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楚文化的传播往往需要物质载体，楚国青铜器是楚文化的一种物质投射。楚人在制造青铜器的过程中，注入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的主流知识、思想和信仰。为探寻楚国青铜器的造物思想，明确楚国青铜器和中原青铜器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文章采用思辨及逻辑演绎的方法，从社会文化、哲学范畴论证楚国青铜器造物思想形成的原因。研究表明，楚国青铜器造物思想的产生是自然资源、政治格局、科学技术、民族文化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楚国青铜器，体现了楚人从“制器尚象”到“道法自然”的造物自然观的演变，以及从“备物致用”到“大巧若拙”的造物实用观的发展。楚国青铜器造物思想得以形成，自然、政治、技术和人文因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孕育了楚国青铜器造物思想的自然观和实用观。

关键词：楚国；青铜器；造物思想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7-00-03

从楚墓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但有的时代特征并非楚地楚墓独有，只有能反映楚人思想信仰和生活习惯的楚器才能称为典型的楚国青铜器。楚地特有的自然环境、政治环境、人文基础和技术传统，使楚国青铜器既与中原青铜器有相似之处，又有自身的特色。对楚国青铜器风格特征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楚国造物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老子、庄子等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楚人的设计思维和造物行为。

目前关于楚国青铜器的研究多从考古学、历史学、图像学的角度出发，未将青铜器的造物成因和隐含的文化内涵相关联，更没有揭示造物设计思想。对楚国青铜器的研究，不仅要提炼其艺术特征，更要对特征形成的原因及造物思想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因此，本文从文化学、哲学角度探寻楚国青铜器风格特征形成的内在机制，并研究其蕴含的造物思想。

1 楚國青铜器造物思想产生的根源

原楚地分布着密集的铜矿，楚国青铜器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其所依赖的铜矿产资源。楚文化区域出土的器物常见水虫、蜥蜴、蛙以及翘尾小蛇等动物形象的装饰元素。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矿产资源为楚青铜器的创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但是，丰富的物产资源并不是楚国一开始就拥有的，而是楚国长期兼并战争带来的结果。春秋早期，楚国青铜器的造型、纹样的艺术风格偏朴素，此时楚国青铜器还处在发展阶段，其造物思想受到中原文化圈的影响。春秋中期以后，楚国青铜艺术开始出现了下寺风格，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所出土的青铜器显示出灵巧、生动和变化的风格特征，其中的青铜器物装饰精美。战国期间，表面上看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实际上却孕育着灿烂与辉煌，在过去不被主流思想重视的奇技淫巧之器被贵族推崇，为满足贵族的奢靡风气，制器工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与此同时，楚国青铜器的矿物开采和冶铸技术日益成熟精湛。楚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在吸取北方中原各国和南方众多诸侯国的青铜铸造技艺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优势和创造力而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楚国进攻到鲁国的阳桥，鲁国人为了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在送给楚国的礼物中包括几百名各具特长的工匠［1］。这表明楚人非常重视掌握技艺的人才，想将这些技术吸收过来为己所用，变成自己国家的永久财富。以此类推，楚国在灭掉越国之后，也会获取相关专业领域的技术人才。邵学海认为，楚国的铸造技术，尤其是失蜡铸造，是在吸收越人青铜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楚国的民族组成十分复杂，这是楚国长期兼并战争带来的结果，其他民族的文化会影响楚国的本土文化，楚人十分善于吸收、借鉴、融合他人所长，文化会在器物上留下痕迹，体现在青铜器上即楚国青铜器的造物思想。

综上所述，楚国青铜器造物思想的产生是自然资源、政治格局、科学技术、民族文化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楚国青铜器。

2 从“制器尚象”到“道法自然”的造物自然观

2.1 “制器尚象”的造物自然观

楚国青铜器的造型和纹样或具象写实，或抽象象征，呈现出模仿自然的风格特征。这得益于楚国造物思想，并且可以追溯到《周易》的“以制器者尚其象”的哲学范畴。从楚地仿生青铜器可以看出，“制器尚象”和楚人的宇宙观念、宗教信仰、审美观念、风俗文化交织在一起。“制器尚象”的“器”主要指实用器皿，“象”有物象、意象、道象三个层次［3］。

最开始的制器行为大多是对自然物象的模仿，楚人制器尚物象，即把自然界的“象”作为创制青铜器的原型，具有真实性和写实性。从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可以发现，其很多造型是对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物象的模仿，如寿县楚墓出土的青铜卧牛、湖南醴陵市狮形岭山出土的象尊、湖北江陵江北农场出土的虎尊。

意象是在观物象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思维的加工，用类比、联想、象征的手法所获得的“象”，是物象的升华。楚墓出土的球形青铜敦的造型就是楚人模仿浑圆天体的尚意象之作。楚人尊龙崇凤，认为灵魂升天还要有龙凤这类神灵或神物座驾的辅助。为了表达这一思想，以龙凤为题材的楚国青铜器十分丰富。龙凤这种“象”不是自然界的原始物象，世上本无龙凤，它是楚人凭借想象创造出来的神物，是将自然界各种物象集中起来组合创造的意象。

道象在意象的基础之上更进一层，揭示了蕴含在器物上的原理、规律、文化、制度，甚至是哲学思想。在楚文化的语境中，道象可指巫文化、楚礼、道家思想等。如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这种“大象”亦可指道象。从这个层面看，楚人制器尚道象是通过青铜器的创制来表达自我追求。如深受楚文化圈影响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鹿角立鹤，仙鹤的头上插了鹿角，仙鹤是象征生命永恒的神鸟，鹿为祥瑞之兽，将神鸟与瑞兽形象合二为一，表达了楚人希望死后得道升天的愿望，且鹿角立鹤处在墓室的东位，属于墓室的镇墓兽，是楚人“万物有灵”“灵魂不死”“信巫鬼，重淫祀”信仰的折射。

2.2 “道法自然”的造物自然观

“制器尚象”的造物自然观对楚人的影响深远，但是楚人对青铜器的创制并不拘泥于“制器尚象”的造物自然观，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道”。楚国青铜器的造物思想和老庄思想息息相关，这种亲近、尊重、顺应自然的自然观孕育了老庄思想，而老庄思想又反过来影响楚人的造物自然观。虽然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在于论证人生和宇宙本原问题，但作为指导人生的最高准则，也影响了楚人的造物自然观。“道”具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虚无，与有形的物象相比，“道”是无形的存在。在老庄的造物思想中，崇尚自然、“顺物自然”是其本质内容，而“道法自然”是其思想的精华，“道法自然”正是楚人孜孜以求的“道”。“道法自然”的字面意思是主观世界要遵照客观世界，即“道”来源于模仿自然，并且“道”要遵照自然。在楚人的宇宙观里，人是自然的一员，人和自然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而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老子有“顺自然而行，顺物之性、应物自然，不设不施”之说，庄子有“依乎天理”“应其自然”之论［4］264-265。对比中原文化的动物仿生形象，楚国青铜器的仿生形象呈现出“众物共生”的形象特征，给人以亲近感。

3 从“备物致用”到“大巧若拙”的造物实用观

3.1 “备物致用”的造物实用观

任何器物被制造出来都要具备一定的实用功能，如兵器要锋利，车马要快捷。“备物致用”是自古以来被人们遵循的造物原则，长期指导着人们的造物行为。“备物致用”出自《周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5］《考工记》中也隐含“备物致用”的思想，如“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6］。圣人所造之器往往是与百姓生活日用有关的实用器物，发明了非实用器物的人似乎不被称作圣人。

楚国的实用青铜器物可分为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器物，无论是满足物质需求的青铜器，还是满足精神需求的青铜器，最终都要“致用”。楚人“备物致用”的造物实用观体现在民生、政治教化、经济和军事这几个方面。楚国青铜器的民生功用主要表现在保障人民的生活、出行等物质所需，如青铜车马具，青铜尊、盘等生活器皿。站在楚国统治者的角度，政治教化功用主要體现在青铜器“以教天下”“以利天下”“以威天下”［7］，它和礼乐制度类似，可象征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进而规范人的行为举止，这就是所谓的“器以藏礼”的体现。楚国青铜器之功用还表现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管子》“侈糜”篇认为，奢侈品生产有利于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促进经济繁荣［8］。管子这一经济学观点对当时各大思想家反对奇技淫巧的造物立场而言是极为超前的。在冷兵器时代，楚国青铜器在军事上的功用和价值可体现在兵器上，精良的武器装备可带来战争的优势。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的剑锋历经几千年的尘封，出土时依然寒气逼人，可见当时兵器制造技艺的精湛。

3.2 “大巧若拙”的造物实用观

先秦诸子百家的造物实用观是在“备物致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墨家的“利用则止”，儒家的“文质彬彬”，道家也是在“备物致用”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思想理念。在成器活动的态度上，老子提倡“无为无迹”，但老子也说过“大巧若拙”来表明自己独特的工巧观念。世俗观念认为那些制造工艺精美的器物最能体现工巧，但老子认为这些巧器并不是真正的巧，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巧就必须摒弃世俗的观念，丢弃积累的制造技艺。表面上看这似乎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与楚国青铜器繁缛富丽的风格相冲突，人类社会历经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积累下来的宝贵技艺为何要放弃？如果放弃了，人类社会不是又回到了文明未形成的状态？对此老子给出了解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4］266-267“为学”可指学习器物的制造技艺，并不断积累这些技术，但是“为道”就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只有回到生命本原的状态，才能认清成器的真谛。“备物致用”只是楚国青铜器最基本的造物实用观，笔者以往的研究认为，道家的“大巧若拙”是追求“为道”的楚人必须经历的更高层次的减损过程，那些至简至漏的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的生活必需品，反映大巧的器物，只有凭借身心的无为状态，回归初心，并抛弃一些杂念，才能制造出来［9］。道家思想的超脱心态，从表面上看虚无缥缈，实际上骨子里透露着大智慧，如安徽寿县楚幽王墓中的青铜器和曾侯乙墓出土的精美繁缛的青铜器相比，具有简洁、粗壮、雄浑、不尚雕饰的艺术风格，这些楚文化后期的青铜器，造型和装饰古朴，且有相当数量的素面日用青铜器，如铸客豆、铸客匜等，这些至简的青铜器明显受到了道家“大巧若拙”思想的影响。

4 结语

楚国所在时代是诸子百家争鸣、群雄争霸的文化辉煌时代，楚文化也处于兼收并蓄的形态。楚国优渥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楚国青铜器创制的物质基础和造物思想的灵感来源。尤其是丰富的铜矿资源是楚国长期兼并战争所得，如果没有当时的礼崩乐坏、群雄争霸，就没有楚国版图的扩大、国力的强盛。同时自然资源和政治格局直接影响了楚国青铜器铸造水平，精良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又反过来推动了楚国国力的强大。楚国的强大、青铜器精良的铸造技艺，最后都要归于楚人的发奋图强、兼收并蓄的民族文化。因此，楚国青铜器造物思想的形成，自然、政治、技术和人文因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孕育了楚国青铜器造物思想的自然观和实用观，从“制器尚象”到“道法自然”，从“备物致用”到“大巧若拙”，这些造物思想反过来又影响了楚国青铜器的创制，最终形成了楚国自己的青铜文化。

参考文献：

［1］ 刘军.荆楚文化与龙凤呈祥［J］.中国三峡，2010（12）：26-33.

［2］ 邵学海.激情浪漫：楚国的艺术［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6.

［3］ 凌正慧.《考工记》中制器尚象的造物思想研究［J］.设计艺术研究，2020，10（5）：131-136.

［4］ 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64-267.

［5］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302-322.

［6］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

［7］ 王祖龙.楚风俗对楚器物造型和装饰的影响［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101-104.

［8］ 徐彪.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170-171.

［9］ 吴珊.考古资料所见楚国青铜鼎的艺术特征及成因［J］.荆楚学刊，2023，24（2）：5-17.

作者简介：吴珊（1986—），女，湖北荆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