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睿，赵克雷

（成都大学，成都 610106）

人类历史上曾数次遭受疫病大流行，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14 世纪的“黑死病”直接动摇了欧洲佃农制经济基础并催生了西方现代文明和西欧的崛起，15 世纪末的美洲天花导致美洲人口锐减，使得森林草场剧增进而导致全球降温，18 世纪末的黄热病帮助海地结束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并促使美国迅速壮大，19 世纪非洲暴发的牛瘟疫情导致大范围饥荒并加速了欧洲在非洲扩大殖民统治的进程，我国明朝末期瘟疫的流行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建立（王旭东，孟庆龙，2007）。而始于2019年并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已于2020 年3 月11 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全球大流行”，至今持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历史轨迹（世界卫生组织，2020，2022）。

上述疫病的共同点几乎均与野生动物源病原体流通进入人类社会有关。这不禁引发人们的思考，人类和野生动物同属于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满足均与野生动物息息相关，那么人类究竟应该如何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各取所需、长存于这颗蓝色星球？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如何科学回答此项问题和贯彻落实相关举措对于我国乃至人类社会未来健康发展意义深远。本文结合野生动物保护现状和流行疫病特点，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1 野生动物保护现状

野生动物是指长期生存于自然生态环境且未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占有重要位置，也在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至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包括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热带季风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五大气候类型，是世界上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意味着我国可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在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有助于维持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是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稳定的重要举措（张淑兰，2011；潘会鹏，2018）。野生动物保护围绕珍贵、濒危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以及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和福利，采取积极措施，主要形成了以下保护内容：1、栖息地保护，即通过保护和修复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森林、草原、湿地、流域等自然环境，以确保野生动物生存和繁衍所需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2、种群监测和管理，即通过科学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分布动态变化和种群遗传结构，评估采取人为管理措施以促进种群健康稳定发展的必要性；3、打击非法捕猎和贸易流通，即通过建立健全法制和执法打击以野生动物为对象的非法狩猎、捕捉和市场流通等行为；4、科普教育宣传，即通过定期举办科普类和宣传教育类活动提高社会大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和认知，并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干扰、污染和破坏等（李晨韵等，2014；李景梅，2016；梁成陆，2021）。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重要经济动物养殖业、观赏动物、宠物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种类的野生动物有机会离开自然栖息地融入人类社会（关春宇，2018）。相应地，现代动物医学的范畴由常见经济动物的疾病救治扩大到人畜（兽）共患病、公共卫生、检验检疫、医药和饲料安全等领域（张劲硕等，2003；骆兆朋，2023）。然而，相较于保障人类经济利益和精神需求而发展迅速的兽医学，野生动物疾病研究还相对较落后。与家养畜禽相比，野生动物以不同生活习性和状态生存在各种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容易被各种病原微生物侵袭而罹患疾病，且病患种类繁多、病原体生物学特性多样，其疫病种类、传播方式和机制有别于家畜、家禽和人类疫病（张劲硕等，2003；李哲辉，2020）。一些疾病经由动物种群扩散至人类社会而迅速传播，极易对动物与人类造成巨大危害。因此，对野生动物疾病种类和发病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开展有效防控，将传统动物医学研究的家养动物等对象逐渐扩大到更多野生动物，并与其他生命医学学科相互渗透，应成为当前社会形势下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工作之一，野生动物保护的内涵也应当拓展到野生动物疾病防控。

2 野生动物感染性疾病现状及成因

野生动物生活在野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内部或外部因素（包括生物因素、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的损害：食用变质或有毒的食物、个体或群体之间冲突引起的身体或器官损伤、消化和代谢障碍、器官衰竭、基因突变、自然灾害、食物短缺和气候变化等（张成林等，2005，2013；李哲辉，2020；骆兆朋，2023）。野生动物的许多疾病往往由环境因素引起内部组织器官发生病理变化，从而出现临床症状。这些因素导致野生动物免疫力下降，从而更容易受到各种病原微生物的入侵。相同微生物在不同野生动物身上可能引起不同的疾病，而不同微生物在同一种动物身上会引起不同的病征（杜迎春，何宏轩，2011；伍清林，2011）。

能够引发野生动物疾病的微生物几乎包括了目前人类已知的所有微生物类群，其所致疾病可大致分为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和中毒性疾病（王志永，段磊，2019；李哲辉，2020；骆兆朋，2023）。常见细菌性传染病有结核病、布氏杆菌病、李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沙门氏菌病、葡萄球菌病、链球菌病、肉毒梭菌病、霉菌病、炭疽病等；病毒性传染病主要包括禽流感、猪瘟、口蹄疫、新城疫、脑炎、流行性乙型脑炎、黄热病、流行性感冒等；此外还有各种寄生虫病，以及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氏体、螺旋体、放线菌、曲霉、球孢子菌等引起的疾病。有些疾病的病原体可以传染给人，包括来源于菲律宾恒河猴Macaca mulatta和红疣猴Piliocolobus rufomitratus的埃博拉病毒、南美特立尼达岛吼猴Alouatta seniculus的黄热病毒、塞拉利昂老鼠的拉沙热病毒，并有能力导致人类死亡。有些则为野生动物常见疾病，如美洲鹿流行性病毒性出血热、欧洲野兔Lepus sinensis褐色综合疟、欧洲狐狸和小羚羊疥癣病、坦桑尼亚黑猩猩Pan troglodytes和乌干达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疥癣病、牛瘟、小羚羊口蹄疫、存在于野猪Sus scrofa的古典猪瘟、严重威胁非洲哺乳动物生存的炭疽杆菌病、多见于欧美野猪的伪狂犬病、澳大利亚野兔种群广泛传播的病毒性出血病、野生水禽的新城疫和津巴布韦圈养鳄鱼Crocodylus siamensis的拟毛线虫感染等（夏咸柱，2007；骆兆朋，2023）。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免疫系统的清除作用和个体代谢调控的特异性，野生动物携带的大多数病原体通常不会直接引起宿主发病而是条件性致病，即只有当野生动物身体条件较差（如年老体弱或残疾）时，才会突破免疫屏障引起疾病（杜迎春，何宏轩，2011）。总体来说，野生动物患病主要是由自身因素、外界环境因素，以及两者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3 野生动物感染性疾病与人类健康

人类历史上多种新发或病原体突变后再次暴发的传染性疾病均在不同程度上被证明与野生动物有关。这些疾病不仅制约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长，也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甚至灾难。传染性疾病在野生动物个体或种群内/间的发生、传播和终止涉及到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动物3个基本环节。生存在自然环境中的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通常缺少进入人类社会继而引发人类感染的途径（夏咸柱，2007）。然而，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物质、精神生活的追求，人类能够通过越来越广泛的渠道接触到各种野生动物，如猎杀、食用、观赏、走私、宠物饲喂和圈养等，并且交流愈发频繁，大大增加了野生动物病原体进入人类社会并导致疫病流行的可能（张成林，2010）。

目前已知的动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传染给人类的疾病多达200 余种，而常见的人畜共患病有50 多种（张劲硕等，2003；李哲辉，2020）。最具代表性的有如随鸟类迁徙而导致全球大规模传播与流行的禽流感病毒及其变种、因陋习而导致从非洲绿猴Chlorocebus aethiops或黑猩猩体液传至人类社会乃至全球的艾滋病病毒、因野外蜱类叮咬而从鹿传播至人类社会并导致莱姆病的伯氏包柔螺旋体Borrelia burgheli、可能因接触非洲灵长类动物而导致人类感染死亡的埃博拉病毒、可能由野生狐蝠携带经由赛马传播至人类社会的亨德拉病毒、经由家猪传播至人类社会的尼帕病毒、可能由草原犬鼠携带并引发人类和非人灵长类热性传染病的猴痘病毒、可能因食用野生动物而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引起人类高致病性非典型肺炎的SARS病毒、MERS-CoV 和SARS-CoV-2 等新型冠状病毒（Yanet al.，2020；秦天等，2021）。

另一方面，通过驯化、规模化圈养野生动物而产生显著经济效益或具有潜在开发价值的特种经济动物养殖业，包括稀有品种宠物的养殖等，在近代成为了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区域特色化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这类被圈养的野生动物几乎涉及到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高级皮革类（貂、狐狸等）、名贵中药类（鹿、麝、熊等）、观赏类（鹦鹉、孔雀等野生禽类）、宠物类（啮齿类、蛇、蜥蜴等）等。然而，由于养殖业者对野生动物驯养技能不一，对野生动物习性、疾病诊断防控等专业背景知识认知有限，病原体很可能在野生动物中暴发并传播到人类社会。如阿留申水貂病毒导致的水貂阿留申病、主要在犬科Canidae 和猫科Felidae 宠物中传播的犬瘟热和细小病毒病、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导致的鹿科Cervidae 和灵长类结核病，还有各种寄生虫病等（张成林，2010）。

因此，人类健康已与野生动物健康、生态系统健康融为一体，野生动物疾病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野生动物疾病在生态安全、畜牧养殖业发展、人类公共卫生乃至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它们的出现和传播与野生动物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野生动物来源疫病的暴发和流行引起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疾病与人类健康关系的重视，使野生动物、动物医学和人类公共卫生安全的关系更加密切。

4 遏制野生动物疫病的几点对策

在野外自然环境的正常生活习性下，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微生物传播至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基于已发生的人类大规模疫情暴发事件，野生动物病原体传播至人类社会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自然偶发的中间宿主传递和人类对野生动物样本的非自然输入。因此，控制因人类活动输入的传播途径可能是目前遏制野生动物病原微生物传播和暴发的有效途径。

4.1 进一步提升生物安全意识

长久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一直致力于建立健全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普法宣传，强化对于杀害、买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法律约束和监管，并对涉及野生动物的跨国、跨省运输，以及市场流通进行严格管控，然而，仍有不法分子在利益驱使下或为满足虚荣心、好奇心等一己私欲实施违法行为。本次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已给民众上了惨痛的一课，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野生动物保护和野生动物疫病相关科普的宣传教育，如在野外环境和自然保护区的醒目位置放置野生动物（包括重点保护物种）的图文标识或影视宣传，配以相应潜在的疫病流行风险警示，提升周边居民、游客等的生物安全意识。以当下我国全民经历过且印象深刻的非典型肺炎和新冠疫情警示为基础，在自然保护区周边、各级乡镇街道、花鸟鱼虫交易市场、农贸集市等公共媒体播放野生动物疫病相关宣传教育片段，加强病原体安全控制和卫生教育，深切唤醒民众保护野生动物意识，摒弃“吃野味”“吃稀罕”“比珍稀”等陋习，逐步形成从“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到“既没有买卖，更没有杀害”的供需双边默契，杜绝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偷猎、盗猎等行为和增加公共日常消毒管理，最终从根源上遏制野生动物病原体传播至人类社会。

4.2 加强野生动物疾控相关人才培养

目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主要由动物学或生态学相关专业背景人员从事，多数野外实地考察人员并未足够重视野生动物的感染性疾病、生物安全防护和病原微生物流行。而微生物学、医学、公共卫生健康、疾病防控等相关专业教育又很少能够涉及到野生动物病原相关知识，相关人员更难以直接在野生动物保护过程中贡献自己对流行病防控的专业知识（张立娜等，2010）。因此，高等学校教育除了培养微生物疾病防控、检验检疫等专业人才外，还应继续强化实践育人的意识，结合野生动物保护和疫情防控对实践教学的要求，配合动物学或生态学专业教育，合理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完善野生动物疫病相关教学体系，进一步提高相关专业学生的野外调查和疾病识别、防控实践能力（田丽红等，2020）。此外，动物医学、微生物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也应依据时代发展作出调整，培养一批掌握野生动物微生物学、医学等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能够在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卫生防疫机构、动物园、自然保护区、养殖场、宠物医院等单位从事与野生动物疾病相关的疾病诊治、防疫检疫、致病机理研究、兽药研发和销售等方面工作，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物质和精神文明以及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4.3 提高野生动物疾病防治技能

与传统兽医研究相比，目前国内外关于野生动物疾病和病原体的检测和监管工作起步较晚，对威胁人类健康的野生动物疾病及其传播途径了解不多、潜在威胁认识不够，甚至对野生动物疾病的预防有很多误解。因此，尽快开展野生动物相关病原体及其与人类健康关系的研究迫在眉睫。在防治野生动物疾病的过程中，很多兽医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在实际用药操作过程中，不当用药或凭经验用药导致药物滥用现象突出，甚至由于对药物性质认识不足发生用药不当、方法不当，从而导致对野生动物治疗不全、加重疾病，甚至药物中毒导致动物死亡，并且增加病原体抗药性流行的风险（王璐，2020）。因此，通过规范兽药使用标准，并定期组织培训以提高兽医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兽医学习最专业、最前沿的野生动物传染性疾病防控知识，并做好兽药使用的指导和评估工作，从而提高其用药技能、合理用药，促进野生动物疾病的治愈率。另外，野外考察应配备动物疾病、疫病相关专业背景人员，以及时掌握、积累野生动物疾病类型、潜在威胁，并提早制定疫情防控预案。

4.4 建设野生动物疾病相关新发、突发病原体防控体系

系统建立野生动物源新发、突发传染病多点触发预警体系。通过整合现有和新增野生动物来源病原体监测、检验、鉴定等相关数据信息，拓展纳入野生动物源病原体多组学分析、病例病征统计、潜在高危病原体媒介物种发现、流通渠道监测等信息。基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建立融合野生动物源病原体资源的传染病多点触发预警数据平台，并结合野外调查统计和数据积累，构建病原体-传染病多点触发预测预警模型，研究建立特定潜在高危野生动物源病原体流行和传播趋势、表型和基因型变化规律和趋势、环境适应性、原位宿主适应性、对人类的潜在威胁等多点触发预警机制，借此为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智慧化预警提供第一手关键信息触点资料，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准备。建立对抗野生动物源潜在传染病病原体药物库。基于野生动物源新发、突发传染病多点触发预警体系数据统计结果，针对具有潜在流行传播威胁病原体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尺度、多维度、多机制的抗感染创新药物筛选技术体系，涵盖具有新功效的传统抗感染药物和基于人工智能筛选、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建立新结构抗感染化合物的发现平台，逐步增加抗野生动物源高危病原体的化合物种类、技术积累，以及基于组合生物合成等手段的先导化合物结构和功效优化，从而获得新型抗感染药物，及时应对、控制新发疫情。

5 总结与展望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推进，而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意义越来越突出，工作内容也应随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从根本上讲，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的，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整体状况有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为了降低人类感染新疾病的风险，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安全接触至关重要。基于最新科研进展，及时对一些有潜在危险的野生动物源病原体、自然疫源地或携带动物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尽量减少相关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并制定明确有效的预防治疗措施、设备和药物，将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做到尊重自然和其他生命，确保人与野生动物安全接触、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