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

一晃，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时间像飞速转动的车轮，记忆则像日光中暴晒了很久的照片。许多事情褪去了颜色，唯有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情感，还持久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

郑文光是新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曾经创作过许多中国之最。1954年，是他第一个用科学幻想小说的标识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作品《从地球到火星》。1956年，郑文光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这篇作品后来送到国际青年联欢节还获奖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六七年里，郑文光焕发了蓬勃的创造青春，先后写出了《飞向人马座》《大洋深处》《神翼》和《战神的后裔》等四部长篇小说和《鲨鱼侦察兵》《命运夜总会》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中的许多至今仍然是中国科幻的经典。

鄭文光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是那个年代中国科学文艺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在担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的过程中，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做了大量文类推广工作。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科幻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批判的日子里，他坚定地站在维护科幻文类的一边，积极为这个文类的生存发出各种可能的声音。

十分遗憾的是，正值壮年的郑文光突发脑溢血，早早地从创作的队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特别支持青年人的科幻努力。《科学文艺》改刊为《科幻世界》并逐渐崛起，跟郑文光老师的大力支持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此外，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的培养，这也让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学到许多生活和创作的道理。站在今天的科幻文学发展背景上回望郑文光老师的科幻创作和理论实践，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铭记。

首先，他很早就已经给科幻文学跟科学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宽松而恰当的基调。这个基调就是：科幻作家永远应该站在科学的最前沿，但创作本身却不能拘泥于科学。一部作品只要不违背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就应该受到鼓励。当然，依靠科学却不拘泥于科学的构思，并不总是容易完成的。在他特别具有创新性的小说《太平洋人》中，科学与现实、过去与未来反复交织缠绕，但未来主义的基调是特别明显的。

其次，他特别注重科幻小说必须首先是小说，必须有感人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他善于通过独特的感官捕捉周围世界微弱的变化，并把这些变化放大到未来人类的生活之中。这种来源于自身感受的独特文学创作方式，使他创建的新世界也有着自己的个人化色彩。《飞向人马座》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文学特征的重要作品。在很长时间里，这部小说被当成中国科幻作品中硬科幻的典范之作，也是这个道理。

第三，他希望科幻作品能具有很强的思想观念甚至政治信念，那就是对所有封建腐朽的东西，必须坚定地扫除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把这点总结为，将现实和未来放在一起考虑！他的一些科幻现实主义小说如《地球的镜像》《星星营》《史前世界》等，至今仍然焕发着时代的气息。

第四，他很早就希望中国的科幻小说应该具有民族气派和语言的神韵。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古庙奇人》《神翼》等作品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即便是把科幻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郑文光还是在其他许多方面同时做出了骄人的成就。作为天文学史的副研究员，他的著作《中国天文学源流》获得过中国科学院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非常重要的科学文艺（用文艺形式撰写科学）的作家，他的科普读物《飞出地球去》曾经感动过一代中国人。大家今天看到的“流浪地球”的设想，就曾经出现在他的这本书中。

2014年，美国电影《星际穿越》在中国上演。当时，离郑文光辞世已经有十一个年头，而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已经在国内火爆。有人看过影片后在网络上说，《星际穿越》看起来是对刘慈欣小说的抄袭，刘慈欣却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电影中没有什么对他作品的抄袭，要说有，也应该是抄袭郑文光。从刘慈欣的这句话就能看出，新时代科幻大师对老一代科幻大师的敬仰。另一位著名作家韩松的这种敬仰表达得更为直接，他写道：“当我写科幻小说时，我便感到面前有一堵无法逾越的墙，这便是郑文光和他一百多万字的作品。”科幻作家杨平说：“他是个来自另一世界的信使，为我们带来快乐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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