唐人一般只说景物如画,宋人则将自己融入景物之中,这显然是对运河的审美进一步提高的结果。俞桂在《过湖》中将空蒙的山色比喻成一幅展开的画卷,色彩淡雅,境界幽眇,正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句法新奇,不是白鸥飞翔引起诗兴,而是白鸥带诗来,将抽象的诗歌变成可携带的事物,犹如将愁当成重物,可以衡量。全诗有过程叙述,有人物活动,点面结合,虚实照应,化景物为情思。惠洪的《舟行书所见》想象把自己加入眼前的图画中,便是华亭落照的山水画卷了。这表明宋诗中诗画的结合更加深入。但以抒情的生动来看,唐代的运河行旅诗更胜一筹,文笔隽永,感情浓郁。

宋代运河的修凿为运河行旅诗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宋代运河沿岸可供吟咏的景观大增,运河行旅诗也随之剧增。与唐代相比,宋代的运河景观有了大幅增加,约是唐代运河行旅诗中的三倍,出现了众多唐诗中未曾涉及的景观,如扬州四望亭、竹西亭、延宾亭、时燕堂、寿宁寺、叶县双凫观、苏州沧浪亭、金沙亭、钱塘安济亭、常州澄江亭、镇江吸江亭等等,可以看出,宋代运河行旅诗的丰富程度。宋代的运河行旅诗出现许多重题、再过的诗歌,如郑思肖的《重题多景楼》,方岳的《重题钓台》,吴锡畴的《重题钓台》,苏轼的《再过泗上二首》,赵师秀的《再过吴松》等等,这种前后相继、重回旧地的吟咏,往往情感比较复杂,多抒发物是人非之感。

唐人运河行旅诗的特点是内容上逐渐包容生活琐事,语言上浅俗流畅,情感上率真自然,诗歌整体赏心悦目。与唐相比,宋代的运河行旅诗现实针对性较强。部分诗歌讽刺时政,如杨万里、文天祥的诗多讽刺南宋统治者的不作为、社会中的不良现象。另外,宋诗中的运河景观更加微观,在某些运河行旅诗中描绘景物,能够多角度、多侧面地发现运河风物的美,在美景中渗入情思,用笔简单却动人心弦。宋代运河行旅诗形式多样,不仅自己创作,还偶尔化用唐人诗句,如陆游的《宿枫桥》中就出现张继《枫桥夜泊》中的诗句。

四、结语

唐代运河行旅诗中多雄伟壮阔、大开大合的意象,而在宋人的笔下,则多为现实处境和具体旅思的表述,以及对运河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细致描绘。不同于唐代运河行旅诗的浪漫色彩和想象夸张等鲜明的艺术个性特征,宋代的运河行旅诗中充满着日常生活情绪,展现着生活细节的体验,闲适清逸、平淡自然、恬静和谐是基本的情感色调。

唐宋运河行旅诗在客观环境、创作主体和艺术手法等方面的不同表现,源于文学与历史环境的相互作用,唐宋运河行旅诗中呈现的别具一格的运河风物,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唐宋历史环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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