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明明

中国现代化之困的三个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部经由政治失败而引发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及为克服政治失败而进行一系列战略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历史。在关于中国现代化困境的观察中，有三个视角颇具方法论的意义：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的视角。发端于15、16世纪西欧的所谓现代性因素，最早借由新航路的开辟、殖民和贸易，而后通过战争和资本强制扩展到全世界，被认为代表着普遍性的潮流，它所到之处，摧毁了传统（农耕文明）的藩篱，新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秩序，把彼此隔阂的世界变成一个“现代的”的“文明世界”。这个“文明世界”的总格局是“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种态势约束下，中国社会经济适应国际资本扩张需求的深刻变化，形成了有利于外来资本增殖和商品倾销市场的“现代部门”和输送初级原料资源的“传统部门”，从而形成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以及地主经济共同组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依附理论把这种世界格局界定为“中心—边缘”结构，看不到这一结构对于中国的强制，就难以明白中国的现代化何以起步维艰。

第二，国家政治结构的视角。现代化理论一般也被视为社会转型理论，而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它能够提供平稳过渡所需要的秩序和制度。然而，19世纪中叶的中国，国家主权在一系列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协议中受到重创（所谓“主权危机”）；而国内爆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太平天国），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的非建制的私人武装来应对，从而使地方力量迅速崛起（所谓“权威危机”）。在内外压迫下，中央集权的国家能力（财政能力、军事能力、行政能力）持续衰落，形成了晚清特殊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央空虚（权重下移），地方坐大（“督抚专权”）。这种“类封建化”的国内政治结构无法承担起筹划、安排和推进现代化的任务，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第三，社会组织形态的视角。作为农业社会的组织机制，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长期依赖于一个特殊的中间阶层充当联结的黏合剂，这就是士绅阶层。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王朝统治秩序的衰落，这一中间阶层迅速分化解体，一部分流入通商口岸成为软弱的依附性的商业知识阶层，一部分沉淀于基层乡村社会成为土豪劣绅。前者并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市民社会”，自然无法构成类似西方市民社会的“现代化的领导精英”，后者则严重恶化了乡村的治理秩序，使乡村原被宗法乡土温情面纱掩盖的土地租佃关系日益具有公开的对抗性质。中国社会由此陷入低组织化甚或无组织化状态。要改变这种态势，就需要改造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根本变革包括内外环境在内的中国的政治生态。

于是，“重建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主题，本质上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要求。从辛亥革命前后的预备立宪、请开国会，到创建共和、制宪修宪、多党竞争、联省自治等运动，都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化欲图克服政治失败的尝试，但这些运动内含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五四运动之后，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重建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国家获得了新的含义：剪除与西方在华利益相勾连的地方的、分裂的、反动的寄生势力，包括传统的土地权势集团和新生的买办集团及与之勾连的军阀势力（“反封建”）；建立现代的、主权的、民主的国家权力机构，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对抗和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帝”）。这意味着必须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重组，即从政治入手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它的基本行动是：

第一，建立新的大众动员型政党，用政党的力量来克服中国的低组织化状态，用政党的组织网络来完成中国社会的再组织化；第二，发动彻底的社会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方式颠覆旧制度，打倒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反动力量，改造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保守势力；第三，再造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政治自主的多民族共同体，建构法律、政令、税收、辖制有机统一的政府体系，促进民族的团结融合与边疆的稳定，保障了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各级政府，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长达百余年的国运颓势，最终奠定了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主导下独立自主、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坚实政治基础，卓有成效地回应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代各大国竞逐富强提出的挑战。

中国现代化的四个关键要素

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在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独特历史命运和独特国情的制约下，通过学习与变革、抗争与选择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政治失败而引发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及为解决政治失败而兴起的战略和制度的创新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特色。它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构筑的自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决定要素。在霸权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结构中，软弱的政权根本无法把国家的现代化导入竞逐富强的赛道。在中国，这个问题很自然就转化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现代国家的内涵并不是仅仅如同一些西方学者所言的权利保障、代议民主、宪治自由等，而是在与外部霸权及内部分利集团斗争过程中提升和强固国家的自主性及其所反映的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其保持高度政党自主性、保持强大政党能力的条件，它缔造了国家，就把自己的信念、特征和机制赋予了造物，所以在中国，国家的自主性是由党的高度自主性所支撑的，国家的能力是由党的强大组织能力所加持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意志及其排除障碍的国家能力，就不可能在严酷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第二，具有强大回应性、问责性机制的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中国现代化一般被人们视为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一个能够维护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有效政府是它的基本要求。有效政府具有强烈的发展导向，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行动战略；有效政府承认和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深刻认识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采取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实行市场和政府的双轮驱动；有效政府重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功能，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经济产业政策，领导协调经济活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从宏观到微观践行国家意志，推动经济和社会公共生活按照国家认为的最优方向前进。回应性和问责性相统一的有效政府模式，本质上来自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历史要求，既是中国现代化所强调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在政府治理模式上的反映，也是解决超大国家条件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应对各种现代化风险的制度优势所在。

第三，持续的社会革命创造的平等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基础。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革命过程，革命把散失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跨国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不平等与随后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比较平等的社会，后续经济增长较快。在一个相对平等而流动的社会，普通人通过奋斗也能实现梦想，而一个由少数人垄断资源的不平等的社会，普通人实现梦想的可能就非常渺茫，这就是平等对效率的正向激励。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后则越来越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因。在一个经过社会革命清理的地基上，平等的社会结构是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激励机制。

第四，以治理中心主义支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治理中心主义植根于社会主义，其内核是以人民为中心。按照治理中心主义，评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否成功，政治上不仅在于人民是否行使选举权并得以按照法定程序对公职人员进行自由的选择，而且在于人民能否实质性地全过程地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经济上不仅在于市场经济法则是否确立了它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地位，而且在于市场经济机制能否为增强综合国力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最好的绩效；社会生活上不仅在于是否建构完整的公民权利体系以保证社会的自由表达、自由交往和自主创业，而且在于能否切实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和民族团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公共生活。治理中心主义在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具有强大的发展效应。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有效的治理，而有效治理是中国现代化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扩展与世界意义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分量极重的内容。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近几年才出现的概念，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式的现代化”便已见诸报端。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曾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又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在这里，“中国式的现代化”有道路、制度构设的含义，但主要是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联系起来界定的。

如果单就20世纪80年代“翻两番、小康社会”的标准，中国早已超额完成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的工业化前30多年艰难起步，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年均8%的增长初步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旧貌，后40年靠改革开放，在超过四分之三的时间内创造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国已经由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历史内涵，更简洁更鲜明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和方向。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建立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已经基本完成），不是单纯的数量指标问题，而是在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巨变中对于人类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总量增长、科学技术创造的过程（这凝聚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富强梦想），而且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成熟定型（这是改革开放40余年解放思想、积极探索的奋斗成果），还是一个深刻的革命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社会进步过程（这超越了现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视野和现代化方案的设定）。

从现代化的政治与历史之维观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现代化的推进必须有一些关键因素作为支撑，这些关键因素如前所述即自主国家、有效政府、平等社会、治理中心主义政策。没有一个自主国家，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在既有世界经济政治结构束缚下的依附性发展；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受制于自然禀赋，依赖自发市场条件的力量分散的低水平发展；没有一个平等社会，现代化只能是一种被丛林法则支配的两极化发展；没有一个治理中心主义政策，现代化只能是一种非均衡的跛足式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质只在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造就了自主的国家，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支持了有效的政府，是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带来了平等的社会，是治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和政策推动了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就此而言，它的确又是中国特色的。

中国人并不企图把自己的制度和体制推向世界，中国人比任何民族都更能接受多元主义的观点，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人缺乏普遍主义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智慧和思维特征是“多元—普遍主义”。按照“多元—普遍主义”，现代化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特点，但最大的公约数不外乎富足、安全、自由、尊严以及能满足这些理想的有序的公共生活；现代化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但通向现代化的理想境界总有一些绕不开的方式方法。对于许多不发达国家来说，可以没有共产党领导，但要想摆脱外部经济政治霸权和内部利益集团的掣肘来谋求发展振兴，拥有一个自主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可以不搞社会主义，但要想发挥比较优势动员资源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依托一个有效的政府是事半功倍的成功关键；可以不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但很可能必须容忍社会不平等对效率、增长的减损和畸形繁荣对国家的潜在危害；也可以不必把治理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但恐怕得把社会的病态当作一种审美的常态，把经济转型和社会成长寄托于漫长的时间。

作为一个背负着千年光荣与梦想的民族，中国总有那么一群人不甘沉沦、不肯放弃、不愿等待、不怕失败，于是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奋发图强、独立自主、实行赶超，从而开始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制度、社会革命的导向、平等社会的价值、治理中心主义的政策，带来生产力的解放，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体制、经验和方案同现代化的一般必要条件和发展逻辑具有内在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它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留给这个千帆竞发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