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鸿 韩冬雪 吴满意 王伯鲁 闫坤如 谢瑜 杨一帆

为更好地推进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交叉研究的创新发展，由西南交通大学主办，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工智能与社会意识实验室承办的第一届“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交叉研究”论坛于2023年5月27日在成都举行。论坛邀请了来自人工智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的校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交叉研究主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深入解读和交流对话。本次论坛不仅为如何做好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思路，而且希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人工智能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田永鸿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及其能力？人工智能是指在机器上实现相当乃至超越人类的感知、认知、行动的智能，人工智能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专用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

2017年7月8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开宗明义地指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虽然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人工智能广泛渗透应用、给各行各业赋能已成大势。人工智能发展至今有六十多年，经历了符号逻辑的推理证明阶段、基于人工规则的专家系统阶段到大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阶段。大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阶段影响之大的重要因素就是其深度与各领域的融合，只有它和不同的领域深入融合，找到应用场景，才能找到自己的驱动力。因此，AI技术跟各行各业的融合已经成为大势，很多领域都要迎接跟人工智能的融合，单个人甚至某一个政府的力量都没有办法阻挡AI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2022年问世的ChatGPT掀起了人工智能热潮，ChatGPT也成为人工智能跨时代意义的里程碑。ChatGPT本质是一个用大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拥有1750亿参数的神经网络模型，其神奇和超越之处在于，以往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大数据驱动的模型，它不会超越数据本身的结构，但是ChatGPT已经具有智能，甚至它的一些智能已经具备了几岁儿童的智力。在很多任务上，比如说编代码这种传统上的脑力劳动，它都具有和人差不多的能力，这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是为什么ChatGPT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例如，运用“意思”的多个场景、多个语义组建语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小意思，小意思”等。这些表达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需要很复杂的中文理解能力，也是传统语言学理解艰难的问题。通过评估ChatGPT对这些语义的理解，发现其都能够理解清楚，充分说明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具有真实的智能。

图灵测试是计算机领域著名的度量智能的方式。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在1949年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测量一个机器有没有智能。通过让人来问问题，后面可能有机器、可能有人来回答，如果问问题的人感觉不出究竟回答他的问题的是人还是机器，那说明这个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在一个网上的评测显示，大概有接近45%的人认为ChatGPT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比如说用ChatGPT和亚马逊的客服进行砍价，能够成功把价砍掉一半，这进一步证明ChatGPT其实已经在智能方面走到超出我们想象的地步。

ChatGPT的开发公司是得到微软控股支持的OpenAI，微软认为ChatGPT的更新一代GPT-4已经具有了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个雏形，包括它的推理能力、创造能力和技能。GPT-4确实擦出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火花，表现在它的核心心智能力（如推理、创造力），获得专业知识的主题范围（如文学、医学和编码）以及能完成的各种任务（如玩游戏、使用工具、解释自己）。GPT-4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会进化，自己可以通过交互学习，实现模型输出，分析简单的问题；第二，能够互动，能够和真实事件一样，有一定逻辑的互动，有一定推理；第三，能够使用工具，使用工具是人區别于动物的重要方面，ChatGPT能够使用工具，即很可能变成一个机器人。

AI能给社会科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过去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有统计软件、结构模型、基于数据的计算模型，未来机理和数据的融合计算可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典型方法。我们不仅可以使用语音数据、考古数据，还会结合金融模型、口腔模型跟其他的一些模型来开展综合性的研究，而不是传统的基于统计结构或者是简单数据计算的方法。

随着GPT-4这样AI的发展，人工智能的社会属性会增强，并带来安全、社会治理等挑战。比如就业结构，未来人工智能至少可以取代3亿个工作岗位，我们国家AI的人才非常紧缺，高端AI人才稀缺，这将和未来大量重复劳动可能会被AI取代形成矛盾，可能会造成社会稳定，贫富差距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新一轮的AI能够带来整个生产过程的演变，AI可以胜任一些重复性、高复杂性的任务，能够促进产业的转型，传统的产业模式可能会被抛弃。然而，在短期内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触（AI），这可能会加速贫富差距。AI对整个人类思想的挑战，现有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最开始由哈佛大学教授提出的信息茧房。因为有很多的推荐算法只推荐个体喜欢的东西，久而久之个体接触不到跟自己可能过去的习惯不一致但是未来可能对个体有很重要影响的信息，从而汇聚起来造成对社会思想的影响。

AI也会带来法律方面的影响，包括数据收集带来的隐私问题。AI画画得了科罗拉多州美术比赛第一名，引起了美术工作者的抗议。由于AI的数据可能过去都来自于画画的人的成果，现在成为AI的成果便会在法律上具有争议。最新的AI工具用简单的文本基本上能够达到非常高的绘画水平，从而造成美术从业者被降薪的问题，这将引起AI的法律问题。

AI对人类意味着什么？AI产业链内部有很多争论。一个美好的期望是，未来的AI能够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的AI可以纠正AI面临的诸多问题。总体来说，AI是一把双刃剑，其发展的态势较为复杂，只有保持以人为本的初心，最后才能使得AI跟人类真正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今天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甚至从来没有想象过，就像无法想象AI居然能够飞速发展。从今天来看，也许整个AI只是我们天边看到的一点点曙光，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可能还有更光明的前景。

二、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工作结合的时代意义

（韩冬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科学和人文之间是什么关系？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确实做了很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改造自然和认识世界这样的事情，但是科学之于人文具有极限。科学为什么不能代替人文？需要从意识形态的主观性谈起。意识形态主要是一个固有的观念形态，这个固有的观念形态，其判断主体来自于个体，带有一定的主观成分。意识形态如果是一种价值偏好，从伦理学的意义来讲，它和善相互关联。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认知是相当主观和任意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意识形态的主体对于善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具有客观上不可统一的特性。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共产主义，它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追求的目标，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人类的彻底解放，不仅是一个实现公平意义上的、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对资源占有的公平的解放。物对人的束缚，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对自身的解放，回归的是价值理性、道德理性。人最后要突破自己的动物性而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时人不再为自己来自自然的那种蠢蠢欲动的欲望所束缚，而真正挣脱了自己的动物性，感觉到作为人的真正自由。这正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也是共产主义所标志的几千年来人类的一种理想。

人工智能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具体是什么？人工智能是一種科学，它可以通过实证的方式来使我们理解，我们如何把对人类社会的期盼和目标，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向我们的社会成员来进行普及。如何有效的把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的方式，向我们的社会成员，首先是向我们党的成员进行灌输。教育是对一种信念的接受，它是一种知识体系、一种逻辑，用逻辑的力量所灌注的知识体系变成了一种人文追求。我们现在要通过科学的表态，用科学的方式来验证。通过科学与意识形态结合的教育过程，使社会成员明白不是简单的人对物的关系，而是人对人的关系才是最终的价值基点，让我们在无可依附的浮躁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处，找到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神圣的那一面。

三、数字焦虑与主体性建构

（吴满意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人类在面向未来的时候，特别是面向探知新世界的过程时，焦虑是自然的。从整个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来看，焦虑一直和我们相伴而生。当今数字化焦虑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数据过大。数据过大涉及到边缘性、边界性、透明性、可读性的话题。比如说透明性，在大数据技术面前，每一个人都无处可逃，无处可存，一个人没有隐私，肯定会焦虑，所以数据数字的过载使得人们产生焦虑。

第二，信息不对称。焦虑是由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所获取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如果信息对称，捕捉及时，我们不会焦虑。在生活里面比如应聘求职，如果说信息对称且及时就不会焦虑。不管是信息过载、信息不对称导致，还是因为数据、数字的孤岛，甚至信息茧房以及实际上的数字茧房，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导致认知封闭。认知封闭问题决定着在生活之中主动还是被动，真实还是虚假，因为在算法推荐的指导之下，谁都有可能在认知封闭的环境之中，或主动或被动。

更进一步分析出现数字焦虑的原因发现，数字焦虑源于数字包围之下信息所造就的竞争性内卷，源于现实生活之中多重稳定关系被数字解构，源于现实的自我空间延伸，以及被消除、被排除两者之间构成的悖论，源于社会的自我重塑，源于个体狂欢式的精神扩张，以及对新场域适应所带来的矛盾。

数字焦虑从本质上讲就是主体精神心理被计算、被算法规则所牵引导致的。这种牵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物理性、技术性的流程，使得运算规则发生了变化；数字信息管理的规则导致数字焦虑；场域介质积压性的习惯导致数字焦虑。所以数字焦虑实质上是主体精神心理被计算导致的，其中算法牵引最为突出。

数字焦虑的形式概括起来有数字化闭环的技术表现形式、人文表现形式、空间表现形式、可计算表现形式。数字焦虑是大数据时代人的主体性常态表现，是包裹着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方式和存在，而要构建和推进新的主体性的建构，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培养造就提升自动解锁方式。未来人是需要消除记忆的，不然自然会导致焦虑。就模型、机器本身、技术的发展来讲，应该让面向未来的设备在需要的时间、情境之下自带消除数据的功能。第二，法律解锁方式。按法律的规定来约束数字，使数据被严格控制在一定的范围。第三，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学会自我遗忘。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来讲，叫作技术的规划，就是要驯化数字和技术。

在数字时代、大数据时代完成主体的新的建造需要消除数据焦虑：第一，处理从大流量到正能量。这是两个量的变化，从大流量到正能量是我们党和国家所需要的。第二，观察思考、行为选择。学会观察和思考，在行为上作出审慎的选择。数字焦虑是当下和未来人主体性所涵盖内容及表达形式的常态，也不必为此过于惊慌。

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内涵

（王伯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科学技术的本质、规律的总看法、总观点。它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功能进行系统概括和总结，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演进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有关科学技术的主要观点。

科技观是科学技术流变及其社会功能在人们头脑中的集中反映，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演化，人们的科技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形成一种历时性结构，另一方面，科技观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属性、体系结构与演变规律的观念，通常被称为“内观”；第二，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以及与社会诸领域互动关系的观念，往往被称为“外观”。“外观”以“内观”为基础，是后者的延伸、拓展和补充；两者相辅相成，互动并进，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科技观念，即形成一种共时性结构。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伴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演进的。170多年来，历代马克思主义者都从各自所处时代或地域的科学技术成就、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以及认知背景出发，观察、分析和探究科学技术的新属性、新特点及其社会功能，进而分化衍生出各具时代、地域、流派或个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诸多具体形态，且处于演化发展之中。科技观源于人们对科技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概括，反过来又引导着现实的科技实践活动。因此，只有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直面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活动、最新成就以及丰富鲜活的社会科技化实践，才能从中窥探和发现当代科技发展所展现出的新属性、新特征、新机制、新规律等。

从逻辑的视角看，揭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内涵是一个以归纳逻辑展开的思维上升过程，其中并存着四条基本进路：第一，努力学习当代科技知识，跟踪、梳理和理解众多科技前沿的新进展，直接提炼当代科技发展的新属性、新特征和新规律等。第二，通过梳理和解读反映当代科技前沿进展的一系列综合性报告，以及讨论某一领域科技新成就、发展态势或特征的专门著述，从中间接概括当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新属性与新特征等。第三，关注和解读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达国家领导人、学术领袖的相关论述，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关注和反思当代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功能，也是当今众多学科、思潮、流派的基本特征，其中都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系统或片面地触及科技观层面的问题。这些理论成果也有助于挖掘和提炼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内涵。第四，面向广阔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领域，观察、分析和提炼当代科技塑造社会生活面貌的新样式、新机制、新特征等，进而全面认识当代科技的主要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当代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科技革命观。发源于二战期间的核能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导弹技术等新兴技术，逐步演化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群。目前，以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向以大数据、物联网、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智能技术革命阶段挺进；同时，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生命科学技术后来居上，即将进入爆发式成长阶段，正在演变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轴心或领头羊，将改变当代科技与社会发展格局。

第二，科技融合观。在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进程的双重驱动下，科学与技术日渐融合，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造模式。当代科学研究愈来愈依赖于先进实验技术研发及其成果的支撑，或者说实验技术的样式与水平决定着新科学事实的发现模式，即决定着科学家能感知到什么？同样，随着当代技术研发向高精尖方向迈进，技术前沿领域的许多新属性、新规律还有待于认识，形成了所谓的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形态。其中，探索性的技术试验既肩负着创造和验证技术原理与设计方案的使命，又承担着发现科学事实、验证科学假说的任务，与科学实验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第三，汇聚综合观。科技前沿领域的多学科会聚、交叉融合态势日趋明显，已演变为当代科技发展的基本态势。近年来，科技前沿领域的一系列新成果都展现出跨学科、跨领域、多学科汇聚集簇、立体创新的特征，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趋势开始显现。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和分析性思维模式，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动协同，或者以重大现实问题或前沿高新技术目标为核心，汇聚集成众多领域的科研力量及其优秀成果，协作攻关，已成为当代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正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众多当代先进科技成果的不断汇聚和综合，才为生命科学技术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支撑条件。

第四，加速发展观。当代科技创新、传播、应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科技知识增量急剧膨胀，众多科技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飞跃，以至于人们经常使用“突破”“爆发”“革命”等词汇描绘众多科技领域的演进。可以从论文发表数量或专利申请量的增长、技术更新换代的频率、通用技术指标的提升、科研投入经费的增长、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增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维度，对科技加速发展态势进行分析、描述和预测。同时，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科技发展的速度与加速度并不相同，应当展开具体分析和描述。

第五，创新驱动观。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不仅是反映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也是关乎其他社会指标提升的关键因素，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随着当代科学技术活动规模的扩大，R&D中心组织形态已难以适应科技竞争态势，满足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国家创新系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在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积极主动创新已演变为推动科技进步乃至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原动力。科技创新涉及政产学研等多元主体，人、财、物、知识产权、文化氛围等多个要素，是各创新主体与要素之间协同合作、滚动耦合的一种非线性涌现现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和引导。

第六，科技人才观。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决定性力量，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工作。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科技人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些战略部署和新表述充分體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人才观的战略高度和丰富内涵，必将指导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七，综合国力观。当代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或核心：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及其增长潜力，而经济和科技本身就是构成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另一方面，当代科技成果全方位、多渠道地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等，推进了社会的现代化和深度科技化，改进了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环节和结构，进而促使综合国力全面提升。

第八，伦理治理观。法律与道德在高新技术研发的前沿领域呈现跛足、软弱无力的状态，原因就在于法律的制订程序冗繁、周期漫长，落后于社会实践。高新技术研发潜藏着众多可能性、不确定性与技术风险，迫切需要法律上的强制约束或调节。然而，立法滞后，法律缺位，难以及时有效地发挥应有的规范作用。在高新技术研发阶段，研发者的责任自觉、道德规约、行业自律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人类抵御技术风险与灾难的第一道单薄而脆弱的防线，也是技术治理的基础性环节。在当代，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已经演变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和科技本身就构成了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支点。另外一个方面是科技的成果全方位、多渠道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推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社会的现代化和深度科技化的程度，优化了综合国力的要素环节和结构，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第一到第四的观点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内部，第五到第八是位于科技观外部，且随着当代科技的快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也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上面的这八个要点概括略显狭隘和粗糙，并没有穷尽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所有要点。因此还要进一步地挖掘和提炼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内涵，自觉引导当代科技的持续健康发展。

五、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及其价值追寻

（闫坤如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数字劳动正义的价值内涵是什么？数字劳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用户主动参与性。传统劳工的工作大多都是被动的劳作，表现在身体或精神上受压迫和剥削，因而主动意识不强。但如今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劳工更多的是出自兴趣和爱好积极主动地参与数字劳动，例如寻找存在感、寻求自我认识、满足自身的需求等。第二，工作模式灵活性。传统的劳工一般都受制于工作时间、劳动场所、劳动对象的限制，人被固定在一定的空间，按照资本家事先制定好的规则进行按部就班的劳作，工作全过程都受到资本家的监督和压榨。大数据时代下的“数字劳工”，其工作时间和地点更为自由和多元化，更具弹性化，劳动对象相较于过去更富有创造力。第三，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同一性。传统的劳工仅仅只是产品的生产者，但往往被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力，只能满足基本的温饱问题。但在Web3.0时代，数字用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劳动呈现出新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劳动空间的拓展：“工厂社会化”到“社会工厂化”。空间压缩：用虚体代替实体。第二，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模糊化；时间加速：用时间消灭空间，进入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劳动强度的提升：脑力劳动、全方位的数字监控，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数字劳动剥削具有延伸性、隐蔽性、虚拟性的特点，其表现形式体现在剥削时间、剥削创意、剥削自由、剥削社会关系、剥削情绪等。

劳动正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表达和根本价值诉求，包括劳动主体、劳动和谐、劳动平等、劳动自由。数字劳动正义根本关涉是人们在数字劳动交往中所需的价值原则，包括保证数字劳动正义前提的劳动主体，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产品应属于劳动者所有的劳动分配，劳动和劳动条件应是相统一而不是相分离的，劳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劳动。

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和原因是什么？第一，数字劳动使得数字劳工的主体性日益衰落。一方面，算法刻画出数字劳工的“数字肖像”，支配其劳动行为，数字劳工没有选择劳动或不劳动的能力和权利。算法“自我进化”不断提升服务质量，逐渐削弱数字劳工的抗争意识，在个性化算法推荐中用户逐渐丧失选择劳动或不劳动的能力和权利。从“肉体规训”走向“精神规训”。另一方面是数据，数字劳动中用虚体代替实体，数据加算法替代人类劳动主体，形成数字劳动者的存在危机。第二，数字劳动关系上劳动形式“娱乐化”使得数字剥削更加隐蔽。第三，数字劳动分配上生产者与所有者相分离导致“数字不平等”。由于数字鸿沟和信息茧房的存在，数字资产阶级代表着“数字富人”，而底层数字劳工则沦为了“数字穷人”。同时，“数字排斥”加剧数字不平等，不具备或者较少具备数字能力的人被排除在数字社会之外，这部分人将无法享受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即“连接”的公民与“脱离”技术、信息的公民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第四，数字劳动本质上构成了实现数字劳工的“自我剥削”的“数字共景式监狱”。数字社会的“数字共景式监狱”促使监视工具由现实变虚拟，人们活在数字共景式监狱中。数字劳动者逐渐形成自觉遵循数字规则的意识，由此形成资本对劳动者意识形态的完美监控，从“他者剥削”走向“自我剥削”，进一步与劳动自由背离。

数字劳动的价值如何追寻？第一，唤醒数字劳工的主体意识，增强数字劳工的主体性。第二，明确数据产品的价值归属是保障数字劳动正义的基础要求，倡导数据透明及共享是衡量数字劳动正义的重要标准，破除“信息茧房”。第三，摆脱算法之“算计”，在数字平台算法程序嵌入正义原则。

六、人工智能情感的本质及其异化可能

（谢瑜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情感试图将情感赋予人工智能的科技活动过程及其产品，技术上主要表现为对人类情感识别、表达和诱发功能的模拟，其实现路径是外部模拟、内部构建、实践探索。第一，情感的技术模拟。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心智外化的方式之一，对情感进行模拟是可能的。第二，情感的数据还原。人工智能情感本质上是情感的數据还原，是情感的量化和数字化。第三，情感的抽象呈现。人工智能情感是情感的抽象呈现，解除了传统意义上“情感”与“人”的绑定，正在重塑情感的概念。

人工智能情感具有异化的可能。第一，情感物化。人工智能情感介入到人际关系中，情感纽带中纯粹的人—人关系变成了人—物—人关系。情感被贬低为物化工具，人际交往也成为物化关系，甚至沦为商品交易。第二，情感失真。人工智能情感的数据还原本质造成情感本真性的丧失，可计算和量化的情感不再保有质的本真性。看似逼真的人工智能情感实则带来欺骗风险。第三，情感枯竭。人工智能情感是情感的抽象化，使得情感与人分离，失去现实主体，会造成情感能力的退化与情感交往的削弱。

如何破解人工智能情感异化？第一，厘清技术的边界。无论人工智能情感技术作为情感增强还是情感延伸，本身都应该是服务于人的。人工智能情感与人类情感大相径庭，而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具有“情感”本身就是一种虚假的话语建构。人工智能的可爱表情与柔声细语背后究竟是“虚情”还是“假意”，是情感操纵还是心理控制，抑或是资本与技术合谋对人性的侵蚀，对于情感技术化的发展运用，应该无比审慎。第二，重塑人际情感交往。对于人工智能情感出现造成的亲密关系变革以及对自身需要的反思，应该适应、接受人机情感，将其作为人际情感的补充，重塑情感的面貌，打破这种扭曲的情愫，复归人际的情感交往，在人际交往中找回真实的情感与自我，找寻本真的人性与爱欲。第三，回归到情感的本真性。要回归社会实践中去体验与追寻最本真的情感，回到马克思说的实践，在实践当中构建人际关系，在实践当中追寻真理，在实践当中去建构神圣的情感秩序。

七、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进展、问题与对策

（杨一帆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在社区治理中的现状与进展如何？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更多地强调应用场景当中的具体落地和对于效能、效益和效率，以及公平可及这样一些关键变量和关键指标之间的推动。公共管理视域下人工智能主要涉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问题，以及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治理的技术化的一些探索。也就是把过去原有的人对人，包括公共服务方式以及信息管理方式，把它更多地数据化，朝着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在推动。

第一，数据驱动和空间融合。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更深更宽的发展领域，的确会有一个真实世界和一个数字空间。然而，这个真实世界和数字空间目前还是两张皮。例如，以后对故去的亲人的祭奠怀念可能存在着一种虚拟的真实，每年祭扫都不一定去墓园，就是以某种数字化的方式在进行祭奠，而且他的形象、声音、样貌、故事还在一个元宇宙的世界当中生长，而不只是一个记忆。所以在技术的推动下，可以看到数字空间和现实世界的融合，可能在某一些领域会以或快或慢、或深或浅的节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在技术应用的过程当中存在周期性和动态性、阶段性的某种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从数据平台、智能平台的建设出发，需要从管理学的角度去考虑；从主体协同这个角度，需要处理好人—技术—人的關系。从对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重构与协调，能够去更好地看到人工智能对社区的治理、对基层工作新关系的生成，思考数字空间和现实场景的共生关系。

第二，共创、共建、共享的协同治理结构。数据平台、数字政府的智能工具，各种各样的软件插件，包括ChatGPT，它到底是工具还是主体？过去它是外生的某种力量，那么有没有内生的可能？这样的一些社区治理的机器人或社区治理的平台会不会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甚至成为非常重要的主体，需要一种协同治理的结构加以解决。在基层治理这个领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创造了更加共治共享的平等关系，打开了新的场域和话语的权利。社区的主体可以更通畅表达，同时机器参与和算法参与提高了在某些具体应用场景中的效率，也改善了某些治理的效果，比如解决物业管理难的问题，民意收集困难的问题。同时，数据如何被标记，到底抓取哪些特征？这个是需要有原创性的，需要在具体的场景当中去实现。

要让人工智能引领未来社区治理，我们需要从目标、过程、技术、边界、主体等方面做好协同。机器人、人工智能力量的加入，在社区这个层面要极致融合。要思考为什么会有侵犯隐私，为什么会有人机矛盾，或者人机共融当中出现的问题。面对人和人之间有价值，人和机器之间的这种价值共识是如何被赋予的问题，需要成为一种协同体系。要看到主体之间、人才之间的数字鸿沟、数字贫困，从而回答这些伦理道德准则问题。原有的知识积累劣势在人工智能时代和高速的数字化时代不断拉大，在社区治理这个场景当中，会面临普通的老百姓，还有不掌握这些技术的群体如何跟技术进行融合。这种融合需要流程的优化，责任主体边界的厘清，核心是人本导向，对需求的识别。对需求的识别包括尊重意义上的识别，需要厘清对私领域的介入和侵入的边界。技术协同、技术向善的前提是尊重，重塑人—机—物的关系。人本导向、智能向善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话题之下，可谓非常重要。这需要有对需求的挖掘和多种灵活的应变能力，需要政府扮演好公共服务的角色，推动多元治理，技术治理和制度的优化与转型，才有可能创造一个人人享有、人人参与、人人受尊重的一个社区基层治理场景。

（责任编辑：叶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