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诗艺 王进安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中国是菠萝十大主产国之一，菠萝作为外来的南美洲作物，在我国广东、福建、台湾、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广泛种植。[1]学界对菠萝的种植与推广多有讨论，也注意到菠萝拥有诸多称谓的现象，张箭《小议“菠萝”称谓的统一》首次专文讨论菠萝的命名问题，从通名规范统一的必要性角度，对比“菠萝”和“凤梨”在使用中的优劣，得出“菠萝”当为通名的结论[2]。总之，学界大多认为菠萝的称谓多且杂，容易造成使用的混乱，但从语言学角度看，菠萝的异称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是丰富的研究语料，菠萝的命名呈现出明显的方言地域特征，从中可以观察到两岸文化的同源性。

根据王思明[3]、张箭[4]等的研究，学界通常认为，明末年间，菠萝由葡萄牙人传入澳门，再从澳门传入广东、福建、台湾各地。它的传播路径涉及粤语、闽语区，复杂的方言情况导致了菠萝命名的不同，产生了大量异称。这些异称并非是完全分隔的独立个体，它们之间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X 梨型”“波罗型”两类。从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在事物的命名过程中，转喻机制起了决定作用，而转喻模式的选择基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互动体验（体）和认知加工（认）”[5]。通过菠萝异称可看出，在命名转喻过程中，源于同一族群相同的体认观，两岸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历史同源性、比类同源性、认知同源性。

一、“菠萝”的异称

菠萝的异称主要表现为称谓的同形异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