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鹏程

（新疆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一、《文讯》月刊的文学史价值

（一）关注戏剧创作，促进新文学多样性发展

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掀起了白话新文学发展的浪潮，随着这股浪潮的向前推进，各种体裁的白话文学都由一开始幼稚的尝试逐渐发展为成熟的文学表达。中国白话文学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年间得到迅猛发展，首先这自然是广大文学创作者努力之下达成的伟大成就，而作为新文学传播重要载体的近代报刊，同样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讯》作为现代大型综合刊物，并不似一些保固守旧的刊物，对白话文学采取抵制的姿态，而是从创刊起，对待白话文学就秉持了“兼容并蓄、鼓励发展”的宗旨[1]，向白话文学创作抛出了橄榄枝，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还是戏剧，尽皆包括在《文讯》的刊发内容之中，这对中国白话新文学的多样性发展，做出了具有价值的贡献。

除了积极征收、刊发小说、诗歌之外，《文讯》对194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在于对新式戏剧同样给到了相当程度的注意力。自谢六逸主编主编时期起，《文讯》月刊便开始了对外国戏剧的翻译引进，再到后来重庆、上海时期，戏剧翻译与创作更是成了《文讯》文学版块中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对外国戏剧大家进行介绍，如张君川所写的《戏剧艺术家莎士比亚》，还将经典的优秀戏剧作品以连载的形式刊发在杂志上。其中翻译外国的戏剧作品主要有格尔特尼的《女店主》（三幕剧）、格雷戈里的《流浪者》苏·李昂洛夫的《无名英雄》、莫里哀的《假医生》等，此外，《文讯》月刊中也刊发了由国内戏剧家创作的作品，其中重要的作家如中国现代话剧剧作家董每戡。董每戡于上海大学毕业之后便投身于进步戏剧事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职于贵州戏剧团，在贵州停留期间，董每戡与《文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女店主》便是董每戡应谢六逸邀约，翻译后在《文讯》上发表的。此外，董每戡还在《文讯》月刊上发表了个人创作的悲喜剧《秦淮星火》，此部作品总共四幕，讲述了秦淮河畔一群歌舞女郎在艰难的生活处境之中，虽身处低贱职业，每日遭受着客户的轻视与调戏，却也心怀国家，对战争中国家的命运深刻关切，并尽力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甚至不惜牺牲性命来保护受伤的士兵的故事。剧中既宣扬了联合抗日，保家卫国的伟大理想，同时也注视到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苦楚，并且从戏剧的冲突之中发掘了小人物人性的光辉，讽刺了“光鲜”客人的真实丑恶嘴脸。《秦淮星火》语言轻快，情节跌宕具有张力，气氛色彩在喜剧与悲剧之间起伏，是一部有一定质量的现代话剧作品。

《文讯》除了对现代戏剧存有关注之外，对中国古代戏曲也有继承创新的志向，刊发了数篇与中国古代戏曲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评论，如卢冀野发表了《姚茫父先生的曲学》一文，将姚茫父对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中正的评价。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对金元时期戏剧文本中所出现的方言词意义进行了考证，是解释金元戏曲中方言俗语的第一部专著，在这中国戏剧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有董每戡发表的《中国戏剧史述略》，也是较早对中国戏剧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整理归纳的著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南京大学胡星亮教授对中国二十世纪戏剧思潮发展研究的一篇论文中，他将中国二十世纪额戏剧思潮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从1930-1966年为第三阶段，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在这个时期内，普罗戏剧、话剧民族化、戏曲现代化、斯坦尼体系的实践等思潮，大多贯穿始终，并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戏剧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深刻的意义上来说，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就是一场最广义的中外戏剧的碰撞”。[2]由胡星亮的戏剧思潮发展阶段划分来看，《文讯》所处的年代正是第三阶段，从《文讯》中月刊所刊登的戏剧内容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的确是在一个顾后再瞻前，同时又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能量的状态下蓬勃发展的。这其中除了剧作家、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之外，也当有《文讯》这样敞开怀抱兼容并收而且积极传播的进步刊物的一份功劳。

（二）推进文艺理论建设

文艺理论作为一门阐释文艺本质，说明文艺特征，揭示文艺创作过程，总结文艺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对文艺运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经验的科学概括，对于白话文学的发展来说，如果仅是白话文学本身向前发展，而文艺理论却没有协同进步，那整体新文学的发展则是不平衡的。

在《文讯》中，三个办刊阶段都注重文艺理论建设问题，贵阳时期的文艺理论文章的研究对象更多偏向于中国古代文学，而在重庆、上海时期，则刊发的基本上是与白话文学相关的文艺理论文章。如李广田发表的评论文章《一种剧》，借助古希腊戏剧理论对当时解放区所盛行的人民歌舞剧和朗诵诗剧如《李有才板话》等作品进行分析，从严肃戏剧理论的角度明确了解放区现代农村戏剧作品必要性和时代贴合性，提高了农村戏剧作品的理论深度；何家槐从华西里耶夫的《新现实主义的几个特点》选摘翻译了其中关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精彩理论论述片段，稍加改动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一文，这篇文艺理论的翻译文章得到了臧克家的积极赞扬，认为其补全加深了当时文学界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认识，也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将对往后作家们的创作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第九卷第一期文艺专号中，《文讯》月刊专门辟出一个版块做了一个翻译小辑，按臧克家编者语中所说“关于翻译，一向是问题很多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往往因方法与见地的不同而互相产生苛责与诘难，有鉴于此，才有了这个小辑……想请几位译坛的先进们道一道经验，说一说甘苦，这样，无论对有心于译事的或者读者，不无一些益处”，[3]《文讯》开辟这个关于翻译的小辑，目的即在基于文学翻译略显混乱与不齐的状况，给翻译家们创造一个交流与发言的平台，从而整合与翻译相关的理论与经验，促进翻译事业的规范发展。在这个小辑中，现代翻译名家董秋斯发表的《翻译者的修养》谈到了若想要做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则前期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既要在文法上有真功夫，也要在艺术感知上提升自己，这便是译者的修养；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也发表了一篇《拉杂说翻译》，在文中他提出风格的传达是翻译工作中最为难做的部分，他认为只有将文学作品的风格准确无误地通过翻译在另一种文字里再现，才算是圆满地完成了翻译工作，优秀的翻译者，不应当只是追求字词意义的准确，更应当在风格的翻译上下功夫；诗人穆木天在发表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强调翻译文艺作品应当深入了解作者本人的意识形态以及作品诞生时的社会状况，准确把握作者本人的写作目的，同时，翻译者也应当一直保持学习的心态，增强外文能力的同时，也必须提高国文的能力，因为对于翻译者来说，理解与表达是被原文与译文同时要求的，缺失任何一边，都不能作出优秀的翻译作品。除了以上三位文化名人发表了谈论翻译的文章外，还有黎烈文、戈宝权等翻译家发表了对于翻译的看法。在这个小辑中，这些翻译家们尽管并不是以理论著述的形式谈论翻译，但他们在各自文章中发表的观点，思路清晰，严谨认真。这些文章条分缕析地总结了他们对于翻译工作的经验并指出了当时文艺作品翻译存在的问题，这对现代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最终形成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同时，这也是《文讯》月刊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三）《文讯》月刊的史料价值

作为文学作品的传播载体，文学期刊为世人展现了生动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思想进化史。《文讯》月刊创刊于贵阳，而后办刊地点搬迁至重庆，最后搬迁至上海，是1940年代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都有影响力的重要期刊，它的办刊宗旨、编辑策略、发展历程以及刊发的文学作品及副文本等刊物信息，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40年代文学研究提供真实宝贵的参考资料和研究思路上的补充。

史料价值方面，首先应当关注的即是《文讯》月刊保留下来的此前未被收录或散佚的文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的数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他们发表的作品更是多如烟海，但彼时出版业并不规范，许多作家发表的作品并未被完善保存，时至今日，便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甚至是尚未被发现的优秀作家仍尘封于那些已经成为旧物的期刊中的情况。因此，对现代期刊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一项重拾遗珠的工作。由于学界此前从文学角度对《文讯》月刊进行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由此《文讯》月刊中的许多“遗珠”作品尚未被人们所发现。

如新近才被学界重新研究，在1930年代发行诗集《旅程》后声名大噪，并获得“伟大的天才诗人”评价的诗人邵冠华便有一篇新诗遗作《漫步》刊发在《文讯》第六卷第四期上。诗人邵冠华被评价为爱国主义诗人，这位的年轻诗人仅29岁便病逝了，关于他的记录只是零星地出现在各版文学史中，虽著诗甚夥，但保存下来的却数量不多，导致对其进行的研究并不能充分展开，刊发在《文讯》上的《漫步》是邵冠华逝世前十数日所作，此前并未被发现，这对研究其诗歌是一份重要的材料。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陈敬容作为九叶派诗人之一为人们所熟知，在1946年-1947年顾、白二人主编时期，陈敬容在《文讯》月刊上发表了四首诗歌及一篇小说，分别为《展望》《群象》《飞鸟》《播种》《挣扎》（小说）陈敬容个人诗歌集《交响集》（初版于1948年）收录了陈敬容自1946年2月至1947年11月于重庆、上海两地创作的57首诗歌，其中包括了《飞鸟》《播种》二诗，却未收录《群象》与《展望》，其他诗集也均未见收录，也未见陈敬容诗歌相关研究文章提及，可见《群象》《展望》两首诗歌也是陈敬容尚未被发现的散佚之作。陈敬容所作小说《挣扎》分载发表于《文讯》月刊第六卷第七期与第十期，此前同样未被学界发现及研究，仅在重庆师范大学沈金鱼硕士毕业论文《陈敬容诗文中的“自我投射”研究》附录《陈敬容集外佚文》中存目。依笔者梳理细读《挣扎》之后发现，此篇小说有一定自叙传小说性质，若对《挣扎》进行深度研究解读，并结合陈敬容当时的诗歌创作，对于陈敬容研究应当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

二、辩证看待《文讯》月刊缺失文学自主性的局限性

《文讯》月刊作为诞生于文化事业相对落后，文学气氛相对并不浓厚的西南小城的现代刊物，其一开始并没有被当成纯粹文学期刊进行编辑经营，而是在后期的发展中，逐步增加了自身的文学含量。但在其转型成为有一定价值与影响的文学刊物的同时，《文讯》月刊也显现了自身的不足与局限，但是，与其说这是《文讯》期刊的局限，毋宁说这是整个1940年代中国文学场运动在《文讯》身上的投影，唯有从这个视角去看待《文讯》的局限性，才能跳出对单独某一刊物进行价值评判的思维盲点，以管窥豹，进而获得对整个194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运动更为深刻的认识。

关于文学自主性，最早由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及，但实际上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下的产物，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美是不涉及利害、没有目的、不经过概念的形式美”，康德对美的观点后来被唯美主义继承并转用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形成了“文学艺术不同于认知世界的行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存在于文学的形式，感官的印象中”的理论，并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追求文学自主性，企图杜绝外界任何事物与文学本身发生影响。但唯美主义的文学倾向是一种颇具形而上意味的理论，20世纪后期西方理论界也都深刻反思了唯美主义所提出的“文学自主”理论的局限，看到了文学与世界之间不容忽视也必不可少的互动，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殖民主义理论等一系列关注文学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文学理论。虽然文学自主的合理性早已被推翻，但其作为一种具有明确内涵的理论，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工具使用，笔者此节即期望以“文学自主性”作为工具，将《文讯》月刊存在的问题更清楚地加以说明。

从唯美主义提出的“文学自主性”来看，文学应当是纯粹的，自发的并且具有美的特质，与之相对，《文讯》月刊上的文学作品，虽不失审美价值，但在整体上却明显表现出复杂、被动等特质，相对纯粹艺术的审美而言，其作为工具的意味似乎更加浓烈。在《文讯》月刊的三段式办刊生命中，文学价值最高的当属上海臧克家主编的时期，此时期刊发的文学作品与撰稿的作家名人在数量上明显高于贵阳、重庆时期，“文学含量”增加的同时，《文讯》月刊的工具属性也变得更加明显。上海时期的《文讯》月刊作为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刊发的文学作品也绝不只是追求文学自主性，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兴趣，而是目的明确，态度坚定的控诉和吁求。若以唯美主义的理论来审视上海时期的《文讯》，映入眼帘则全是的文学自主性的遮蔽，然而这种遮蔽，并不能将之作为《文讯》的局限性来看待，正如对唯美主义文学观点的反拨指出要考虑文学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在讨论《文讯》月刊具有工具属性甚至“工具化”特点的问题时，我们要考虑到《文讯》与1940年代中国文学场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

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中论及“文学场”场时提出“制度的自由往往体现于制度的本身”，[4]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起源于社会变革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为新文学的产生创造了生长空间，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得到了如获新生一般的蜕变，但同时社会变革又极大地限制了新文学的自主生长，社会语境将新文学牢牢钉在了既定的主题之中，使之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个性与自由，如同复刻一般，左翼力量与其他文学流派的碰撞也是如此。观照《文讯》的发展历程，习性的驱使与资本的占位造成了“文学自主性”遮蔽的局限，同时《文讯》的文学价值也是由之创造的，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实际上这正是文学领域中各部分之间张力的体现。

结语

在4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创刊于1941年的《文讯》月刊，从时间上看，除1945年停刊一年，1946年又再复刊，最终于1948年停刊，刊物生命持续八年，是4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大型刊物；从空间上看，《文讯》月刊先后经历贵阳、重庆、上海三个办刊时期，此三地都是40年代中国文学发生的重要地域。从内容上看，《文讯》月刊所刊发的文学作品与文章紧贴时代脉搏，与现实社会保持着紧密联系，并且刊发作品中包容各种文体，都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文讯》的刊物生命历程是曲折的，但也正是因为经历了三地办刊，才使得《文讯》具有了更大的风格容度与内容深度，使之成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