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王荣辉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自身的命运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世界政党特别是国外共产党在政党建设、思想理论、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援助。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和实践的要求，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党援助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援助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经历了萌芽、挫折、恢复和深入发展四个阶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梳理、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深化中国总体外交的层次、支持发展中国家政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经验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政党援助； 党际关系； 历史经验； 思想理论

中图分类号： D27； D33； D8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3.002

新世纪以来，西方霸权不断衰落，民粹主义、阶级分化、社会动荡等问题充斥着西方社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着自身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和经济腾飞，世界的发展正在由东方重新定向［1］。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进行以“民主”支持为核心的援助，但由于其援助模式的刻板和方法的单一性，西式政党援助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需要新的理论与经验开辟政党建设的新局面。在政党建设领域，以选举为核心的政党政治主导着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政治生态与民众的政治心理。西方左右两翼政党日益趋同，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日益模糊、政党凝聚力不断下降，更多政治精英选择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政治，导致了西方政党的领导力退化、党员人数减少、党组织萎缩、社会功能弱化以及极化与空心化问题加剧，其政党政治俨然已进入寒冬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理论与经验，其政党政治臻于成熟。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2］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3］60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党政治以其独特的优势冲击着西方的固有模式，为世界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将履行大国大党责任，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贡献。”［4］8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要在经济方面为世界的繁荣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更要在政党理论、执政理念等方面引领世界政党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数十年间无偿向世界各国政党分享自己的执政经验，帮助各国寻找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得到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广泛赞誉。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节点上，有必要梳理过去几十年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经验，这有利于把握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国家政党援助的基本逻辑，推动世界范围内政党的合作与发展。

一、 政党援助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

（一） 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在实践上早已有之。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对象以越共、朝鲜劳动党、日本共产党等意识形态相近的兄弟政党为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跨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1983年5月中联部提出：“我党对外联络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本着独立自主的方针，继续扩大联系，进行广泛接触，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和可能与我党来往的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5］109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对象扩大到了任何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形式多元化，主要包括军事援助、政治援助、经济援助等。虽然形式多元，但治国理政经验与理论的分享和政党援助实践是其对外援助的核心与根基。

在学术领域，政党援助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它主要指一国政党对其他国家政党的发展和建设给予帮助和指导的实践。国内学者对政党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的研究较多，但对政党援助这一概念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十分有限。学界对于政党外交的理解主要分为“狭义派”［6］、“广义派”［7］，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党外交的主体是共产主义执政党还是一国合法政党。无论是从狭义还是广义上理解，政党外交的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服务，是政党为了国家核心利益而进行的党际交往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领域，少数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8-10］，但現有的文献也没有将政党援助与政府间援助的概念相区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鉴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党际援助具有极强的权威性、稳定性与持续性，与中国的政府援助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党并不能直接代表政府向其他国家进行援助，党际援助也不能直接对等于政府间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作为政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向世界分享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鉴于国外多党制下动荡不安的政党政治，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的领导人认为，仅向中国政府学习经验，而不接受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党际援助的国家关系是不完整的国家关系。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可定义为与政府间援助平行的党际援助，政党援助囊括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在内的多种实践，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援助理念，致力于向与中国共产党友好的政党传授涉及治国理政各方面的理论与经验，逐渐形成了不干涉他党内务的原则，是政党外交与总体外交的一部分，是践行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诺的关键一环。

（二） 国外政党援助的理论与实践

自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进行援助，以帮助后发国家摆脱民主政治发展的困境，但其目的却在于推行西方民主化概念与西方价值观。

西方政党援助的主体较为多样，不仅包括各个国家内部的组织，也包括一些双边与多边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党，如德国基金会、瑞典基金会、美国的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荷兰多党派民主研究所（NIM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欧洲安全组织（OSCE）的民主机构、社会主义国际、自由国际等。在政党援助的类型上，间接援助主要以提供选举技术支持和完善国家的立法制度为主要目的。直接援助则更重视选举的过程，它贯穿国家政治选举的始终，是帮助其民主伙伴获得或保持政权，通过整体政党制度的改革来促进政党变革的重要手段。从援助的模式来看，主要包括兄弟党模式和多党模式。兄弟党模式是指政党在选取政党援助的对象时往往会选择与自身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多党制模式则是指援助提供者向一个国家的所有主要政党提供援助。西式政党援助的工具箱主要包括交流互访、咨询建议、物质支持、培训等。目前，西方政党援助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但由于其民主模式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相匹配，其效果欠佳。

西方的政党援助以增强政党的选举能力为核心。有效的选举需要政党具备包括中央机构、组织架构、选举程序、政治纲领、意识形态、宣传能力、吸纳能力在内的诸多政治要素，这些可以概括为“政党组织力”。乔尔·拉扎勒斯（Joel Lazarus）指出：“政党援助是殖民社会中各种以项目制形式为基础设计民主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政治干预。”［11］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认为：“西方政党援助遵循一个标准方法，实施政党援助的组织从了解新兴或挣扎中的民主国家的政党开始，发现这些政党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援助方关于好政党的标准，并试图按照设计的援助计划与标准重塑它们。”［12］格雷格·鲍尔（Greg Power）认为：“对政党和对议会的援助紧密相连，政党长期以来被视为民主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但现在政党越来越被认为是决定治理质量的关键行为者，因此在民主援助战略中至关重要。”［13］综合西方学者对政党援助的阐释，西式政党援助可以概括为由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党发起的为增强“新兴国家民主政党”或“处于困境的民主国家政党”的政党组织力，帮助其建立和完善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政党制度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干预。

二、 思想探源：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理论源泉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政党援助必要性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4］这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社会世界的历史正在由局部历史变为整体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了世界历史形成条件下无产阶级联合的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是全世界最富有革命性和最先进的力量。因此，本国共产党所需要联合与援助的对象应当是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的他国共产党，但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很少，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的共产党数量就更少了。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致力于建设国际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国际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各国工人运动的规模还比较小，斗争策略和组织工作比较统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工人阶级团体还较少。因此，马克思成立第一国际的目的就是向各国工人阶级团体传授科学的理论知识，从理论上武装和帮助他们成为实现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先锋队。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各国的工人阶级力量逐步壮大，马克思开始强调在各国建设独立政党的思想，并领导和建设了第一个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德國社会民主工党”。马克思强调要将“一国建党”的经验从德国拓展到各个国家，开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新阶段，这说明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了政党间理论援助的必要性。

随着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壮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5］50“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5］66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和帮助，还要努力争取与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等的团结和协调。只要他们的活动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世界和平，无产阶级政党就要积极支持与帮助。

（二） 列宁对于政党援助的相关论述

列宁初步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援助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胜利需要共产党间相互援助。1918年12月，列宁在《致格·瓦·契切林》中谈到第三国际纲领草案的起草工作时曾指出：“制定纲领的基本原则我看可以采取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或许可以部分采用我的党纲草案”。”［16］1921年7月，列宁在《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又谈到：“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17］可见，列宁不仅希望将俄国成功的经验融入到第三国际的指导思想中，在思想层面给予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援助，而且希望世界各国共产党能够逐步实现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而援助和支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世界范围内革命的胜利需要各派的力量凝聚起来。列宁认为依靠无产阶级并不足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他指出：“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各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18］可见，共产党团结与援助的对象不仅是共产党，也应当包括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力量。因此，列宁在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9］这一新的战略口号。

列宁的这一思想的目的是把俄国先进的经验融入到共产国际中，以便对兄弟共产主义政党进行援助。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把俄国自身的历史惯性带到共产国际中来。早期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其中的原因不乏是受到以苏俄经验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三） 斯大林对于政党援助的相关论述

1924年年底，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基本观点是“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需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20］1925年1月，斯大林在《给德-奥夫同志的信》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一般胜利的概念，这是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斯大林认为，一般胜利是俄国或少数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要想实现“完全胜利”，即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则需要几个先进无产者国家共同努力。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斯大林整个党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是其政党观的逻辑终点和最终目标。在斯大林眼中，十月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国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国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進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事业。”［21］这意味着苏联共产党肩负着实现国内共产主义与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革命的双重任务。在这一逻辑的支撑下，斯大林形成了其党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肩负着援助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同样，各国也负有保卫苏联的义务。斯大林强调苏联对外的政党援助是为了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但由于苏联在共产国际中的特殊地位，随着“保卫苏联”口号的提出，苏联的政党援助逐渐带有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其国际性逐渐屈服于民族性，成为苏共控制各国共产党的工具。

三、 历史脉络：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演进历程

（一） 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萌芽（1949年-1966年）

1.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对亚洲兄弟党的援助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的任务是负责各国兄弟党和侨党的联系工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制订有关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政策和策略方针，并且帮助兄弟党推进组织建设［22］。例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马列学院为越南培养干部和学生以充实其人才队伍。1951年1月，中国共产党还在广西桂林创办了“越南育才学校”，专门接受越共输送来的青年和儿童。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帮助越共制定土地改革的纲领。为此，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专门制定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关于越南今后土地改革方案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意见》，帮助越共进行土地改革。1954年9月，应越共总书记胡志明的请求，中国共产党还帮助越南制定了“有关文化教育的具体政策及有关新闻出版政策”，帮助其稳定新接收城市的政治秩序。二战结束后，日本共产党面临美国占领的形势，分化为不同派系，产生了党内分裂。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日本共产党稳定党内形势、制定党内纲领。例如，1950年1月，中国共产党协助苏共在共产党中央情报局机关报上发表了《关于日本的形势》一文，并在文章中为日共制定了详细的战后发展纲领。同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现在是日本人民团结对敌的时候》，帮助日共修复党内分裂形势。1951年8月，又协助苏联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年纲领》，通过分享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经验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的方式，帮助日共制定应对美国不公正占领的对策。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外兄弟党进行了政党组织建设方面的援助，帮助兄弟政党稳定了党内形势，明确了发展方向，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经验与兄弟政党的情况并不完一致，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春决定停止帮助兄弟党制定纲领和政策。毛泽东认为：“我们过去也给人家起草过纲领，那样是行不通的。”［5］37这个“行不通”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代人制定章程不一定符合对方的要求和国情；二是对兄弟党下“指导棋”也不符合党际关系平等的基本原则；三是随着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有时确实很难处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纲领目标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矛盾。此后，中国共产党极少介入国外兄弟党党内事务，仅以军师和参谋角色给国外兄弟党提出意见和建议。

2.军事支持——中国共产党对朝鲜和越南兄弟党的援助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广大亚非拉国家政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必要的援助。党对外军事援助的主要内容包括军事思想理论的分享、军事人才的培训、武器装备的提供，以及直接出兵援助等，这些决策是政党最高层领导人作出的，属于中国共产党政党军事援助的范畴。

建国初期，对越南与朝鲜的政党军事援助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军事援助的重要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南与朝鲜人民军的援助为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与保障。1950年2月，斯大林在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决定由中国共产党承担对越援助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军委的意见是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越共抗法战争的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翼的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从根本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所在［23］。刘少奇随即电告罗贵波，并任命其为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共产党派出了陈赓摸查越军的情况，又选派了以韦国清为代表的军事顾问团，并在云南砚山县帮助越共训练了第308师，向其提供了精良的武器装备。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专门于1950年2月在云南创办了“云南军区特科学校”，为越南培训了大量军事人才。1954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越南人民军沉重打击了法国殖民者，促使法国停战和撤出印度支那。在此后的抗美援越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对越共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并最终帮助越共战胜了敌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对朝鲜半岛事务实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共中央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作出了“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19日，在彭德怀元帅的率领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跨过了鸭绿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并肩战斗下，经过将近三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的军事援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威望，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长远的保障。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直接对外的军事援助。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军事援助主要以思想理论分享、人员培训、装备供给为主的间接军事援助。

3．政治斡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援助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发生由于工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流血冲突，此后波兰的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1956年10月19日和21日，苏共中央两次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认为波兰局势十分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遣由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1956年10月22日凌晨，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并决定派遣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去调停。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与苏共和波共举行会谈，使双方意见达成一致，随后苏波两党举行正式会谈，协商解决分歧。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犯有错误。次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波兰的形势随后趋于好转。

在波兰局势有所缓和时，匈牙利局势却严重恶化了。1956年10中旬，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大规模骚乱，匈牙利宣布建立多党制政府，并要求退出华沙条约。毛泽东在与政治局商议后认为，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有本质区别，其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中共中央委托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向苏共中央表示，苏军应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24］。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支持苏共用武力手段解决匈牙利问题，维护社会主义政权。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表示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那样苏方就会变成征服者，苏共一致认为这样很不利，所以主张退让［25］。但随后匈牙利的局势愈演愈烈，苏联遂决定使用武装力量干预匈牙利政局。11月4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匈牙利国内的局势才逐渐好转。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斡旋，苏联结束了与波兰的分歧，匈牙利的局势也逐渐稳定。赫鲁晓夫也通过此事件稳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少有的直接参与调停国际局势。但随着中苏论战的开始，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大部分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几乎陷于停滞。

（二） 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曲折发展（1966年-1976年）

1.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遭遇挫折

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华沙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中共，又在当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国际共产党会议上点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并于当年7月撤回所有苏联驻华专家。1960年年底，在莫斯科举办的八十一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中，中苏两党在赫鲁晓夫提出的不要站在论战的第一线和两党在国际会议上保持一致这两点上达成共识，使得两党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总的来说，此后的中苏关系主要处于对峙状态。1966年3月，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邀请，这意味着中苏两党的关系跌至谷底。6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认为苏共新领导“原封未动地继承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全套衣钵”，强调如果要革命，要反对帝国主义，要坚持革命人民的团结，就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26］。中苏关系的破裂導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正常的党际交往，阻碍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继续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帮助中国共产党与欧美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建立了良好的党际关系。但由于与苏联和其他国家兄弟党间关系恶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交往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右翼政党并不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考虑的范畴内，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几乎陷于停滞。“文革”开始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而世界大部分共产主义政党与苏共站在一边，中国共产党仅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关系几乎全部陷入僵局。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多数的共产主义政党断绝往来，而与110多个“左派”组织建立了联系。此前与我党交往的89个共产党，78个陆续与我党中断关系。到“文革”结束，只有10个“老党”与我党尚有交往［27］。

2.中国共产党政党军事援助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党内左倾主义思潮日趋严重并影响到了党的对外工作领域。面对这一形势，党内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反思。1962年，时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多次对党的对外工作提出意见，其目的是想缓和对外工作领域的“左倾”思想和趋于全面紧张的对外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左倾主义”思潮进一步影响了正常的外交政策。为了与苏联展开论战，中国共产党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首要任务［28］。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个人则十分谨慎。1968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20周年的贺电上批示：“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29］毛泽东的批评遏制了党对外工作领域的“左倾”倾向，但这场运动始终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外工作领域的困难。

尽管这一时期广大亚非拉国家政党受到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政策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趋于恶化，但众多非洲国家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仍然充满热情，他们迫切想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殖民统治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与非洲政党的团结合作。除了大范围接收非洲政党来华的军事学员与输送武器装备外，也加大了向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派遣军事专家的力度。20世纪60-70年代，坦桑尼亚在非洲大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诸多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在坦桑尼亚原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设立办事机构，接受坦桑尼亚的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派往坦桑尼亚的军事专家依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帮助这些政党训练能够开展游击战争的“自由战士”。在主客观方面因素的推动下，毛泽东军事思想被这些政党所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非洲自由战士在专心致志的研究毛主席著作，从中寻找干革命求解放的思想武器，以解决他们在民族解放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30］。在当时左倾主义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思想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对于非洲国家政党的军事思想援助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广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与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 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恢复与发展（1977年-2012年）

1.治国理政经验的分享

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仅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接触，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及民主政党来往较少。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认为：“党派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31］330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拘泥原来的援助范围，而且丰富了援助的内容。例如，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后，曾以考察团、报告员、双边专题研讨会、党刊等形式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在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向黑非洲国家政党分享经验，曾派代表出席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党代会，到他们的基层去考察，从执政理念和国际形势的角度向非洲国家政党介绍自身的经验。例如，1980年2月，中国驻苏丹大使宋寒毅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苏丹社会主义联盟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现场致辞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向非洲国家政党分享执政经验的愿望。至1990年，中国共产党接待了230多个来到中国求取执政经验的政党代表团。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与西亚、拉丁美洲的政党建立了党际联系，并向其分享了自身的治国理政经验。例如，1980年7月，由总书记弗朗西斯科·莫斯克拉率领的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动代表团访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会见了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一百多个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联系，并以双向代表团的形式向他们分享了党的建设、干部培养、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经验。

除分享早期的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还在发展党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向中国周边国家政党分享中国共产党最新的理论成果。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渐形成，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分重视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共产党理论成果，愿借鉴中国改革开放、治党治国和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经验。为此，老挝人民革命党主动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派干部赴华考察培训，中国共产党也多次派出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向老挝分享治国理论。2010年10月，中老两党在老挝首都万象举办了主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首届理论研讨会，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就执政理论与老方做了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还向越南共产党分享了执政理论。至2011年，中越两党先后举办了七届理论研讨会，分别就“经济、党的建设、科学与和谐发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文化建设、做好群众工作”的主题进行研讨。这些理论成果的分享助力中国共产党拓展了与周边国家政党交流合作的内容，加深了相互间的友谊。

2.援助规模扩大与援助领域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后，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确立了多党体制，但西方的政党援助在非洲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在非洲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非洲国家政党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了新世纪党的对外工作的指導方针，即中国共产党愿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组织广泛交往，加强合作，促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国家关系的发展。”［32］2003年以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祖马、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格布扎等多位非洲国家执政党领导人相继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向中国共产党寻求政党建设的经验。应南非执政党要求，中国共产党为该党全国执委会举办了主题为“从革命到执政——中南两国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的专题研修班，系统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经验。随后，非洲多数国家相继选派高级干部前往中国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理论。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2011年的8年内，中国共产党接待了60多批国外代表团，仅2010年就接待考察团15批180人次［5］223。通过这种考察学习，中国共产党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分享了自身治国理政的经验与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日益在政党交往中注重经济因素，努力寻找满足外国政党开展经贸合作要求的结合点，并形成了政党交往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模式。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政党交往的形式打开与各国政党交往的局面，再以投资的方式促进政党交往与国家建设，这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经济援助的主要形式。例如，1999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巴西、秘鲁、智利。李长春先与各政党负责人举行了会谈。随行的广东经贸考察团与三国企业广泛接触，签署了一批重要合作协议，在巴西投资2000万美元，并与巴西客户签署了2000万美元的空调机等产品合同；与智利等国有关公司签署了1800万美元的贸易协定；与秘鲁企业家也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合作意向［5］206。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流时多采用地方党委负责人与经贸团随行的方式，利用党际关系先行的方式发展与交往对象国的经贸关系，创造了党对外交往的新思路。

（四） 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深入创新（2013年-今）

1.治国理政经验分享形式的多元化

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主要采取考察团互访的双边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多边执政经验与理论共享的平台。例如，2017年，中联部主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次会议包括加强政党建设、政党的挑战和未来、建设美好国家、政党的实践经验四个主题分会。2021年，中国共产党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的峰会”，就“为人民服务、政党的责任”这一主题与世界各国政党分享了执政的理论与经验。2023年，中国共产党再次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报告，向世界各党派着重分享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与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多边线上政党对话交流会的形式将自身治国理政最新的经验分享给世界各国政党，以全新的形式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

此外，为了提升非洲国家政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在非洲建设培养党政干部学校的形式进行政党援助。2018年，中国共产党在坦桑尼亚开工建设了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并于2022年6月初完成对120名非洲6国执政党干部的培训。首批来自坦桑尼亚、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纳米比亚及津巴布韦六国执政党的120名学员于5月25日至6月初完成了为期10天的中青年干部研讨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治局委员滕代·奇劳表示：“深入学习了解中国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减贫的实践经验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建设非洲党政干部培训学校，让有志投身政治的非洲年轻人能够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致电非洲6国来华学习的全体青年领袖，希望这些青年领袖能够在学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本国执政党的发展，为构建中非共同体作出贡献。

2.治国理政经验分享内容的专门化

解决贫困问题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一环。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援助中高度重视脱贫攻坚经验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脱贫问题。2021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并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深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艰辛，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33］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分享经验时注重引导国外政党深入中国边远地区和基层单位实地考察，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共产党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扶贫效果。2017年4月，乌拉圭执政党“广泛阵线”主席哈维尔·米兰达率团赴我国云南怒江调研精准扶贫情况，中国共产党“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力度和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执政党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社会公平与公正，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为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树立了典范。”［34］1092017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举办了13场“中国共产党故事”地方专题宣讲会，向世界各国政党展示了政党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3.中国共产党政党经济援助的深化发展

自上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政经结合，政经互促”的模式后，为了更好地通过党际交往促进经济合作，中国共产党在政党交往的过程中努力寻找满足国外政党开展经贸合作愿望的结合点，通过在国外举办各种经贸论坛、经贸洽谈会与展览等活动，为国外政党所推荐的外国企业在华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机会。

中共高层出访时，经常有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同行，满足外国政党开展经贸合作愿望的結合点，为中国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学习借鉴外国发展经验提供条件［34］104。例如，中国共产党借助亚洲政党会议、中国-中东欧政党论坛等多边平台，加大经济因素的投入，更多地利用多边形式为发展中国家政党提供间接的经济援助。中国共产党政党经济援助模式注重经济改革经验的分享，并通过发展党际关系促进经济合作，帮助他国政党推动本国经济建设，并为自身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经济援助不仅超越了历史上苏共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局限，而且变“输血式”模式为“造血式”模式，避免了向受援国直接提供经济援助的弊端，培养了他国政党成长的自主性，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经济援助模式的跨越式发展。

四、 历史启示：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的实践经验

（一） 尊重各国主权，不强制输出经验，不干涉他党内务

各国政党之间需要遵循合理的党际交往原则，才能保证党际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国际对加入者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亦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35］这些原则包含极强的家长制色彩，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国家政党的自主性发展。对此，毛泽东提出：“一个国家的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36］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37］他不主张各国共产党不假思索地照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苏共家长制的影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军事、思想援助虽秉持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但或多或少存在着干涉他国政党内务的情形。经过早期政党援助的实践后，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并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比如法国党和意大利党……应该尊重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31］236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干涉他国政党内务的原则，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援助道路。

（二） 坚持开拓创新，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中国共产党坚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援助模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逐步突破了历史上苏共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兄弟党援助模式，将援助扩大到了所有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友好往来的政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在对象上的突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突破了西方政党援助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模式，形成了不干涉政党内务为主要原则，以经济、军事、政治援助为主要内容的政党援助模式。

中国共产党政党援助作为国家关系的奠基者，它发挥了基石的作用，作为国家关系的助推器，它发挥了促进作用。政党援助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一环，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巩固、发展国家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帮助中国在国际上结交了一大批朋友，拓展了中国的国际交际圈。作为国家关系的开拓者，中国的政党援助发挥了桥梁作用。通过政党间的交际与援助，中国共产党办成了许多政府难以直接出面办的事情，解决了许多国家政府间交往难以解决的事情，促进了国与国间政治关系的稳定。作为国家形象的宣传者，它发挥了窗口作用，帮助更多国家的政党与政府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必然要考察和考虑受援助国家的党情与国情，这能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政党运行的经验与执政的规律，为自身的执政与发展提供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曾做出承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4］8他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所承担的使命，同时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向世界政党分享经验、提供帮助的必要性。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必须根植自身传统、发扬独特优势，与政党交往、政党外交形成合力，从而形成推动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推动力。

（三） 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中国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来确定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威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其政党援助的对象集中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这帮助中国共产党顺利地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得到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新中国各个方面的承认。“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国内“左倾”主义错误路线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分化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共产党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断了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和欧美国家政党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政党援助基本陷入了停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始终围绕着服务国内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上。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跨越意识形态的樊篱，将政党援助的对象扩大到了世界上所有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我们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2］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1。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对国外政党进行政党援助能够积极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党的对外援助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认识，放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把握，放到中国总体外交的范畴内来推进。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援助必然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铺路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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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Theoretical Origin，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PCs Political Party Assistance

LI Xiang， WANG Rong-hui

（School of Marxism，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PC has always closely combined its own destiny with that of the domestic political par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d has provided assistance to world political parties，especially foreign Communist parties，in party building，ideological theor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 aspects.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history and practice，the CPC has continuously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on party assistance，and has initially formed the thought of party assist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the seven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CPCs party assistance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germination，frustration，recovery and in-depth developmen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a century and the promot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sorting out，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PCs party assistance will help provid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uilding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xpanding the level of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omestic political parties，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the CPC; political party assistance; inter-party relations;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ory of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