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城

福建万祈律师事务所，福建 厦门 360001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就产生了实际出资与股东名称人员分离的现象，部分投资人出于不同目的，选择利用他人名义进行出资，并享受投资回报，成为隐名股东。但是，由于现行立法并未承认隐名股东法律地位，导致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处于空白地带，时常引发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其他股东、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即便《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尝试展开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但由于立法层级偏低、规定相对笼统，仍无法解决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需要进一步围绕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开展讨论，在肯定隐名股东积极作用下，挖掘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制定相应的优化与完善策略。

一、隐名股东概述

（一）隐名股东概念

隐名股东已经成为一种常见股东形态，但我国立法并未提及隐名股东，而是以“实际出资人”作为表述，导致隐名股东并没有准确定位。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以他人名义处置，且在公司章程、股东名称中均记载他人的实际出资人［1］。结合隐名股东概念界定，隐名股东特征集中体现于实际出资、股东信息隐匿、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存在合意，符合上述特点的股东即可称之为隐名股东。

（二）隐名股东产生原因

隐名股东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个人自由选择，属于合法理由。股东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或利用显名股东的优势地位，从而与显名股东签订协议，约定由显名股东代持股份，还能够保护个人隐私，体现于不期望被社会察觉自己股东身份，不愿意出现在各类企业查询平台，从而选择隐名。利用显名股东优势地位则体现于显名股东具有专业身份，有助于提升公司知名度，或具有雄厚的个人资产，便于获得信贷资金；第二种则是出于规避法律，属于非法理由。我国对股东身份设定了法律限制，比如投资比例、投资人数、投资主体身份等，导致部分出资人无法依法取得股东身份，就需要利用显名股东的身份进行投资，从而让自己成为隐名股东。

（三）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意义

隐名股东产生原因中有一部分是为了规避法律法规，导致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备受争议，认为应该取消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防止产生更多隐名股东纠纷，既浪费司法资源，又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但事实上，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首先，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符合国际惯例。在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都经历过隐名股东阶段，并最终选择支持与认可隐名股东，我国开展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符合国际惯例［2］；其次，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有助于保障多方合法权益。涉及隐名股东纠纷主要源自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合意、隐名股东与第三人利益纠纷，为了更好地保障多个主体利益，应支持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最后，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隐名股东数量越来越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积极开展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有助于保护隐名股东权利，从而促进隐名股东更好地开展投资行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二、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现状

（一）学界观点划分

学术界在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上的观点主要分为实质要件说、形式要件说、兼容说。实质要件说主要是倾向于隐名股东权益保护，重视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隐名股东实际出资就理应享有股东权益；形式要件说则与其相反，认为《公司法》明确要求制定公司章程、股东名称，就是强调登记后才享有股东权利，而隐名股东不愿登记，则应视为放弃股东权利；兼容说则是兼容实质要件说与形式要件说两种观点，认为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需要划分对内与对外，对内应参照实质要件说，对外则参照形式要件说，既起到维护隐名股东权利的目的，又不得对抗外部利益相关者，维持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3］。

（二）《公司法》认定现状

目前，《公司法》并未提及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来看，立法强调要向股东颁发出资证明书，将出资证明书视为股东获取权利的依据，从此可以看出《公司法》拒绝承认隐名股东资格，但实际上仍留有一定空间，需要在未来增加关于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相关法律条款，以更明确的态度展示我国立法对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态度，既能够解决由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引发的一系列纠纷，也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指引，从而让隐名股东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认定现状

一直以来，由于《公司法》在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上存在空白，于是出台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尝试解决隐名股东资格认定、股权代持、隐名股东显名等一系列问题。首先，肯定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合同有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合同若不触及相关法律法规，应视为有效合同，隐名股东可以依照合同向显名股东主张权利；其次，设定隐名股东显名条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明确经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可以从隐名股东转为显名股东；再次，隐名股东具有追偿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显名股东私自处理股权，隐名股东有权提出抗辩，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并可以向显名股东追偿；最后，规定隐名股东出资责任。隐名股东存在出资不到位等重大瑕疵，债权人可选择显名股东追偿，但显名股东偿还后可以向隐名股东追偿。可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正在尝试将隐名股东资格认定进行“内外区分”，既保护了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更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及利益相关者。

三、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定标准不明

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都存在对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不明的现象，例如《公司法》要求股东具有实际出资和出资证明书，采取实质与形式双重认定标准。但在实践中，诸多享有实际股东权利的显名股东，并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但仍享有了股东权利。同样，《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也是采取形式要件学说，但在修正之后开始产生承认隐名股东的倾向，于是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开始参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导致关于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混乱，凸显出认定标准不明的症结。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标准不明，就造成了投资人因担心立法不保护隐名投资权益，从而放弃投资行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法律性质不清

在隐名股东资格认定过程中，现行法律对于涉及其中的内容界定模糊，法律性质并不确定。首先，股权代持协议界定不清晰。《公司法》尚未明确股权代持协议的性质，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认为股权代持具有合同效力，由于两者规定不同，容易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不同的审理结果；其次，协议内容与形式不明确。书面协议的法律地位固然没有争议，但关于口头协议的举证责任并未予以规定，而在隐名投资的过程中，口头协议占有较高比例，由于口头协议法律性质不清，导致隐名投资面临较高风险［4］；最后，股权代持协议处理不统一。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及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我国认为股权代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即可生效。但对于股权代持违背法律法规应如何处理尚未规定，比如股权代持违法，前期投入资金如何处置就缺乏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该部分资金无法得到妥善处置。

（三）显名要件不足

隐名股东如何显名是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关键，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超半数的股东同意即可显名，此项规定并不完善，并且在实践中操作存在困难。首先，过度重视人合属性，允许半数股东同意，意味着股东之间可以合意损害隐名股东的权利，特别是在家族企业环境下，部分股东利益错综复杂，联合抵制隐名股东显名；其次，未考虑同意理由。《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并不要求同意或拒绝股东提供适合理由，意味着股东可以随意，甚至出于非法目的限制隐名股东显名，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并不利于隐名股东参与投资；最后，同意标准并未细化。《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并未明确明知、默认等行为是否属于同意，也没有提出前期同意、后期不同意应如何界定。

四、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完善策略

（一）明确隐名股东认定标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隐名股东数量越来越多，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建议从法律角度承认隐名股东，进而明确隐名股东认定标准。首先，依法界定隐名股东。现行法律法规以“实际出资人”为主要表述，但此种表述并不精准，建议仍使用隐名股东予以替代，并界定隐名股东概念，明确隐名股东的权利及义务；其次，制定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原则。为平衡隐名股东与其他投资者利益，在隐名股东资格认定过程中应遵循利益均衡原则、优先保护第三人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合法合规原则，肯定以合法理由产生的隐名股东，禁止为了规避法律法规产生的隐名股东；最后，区别对待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在对外方面，要以形式要件说为主，充分考虑到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明确隐名股东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通过限制隐名股东权利，达到保护其他投资者利益的目的；在对内方面，要充分尊重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承认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依法保护隐名股东权益［5］。

（二）引入信托股权代持制度

信托股权代持制起源于英美国家，有着成熟的应用经验，我国在股权投资时应结合自身情况，灵活运用信托股权代持制度。首先，依法规定信托股权代持制度。可以参照我国《信托法》相关规定，将隐名股东视为委托人，显名股东视为受托人，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协议视为委托合同，从而构建信托股权代持制度；其次，厘清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隐名股东需要将自己视为委托人，将显名股东视为受托人，依照信托关系维护自身权益，倘若隐名股东认为显名股东的处理行为侵犯自身利益，应要求显名股东依法承担责任，而显名股东认为隐名股东出资存在重大瑕疵，也应依法向隐名股东提起法律诉求［6］；最后，厘清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隐名股东成为委托人之后，仅对受托人负责，由受托人替代委托人履行股东权利，减少了委托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隐名投资更加专业化。

（三）完善隐名股东显名要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已经明确隐名股东显名要件，但由于规定过于笼统，仍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审查其他股东同意或拒绝其显明理由。倘若隐名股东属于完全隐名，其他股东并不知晓该股东存在，那么可以允许其他股东不需要理由给予拒绝意见，但倘若隐名股东不属于完全隐名，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那么其他股东知晓其存在，在拒绝显名时需要给予相应理由，防止出现恶意排挤现象；其次，明确股东同意方式。倘若隐名股东属于完全隐名，那么应以明示同意为主，默认不能视为同意，但倘若隐名股东不属于完全隐名，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那么默认应视为同意，只要没有提出拒绝或反对意见，都可推定为同意；最后，禁止反言现象。倘若隐名股东不属于完全隐名，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其他股东也同意该管理行为，那么在隐名股东提出显名要求时，其他股东不得拒绝，以此保护前后同意的一致性。

五、结论

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保证投资主体多元化、更多资金涌入市场，需要支持隐名股东的投资行为，保证隐名股东的权利与义务。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相关规定，增设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等相关内容，通过明晰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构建信托式的股权代持制度、完善隐名股东显名要件等方式，解决隐名股东认定争议，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