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央行开展237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利率为2.65%，此前为2.75%，下降了10个基点。目前从效果来看，提振市场预期与信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国经济来到了一个重要路口，如何避免流动性陷阱，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流动性陷阱是过去只有在西方经济中看到的现象，典型如日本“失去的十年”，也许是二十年、三十年，就是掉进流动性陷阱的后果。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现象是银行有钱贷不出去，或者勉强贷出去，又被存起来或转成债券，企业和居民既不投资，又不消费。此时的流动性就像江中的旋涡，不进不退，原地打转。

中国经济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从冒头到开始明显，算起来接近一年了，好在现在还不严重，还来得及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在中国重演。但要绕开流动性陷阱，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要拿出大的魄力来提振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一、什么是流动性陷阱，它与中国有关吗？

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指当一段时间内即使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场参与者也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对利率调整不再作出反应，导致货币政策失效。

流动性陷阱实际是说，资本的价格无论供求形势如何，不能为负。如果资本供大于求，价值已经应是负值了，但不要让它成为负值。此时即使利率为零，仍然是一个供大于求的价格。没有机制让利息保持供求平衡，不管经济后果是什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走到这一步，是民生停留于口号，没有落到实处，长时间累积的结果。所以，要从根上反思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建立一个总的分析框架，经济到底是以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是一个超越流动性陷阱常规分析的框架。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通胀（据CPI数字）和通缩（据PPI数字）并存的准滞胀状态。

一方面，经济出现专家所说“非典型复苏”。表现在短期提振后，进入二季度，投资又出现回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降至2021年初以来最低水平，基建投资增速从1～4月时的8.5%回落到7.5%。资产价格先涨后跌，企业加库存后又去库存。PPI数据显示了企业预期不足。

另一方面，居民持币待购，消费信心有待提高。其中，出行虽然恢复至2019年的100.66%，但人均支出却下降15.4%。结合就业形势（6月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21.3%）看，支付能力不足明显限制了消费。这可以部分解释CPI的表现，即通胀处在低位区间。

从货币来看，M2增速继续高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大量货币沉淀在银行，说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足。相反，债券市场活跃，中证全债指数异常偏高，存在企业左手从银行进，右手从国债出的套利现象。这已是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特征。简单地说，流动性陷阱就是钱有的是，但既不投资，也不消费。

基于在通缩条件下低通胀的判断，主流意见是总需求不足为主。为此，常规的对策一般是提高流动性，比如降准从7.5%再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扩大投资需求，包括增加居民收入。稳地产，如保交楼。此外，减税也是美国曾经实行过的常规应对。

相信综合运用政策工具，目前的困难会暂时得到克服。

二、追究凯恩斯的原罪

刺激总需求，对救火来说确实重要。但对一个为期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经济变化来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好了当下，过一阵又会重来。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来的。目前应对流动性陷阱的思路，并没有摆脱凯恩斯这个框架，仍然是把總需求放在第一位。凯恩斯的总体框架本身就是有偏的。

如果资本掉进流动性陷阱，就是当资本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资本供大于求的时候，它的价格仍然不能下降，这就是它的流动性陷阱。如果资本家一点利润没有了，那干吗还投资呢？他由此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存在一个流动性陷阱，即使你的投资不需要了，也不能让它为负值。这里的利润为零后面，有很多专业的解释，和我们平常说的利润为零不一样，先不深究。

平衡的观点是，资本如果供不应求应该是正值，供大于求应该是负值。如果我们的生产过程需要劳动和资本两个投入，应该谁稀缺谁价格高，不稀缺就价格低。失业实际上是工资价格为负值，失业可以，但是资本却不能为负值。但是实际经济发展由不得凯恩斯这么解释，实际是怎么做呢？如果坚持利润应该为负，但是实际还不为负，那继续往里投入，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实际是误导了。如果不接受利润为负，那么什么是资本家可以接受的呢？危机是可以接受的，但那是强制资本家接受。经济危机给资本家来一个总破产，资本为负值就实现了。资本过剩之后的负能量积累多了以后，资本家在此等于认为“把我统统报销了行，但是为负却不行”。这个逻辑自身就有矛盾了。

按说这部分应该和劳动平衡，在生产生活之间进行平衡。凯恩斯主义把生活贬低了以后，用政府虚拟出一个总的消费者，来消费这些本该由劳动者消费的东西。政府消费什么？它可以消费战争，有可能大规模制造浪费。浪费相当于形式上把劳动者和资本的关系平衡了，但是生产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实际做的功，只相当于转移支付，只不过是反的转移支付，是劳动者把自己的利益转移支付给资本家。这是流动性陷阱存在的问题。

流动性陷阱违背了斯密的原则。按照斯密的意思，经济要自然而然，谁缺，谁就稀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科学技术允许，而且有足够的资源，增长可以持续，适当向资本倾斜是对的，因为资本稀缺了。但凯恩斯的理论是什么？资本不稀缺，也不能降价。资本供大于求，利息应给消费者，用于刺激消费，消化产能过剩，但流动性陷阱理论不允许这样想，还想算出一个平的账，等于是不按照供求关系来了，这典型反映了均衡并非平衡的道理，因为资本与劳动不对称。资本平衡了，劳动就不平了。这就是精英取向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熊彼特在这方面与凯恩斯没有矛盾，但我们的观点与他们都有矛盾。

按说真要讲平衡，观点应该是这样的，资本多了那就降价，凯恩斯说资本没有负值这一说，但是劳动不是，劳动力可以失业，失业相当于工资为负，资本的价格不能为负而只有劳动力的价格为负。资本价格为负的问题，如果真要解决，不是没有办法，可以通过消费资本化来解决[1]，相当于在有效消费不足时，给消费派送利息。

三、以人为本的对策：针对流动性陷阱治本

在短期应急对策之外，按照以人为本的思路发展数字，可以为避开流动性陷阱提供中长期政策选择。

（一）要树立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国民收入新理念，用以人为本的思路矫正凯恩斯主义对民生的忽略

我们读凯恩斯经济学的文本，可以看出他是从哪儿开始的。一般我们说的国民收入Y是总数量乘上总价格，从这里开始。凯恩斯经济学不是，他强调的是，国民收入均衡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国民收入跟民生、生活没关系了，他只考虑了资本这一个因素，而没有充分考虑人本的因素。他自认为考虑了，认为工资具有刚性，但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看，基本没有考虑，至少没有考虑充分。

他认为整个经济达到均衡的公式是投资等于储蓄，也就是资本供求相等，把劳动这个要素折叠、隐含在其中了。按凯恩斯的理解，如果说投资出问题出在哪儿，那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储蓄不足。但按我们的观点是因为没有照顾民生，使劳动者没有获得一个达到平衡所必需的收入，结果就是有需求，但没有支付能力。

如果分配不均，资本家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大众没有来自创造性的收入，或者不具有分享利润的过程，总体上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反映在哪儿？就是储蓄不足。在储蓄不足条件下支持投资，凯恩斯想办法干什么呢？就是强制储蓄，用生活的钱投入生产，隐含着把应得的利息剥夺了。这样就更不平衡了。

凯恩斯认为要怎么办才能强制储蓄，就是要政府来干预，强制补平。这个在短期之内可行，但是长期之内不可行。凯恩斯有一种说法，“在长时间内，我们都死光了。我们不需要考虑长期。”这一点，连西方经济学家都攻击凯恩斯，认为他只有短期观点没有长期观点。

这时的需求就有特指了。它不是在平衡观点中那种独立自足、自我创造的消费，而是依附于生产的消费。《普遍经济学》作者乔治·巴塔耶曾专门从概念上区分了“非生产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凯恩斯所指的消费，是对应生产性消费的需求，被还原为无差别的物质欲望，相当于把人还原为物。

凯恩斯所说的消费，在生产和生活两者之间，彻底把生活压缩了。按照平衡观点，生产和生活是平衡的。以中庸的价值观看，生活压缩了，生产与生活的统一体就没法正常循环，就必然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强调所有资源向资本聚集，只要投资等于储蓄，经济就处于平衡状况。在实践中扭曲为打破整体平衡的资本均衡，即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强制储蓄，否定非生产性消费，否定消费者主权，以损害和压缩民生的方式，来强行保证投资等于储蓄。这在理论上留下了宏观机制与微观机制、一次分配机制与二次分配机制不一致的后遗症。

生产与生活脱节，结果一定是企业家获得脱节中产生的利益的回报，投资利益得到保障。但由于企业家消费是有限的，大量东西没有得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导致总体上的有效消费不足，至少是用于生活的选择多样性的有效消费是不足的，这是由于劳动力收入不足造成的。

按照我们中庸的观点，可以有多种方式改进这种由资本均衡带来的宏观整体不平衡，当由于弱者收入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时，应补强给劳动者更多创造机会，使他获得工资以上的剩余，以平衡由于资本供大于求造成的宏观不平衡，也可以通过消费资本化机制创新，在资本与社会劳动之间达到协调式的平衡。

凯恩斯不是“损有余以补不足”，而是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就缺多少補多少，让政府来补，但补的不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却还是要由自己来买单。因为最终消化政府投资，是通过强制储蓄，等于人人加税，最后还是补给资本。唯一建设性的效果是避免了资本的彻底崩盘。资本崩盘，固然对劳动不利，因为会造成严重失业，但经过经济危机，资本与劳动的比重会稍微接近；但资本不崩盘，代价却是劳资关系更加不平衡。

需要根据以人为本修正国民收入公式。在投资等于储蓄之外，另设均衡条件，即同时满足劳动等于消费。

（二）通过提高劳动收入，满足真实消费，提高消费信心，以真实内需为总需求提供准星

凯恩斯所说的均衡，只是资本这个局部的平衡。在经济过程中，开始是资本稀缺，不断用乘数去放大；放大过头，造成产能过剩后，不知道像太极那样转回来。按周易的原则，应该非常简单。把资本利息根据供求确定为负，继续往下投，是在惩罚它；当有效需求不足时，意味着劳动要素稀缺，需要对劳动有一个放大机制，例如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有效需求水平。这样才能达到平衡。

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来搞实际上的通货膨胀，相当于人人都增税，实在不行就发动战争。发动一场战争，从直接扩大需求看其实挺划算的；但产生的问题是，它和人的本性相逆。

从技术角度看，均衡但不平衡的机制细节在于，原教旨的凯恩斯主义设定了工资和价格刚性，老百姓劳动者就该受穷，而不是根据最终消费构成的有效需求的稀缺情况来调整。这样可以反过来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出现经济危机。有效需求不足这点，被凯恩斯自己通过政府干预克服了，但采用的不是理论上声称的资本与劳动完全按供求法则来配置，而是资本有一个流动性陷阱构成的刚性，而工资存在另一个刚性。流动性陷阱实际是西方经济的“软预算约束”。

按我们的观点解释总需求不足问题，不同于凯恩斯。我们认为，劳动者的创造性发挥，实际上是配合报酬的。劳动者对应创造性的报酬相当于利润，不是工资。这是我们在最后谈到机会公平问题的一个观点。而凯恩斯经济学中没有这个概念。当前的低通胀只是一种假象，如果没有收入条件约束，随时可转为高通胀。因此在运用总需求政策时，需慎之又慎。

如果单纯从提高支付能力角度看，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发放消费券，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虽然短期有效，却不是专门针对流动性陷阱的。因为流动性陷阱是有钱不花，不是没有钱、没有支付能力。虽然就眼下来看，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但从长期观点看，相对福利来说，提高民众要素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才是针对流动性陷阱的精准施策。

（三）支持平台开放经营，通过数字经济扩大机会公平空间，同时提高生产者信心与消费者信心

流动性陷阱的病症是，银行放水后，人们既不投资，又不消费，病根是生产者信心与消费者信心同时不足。那么，有没有可能针对流动性陷阱的这两个要点，设计出“一石二鸟”的解套之策？数字经济的实践给出了回答。

数字经济过去三年经历了“自然灾害”，当前正是支持平台企业大显身手的时刻。

第一，支持平台企业大显身手，要对平台企业去污名化，支持其开展生态赋能。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日前发布，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对平台企业来说，当前急需恢复投资信心。恢复投资信心，需要对平台企业去污名化。要把平台企业当作民营“大中小”企业生态共同体的赋能者看待。这个赋能，是指以数据要素替代资本金，充当资本，当前中小企业一方面资金难，贷不到款；另一方面，真贷到款，又不愿投向实业。平台企业可以起到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以支持各行各业数据生产资料（如虚拟店铺、开发工具、智能设施）有偿复用的方式，替代银行流动性，切实为实体经济服务，推动行业向增值服务为主的服务化方向高质量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开放经营、互利共赢，而不是视这种行为为资本无序扩张，一方面提振平台企业的信心，另一方面提振民营中小企业的信心，同时给这些企业开展新业务的活路。

这样的政策，可以等价于国企向民营企业开放垄断经营业务或减税的效果，但其优点是不需要国家额外付出。

第二，引导平台企业大显身手，提高民众要素收入与财产性收入。

激发消费信心的问题，主要不在心理层面，不是靠舆论和宣传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靠机会公平，即让民众拥有稳定获得要素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目前，民众没钱不消费与有钱不消费，两种现象并存。引导平台企业大显身手，文章可以做在机会公平上，即令民众低门槛获得使用各行各业生产资料的机会，比如，以零工经济的形式进入APP的经营。在APP经营中，民众获得的是分成收入，即要素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因为它是工资之上的收入。这个渠道一疏通，以“零次分配”（生产资料平等使用）为特征的共同富裕，将在源头上出现泉涌之势。这对于消费信心的提振在于，给广大民众一个希望，虽然无法从国有企业那里得到直接接触生产资料的机会，但可以利用数据要素可通用，而从民营平台那里得到共享发展的稳定机会，比如在流通业，这样的机会就达到1000万的量级。这才能从根本上解消民众因为担心各种逆向转移支付而不敢消费的心理。

从理论上说，这对总需求问题给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总的回答。首先，需求定义不同，凯恩斯经济学把需求理解为物质欲望，排斥了精神需求。而我们认为需求不光是物质欲望，还有高级需求。对应需求的，自然是供给，要给民众参与APP创富机会；其次，凯恩斯把劳动者视为消极的、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力，只需要用工资加以物质刺激就可以了。北欧福利社会的观点顶多认为通过二次分配多分一点就可以了。沒有意识到劳动力不光可以当机器使用，还是人，也是财富的主体。

劳动力和劳动者的区别，在于劳动者有心，有创造力的本质；而劳动力是物化的商品，可以像机械零件一样拧来拧去。如果不为劳动者配置生产资料，他就没有机会去实现梦想，无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由于把这些草根忽略了，造成了投资和储蓄实际是不平衡的。这是凯恩斯之罪。

凯恩斯及凯恩斯政策追随者没有考虑的是，与一次分配中的公平相对应的激发劳动者创新精神的问题。仅给劳动者以物质化的福利补偿，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消极性，而这种消极性才是信心不足的总根子。劳动者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没有驾驭机会的能力，他们随时可以从医疗、住房到教育等等找出无数理由拒绝当前的消费。

总的结论是，要想避免流动性陷阱，乃至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对策的选择应在以人为本这个方向上。待宏观经济操盘手忙完现实紧迫的救火工作之后，希望能静心想一想初心与使命上的事。

参考文献：

[1]应光荣，刘方棫，姜奇平，等.消费资本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