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下肢静脉腔内治疗专业委员会

随着腔内技术的快速发展、介入器械的不断革新以及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post-thrombotic syndrome，PTS）转归的深入认识，传统的下肢深静脉PTS诊治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趋势。由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发起并组织下肢静脉腔内治疗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拟定关键问题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腔内治疗专家共识》的提纲，经专家组组织全国该领域相关专家进行先后3次公开讨论和修改，最终确定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及其控制、诊断措施、治疗流程、外科治疗和随访措施等6个临床问题和推荐意见。本共识的证据等级和推荐强度参考GRADE分类方法，详细内容见表1、表2。

表1 证据等级

表2 推荐强度

1 流行病学

1.1 下肢深静脉PTS 的定义

下肢深静脉PTS一般是指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病史超过6个月且表现为患肢的肿胀、疼痛、沉重、静脉曲张、色素沉着甚至溃疡等一系列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临床症候群[1]。静脉间歇性跛行通常是轻中度下肢深静脉PTS患者的主诉之一，即站立或活动时下肢疼痛、肿胀，休息尤其是抬高下肢时症状缓解。一旦发生DVT，则继发血栓溶解和血管新生，使管腔再通，当管腔再通的过程终止时，则进入下肢DVT的慢性期，而这个过程通常延续至下肢DVT 发生后6个月，故下肢深静脉PTS 是下肢DVT 慢性期的并发症[2]。

下肢深静脉PTS的主要病理生理学机制是活动后静脉高压，以静脉回流障碍、静脉反流、肌肉泵功能不全为主要原因，因此，临床上针对下肢深静脉PTS的治疗主要从这3个方面着手。

1.2 发病率

由于下肢深静脉PTS评价标准、DVT患者选择偏倚及研究时间段的不同，下肢深静脉PTS确切发病率和患病率的报道差异较大，近段（腘静脉及其以上）DVT患者即使接受了规范的抗凝治疗，治疗后2年内发生下肢深静脉PTS 的概率亦较高，为20%～50%，其中重度下肢深静脉PTS患者占5%～10%[3]。髂股静脉段DVT 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PTS 的风险更高[4]，临床症状通常会更严重。

推荐意见1：下肢深静脉PTS定义为下肢DVT病史超过6个月且表现为下肢肿胀、疼痛、沉重、静脉曲张、色素沉着甚至溃疡等一系列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临床症候群。（证据等级：B；推荐强度：Ⅱa）

2 危险因素及其控制

下肢深静脉PTS是DVT中远期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预防下肢深静脉PTS的关键是预防DVT的发生和及时有效地治疗急性DVT。根据现有的临床证据，DVT患者的PTS易感因素主要包括不可控因素、可控因素和功能锻炼。

2.1 不可控因素

下肢深静脉PTS的发生与DVT的累及范围密切有关，DVT的累及范围越广泛，下肢深静脉PTS的发生风险越大，其中，髂股静脉DVT和全肢型DVT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PTS风险高，症状性DVT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PTS的风险高于无症状DVT患者[5]。DVT症状持续至发病后1个月的患者也是下肢深静脉PTS的高发人群。复发性DVT、糖尿病、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男性及血液高凝等因素亦属于下肢深静脉PTS发生的不可控因素[6-7]。

2.2 可控因素

2.2.1 抗凝时间

抗凝治疗是DVT 的基础治疗，对于急性期和亚急性期DVT 患者，抗凝治疗不仅是降低DVT 复发率、肺动脉栓塞发生率及血栓蔓延率的关键，还是降低下肢深静脉PTS 发生率的重要措施之一[8]。研究发现，在DVT 发生后的3个月内，抗凝不足是下肢深静脉PTS 发生的高危因素，故急性期和亚急性期DVT 需要给予足量的抗凝药物进行治疗[9-10]。延长抗凝治疗时间虽然可以降低DVT 的复发率，但并不能降低下肢深静脉PTS 的发生率[11]，因此，不建议单纯为了降低下肢深静脉PTS 的发生率而延长抗凝治疗时间。

2.2.2 抗凝药物

华法林是经典且常用的口服抗凝药物，但由于频繁的监测、剂量的调整以及一些食物对抗凝效应的影响，其临床应用效率受到限制。低分子量肝素不仅具有抗凝作用，还具有抗炎作用[12]，因此，对于降低下肢深静脉PTS 发生率而言，低分子量肝素的抗凝治疗价值高于华法林[13]。在降低PTS的发生率方面，以利伐沙班为代表的直接口服抗凝药物亦优于华法林，这可能与直接口服抗凝药物的DVT患者的血栓负荷量更低有关[14]，但仍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加以验证[15]。而直接口服抗凝药物与低分子量肝素在降低PTS发生率方面的优劣尚缺少临床证据，但一般建议急性期DVT于2～3周使用低分子量肝素进行治疗。对于可疑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建议使用非肝素类抗凝药物，如阿加曲班或比伐芦定等。

2.2.3 急性期减容

急性期减容措施主要包括系统性溶栓、导管接触性溶栓（catheter-directed thrombolysis，CDT）、大腔导管抽吸和机械性血栓清除术（percutaneou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PMT）。系统性溶栓的效率低，存在较大的出血风险，目前已较少使用。CaVenT临床试验显示，与单纯抗凝治疗相比，CDT 治疗后2年的下肢深静脉PTS 发生率下降15%，CDT治疗后5年的PTS 发生率下降30%[16-17]。PMT 相关临床试验主要包括ATTRACT 试验和CAVA 试验[4,18]，两个试验均显示PMT 在降低下肢深静脉PTS 的发生率方面无明显优势，但ATTRACT 试验的亚组分析提示PMT 或CDT可以降低中重度下肢深静脉PTS 的发生率，改善急性期DVT 患者的临床症状，并提高患者DVT 发生6个月后的生活质量[19]，因此，目前，建议将PMT 选择性应用于临床症状较严重、首次发病、一般状况良好的急性髂股静脉DVT 患者的治疗中。

2.2.4 压力治疗

对于急性期DVT，压力治疗不仅可以改善患者下肢肿胀和疼痛的症状，还可以降低中远期下肢深静脉PTS的发生率[20]。以弹力袜为主的压力治疗需要遵循个体化原则：（1）肢体范围。即使是全肢型DVT，也推荐使用短筒弹力袜，因为，相比于长筒弹力袜，患者对短筒弹力袜的依从性更高，并发症更少[21]，同时短筒弹力袜更加适用于局限于小腿的DVT。（2）压力程度。虽然30～40 mmHg（1 mmHg=0.133 kPa）的压力较更低的压力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显然降低了患者的依从性，故目前推荐的压力等级是患者能够耐受的最高压力等级[1]。（3）持续时间。虽然大部分临床研究将压力治疗设置于DVT 发生后2年，但关于如何预防下肢深静脉PTS 的发生，目前仍无统一观点[22]，同时患者对压力治疗的依从性不足60%，而且经过压力治疗后，大部分急性期DVT 患者的症状通常会在发病后6个月消失，因此，建议与患者沟通时强调压力治疗的时间至少要维持至DVT 发病后6个月，然后复查深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若深静脉已再通且无明显瓣膜反流，可以停止进行压力治疗，反之，则更换弹力袜尺寸继续进行压力治疗。

由于急性期DVT患者的患肢肿胀较严重，限制了弹力袜在压力治疗中的应用，因此，建议急性期先进行基于弹力绷带的压力治疗[23]，然后在患肢肿胀基本消退至稳定时再选择进行弹力袜的压力治疗[24]。

2.3 功能锻炼

辅以压力治疗的早期下床活动可以降低下肢深静脉PTS的发生率[25]，尤其是在医疗服务人员指导下的腓肠肌功能锻炼[26]。肥胖同样是DVT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PTS的危险因素，因此，通过功能锻炼控制体重有益于降低下肢深静脉PTS的发生风险[27]。

推荐意见2：减少DVT的发生是预防下肢深静脉PTS的最有效措施。对于DVT患者，早期进行规范、足量、足疗程的抗凝治疗，尽早活动，压力治疗（适用于无压力治疗禁忌证者），控制体重等均是降低下肢深静脉PTS发生率的重要措施，选择性采用血栓清除术治疗急性髂股静脉段血栓形成可降低下肢深静脉PTS的发生率。（证据等级：A；推荐强度：Ⅰ）

3 诊断措施

3.1 临床表现

静脉间歇性跛行是下肢深静脉PTS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症状主要包括活动后下肢疼痛、紧绷感、裂开感、沉重、疲惫或酸胀等不适，休息或者抬高下肢后症状缓解。临床体征主要表现为下肢浮肿、皮肤颜色改变、色素沉着、血栓性静脉炎、静脉曲张、脂肪皮肤硬化症和溃疡等[28]。

3.2 下肢深静脉PTS 的评估与分级

下肢深静脉PTS的诊断主要取决于患者的临床表现和DVT病史，因此，其严重程度的分级也主要由患者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决定，主要评估系统包括Villalta评分系统、Ginsberg 评分系统、Brandjes 评分系统、Widmer分级、临床表现-病因学-解剖学-病理生理学（clinical etiology anatomy pathophysiology，CEAP）分级和静脉疾病临床严重程度评分（venous clinical severity score，VCSS）系统，其中，以Villalta评分系统的应用最多，与CEAP分级、VCSS系统应用于下肢深静脉PTS治疗前后临床疗效的比较。Villalta评分系统：总分＜5分则排除下肢深静脉PTS；5～9分为轻度下肢深静脉PTS；10～14分为中度下肢深静脉PTS；≥15分、有愈合或未愈合的溃疡均为重度下肢深静脉PTS[29]。Ginsberg 评分系统：下肢深静脉PTS患者有≥6个月的DVT病史，下肢疼痛和肿胀等症状的持续时间为1个月以上，站立和活动时加重，休息和抬高下肢时症状减轻[30]。Widmer 分级与下肢体征有关，分为3级：Ⅰ级，踝部肿胀发亮和轻度水肿；Ⅱ级，水肿、色素沉着、脂肪皮肤硬化症、皮肤营养障碍（萎缩、湿疹、皮炎等）；Ⅲ级，活动性溃疡，既往有溃疡史[31]。Brandjes 评分系统主要评估轻中度下肢深静脉PTS和重度下肢深静脉PTS，总分≤3分且包括一个客观体征指标诊断为轻中度下肢深静脉PTS，总分≥4分诊断为重度下肢深静脉PTS[32]。在临床试验中，推荐同时采用静脉功能不全的流行病学和经济研究-生活质量/症状（venous insufficiency epidemiological and economic study on quality of life/symptom，VEINESQOL/Sym）调查问卷和静脉功能不全患者生活质量问卷20（20 item-chronic venous diseas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CIVIQ-20）评分系统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33-34]。

3.3 影像学诊断

目前尚无诊断下肢深静脉PTS 的血液学检查，仅通过影像学辅助检查对深静脉病变累及范围和狭窄闭塞程度进行评估，并对下肢深静脉PTS 的后续治疗提供指导。深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是静脉疾病的首选诊断措施，也是腔内介入治疗的重要辅助技术，可以提高穿刺成功率，评估动态血流、流入道、管腔或支架通畅及下肢静脉反流情况。

对于计划进行外科干预的下肢深静脉PTS患者，计算机断层扫描静脉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CTV）和磁共振静脉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MRV）检查可以了解深静脉病变全程、髂静脉受压部位、侧支建立位置以及深静脉管腔外潜在的占位性病变。

静脉造影和血管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检查应用于腔内介入治疗中。静脉造影可以对下肢静脉系统有一个整体的评估，如深静脉狭窄闭塞范围、深静脉直径、侧支形成情况、流入道及流出道血流情况等，目前仍是评估腔内介入治疗影像学效果的主要措施；IVUS在下肢深静脉PTS腔内治疗中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支架的定位、支架直径的选择、深静脉管腔外组织结构的观察及支架植入后结构形态的评估方面。

推荐意见3：采用Villalta评分系统评估下肢深静脉PTS的临床严重程度，结合CEAP分级和VCSS 系统来比较治疗前后的效果。临床试验推荐同时采用CIVIQ-20评分系统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术前深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CTV/MRV 及静脉造影检查评估深静脉病变的累及范围。（证据等级：C；推荐强度：Ⅱa）

4 治疗流程

4.1 压力治疗

下肢深静脉PTS治疗的目的是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压力治疗可以提高小腿腓肠肌的肌肉泵功能，缩小静脉直径，提高静脉瓣膜功能，另外，压力治疗引发的并发症较少，因此成为大部分下肢深静脉PTS 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2]。建议开始使用20～30 mmHg 的压力，若症状未得到改善，则将压力增加至30～40 mmHg，甚至40～50 mmHg。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对足部至膝下进行压力治疗即可缓解下肢深静脉PTS症状[35-36]。症状性下肢动脉闭塞性病变、充血性心力衰竭、皮肤过敏等患者禁用压力治疗。间歇性充气加压泵对中重度下肢深静脉PTS 同样有效，有荟萃分析发现其治疗中重度PTS 的效果优于弹力袜压力治疗[37]。

4.2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并不能作为下肢深静脉PTS 保守治疗的主要方法，在改善临床症状和促进溃疡愈合方面，仅能用于压力治疗的补充或对压力治疗不能耐受的患者，药物主要包括苯并吡喃酮（香豆素的草木犀流浸液片、地奥司明、微粒化纯化黄酮类药物）、糖蛋白类（舒洛地特）、皂苷类（七叶皂苷、马栗种子提取物）及人工合成物（羟苯磺酸钙）[38]。

4.3 功能锻炼

90%的下肢深静脉血液回流是通过小腿腓肠肌的肌肉泵挤压作用得到的[35]，因此，通过锻炼提高腓肠肌的肌肉泵功能可能是改善下肢深静脉PTS症状的重要措施。应避免久站，休息和睡觉时抬高下肢，另外，下肢应该避免外伤及长时间、高温度的浸泡[39]。

4.4 溃疡管理

首先，排除恶性溃疡的可能，对于有感染的溃疡面，需要进行清创、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从而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其次，进行清创后的溃疡面处理，如水凝胶、银离子敷料覆盖和负压封闭引流等；最后，对于溃疡周围的浅静脉曲张和功能不全的交通支予以处理，对于创面较大、难以愈合的溃疡，可以考虑植皮[40]。

推荐意见4：下肢深静脉PTS基础治疗的措施是压力治疗和药物治疗，其中，压力治疗适用于所有无禁忌证的下肢深静脉PTS患者，而药物治疗作为压力治疗的补充，同时建议结合腓肠肌的肌肉泵功能锻炼、控制体重及生活方式的调整。下肢溃疡需要综合采用创面护理、药物治疗及手术等处理方法。（证据等级：B；推荐强度：Ⅱa）

5 外科治疗

5.1 手术指征

（1）症状严重程度是下肢深静脉PTS手术指征评估的主要内容，一般建议下肢深静脉PTS症状严重程度为中度以上[41]或症状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患者进行手术；（2）需要评估患者对治疗的意愿、有无抗凝治疗禁忌证，以及患者对术后抗凝治疗和随访的依从性；（3）影像学评估，评估流入道和流出道情况，尤其是股总静脉以远的静脉通畅情况，股静脉和股深静脉至少有一条健康的深静脉。

5.2 手术方式

腔内支架成形术是PTS外科干预的主要方法[42]。传统的开放性手术主要包括下腔静脉-双股静脉人工血管/自体大隐静脉转流术、股股静脉自体大隐静脉交叉转流术（辅以股动静脉瘘手术，即Palma-Dale术式）和股腘静脉自体大隐静脉转流术（Husni 术式），由于开放性手术的创伤大，移植物通畅率低，因此，其目前仅作为腔内支架成形术失败患者最后的治疗选择[43]。

5.3 腔内支架成形术细节

（1）穿刺：根据病变范围的不同选择最佳穿刺入路[44]，同时兼顾患者的体型和术中患者的舒适度，推荐首选顺血流方向的穿刺入路，如同侧腘静脉、大腿中段股静脉、股总静脉或股深静脉等；次选逆向血流方向的穿刺入路，如对侧股总静脉、右侧颈内静脉等。进行腘静脉穿刺时，采取俯卧位，在超声或足背静脉穿刺实时造影下穿刺最安全，但腔内治疗复杂髂股静脉闭塞或者髂股静脉支架内闭塞的手术耗时，长时间俯卧位导致患者的舒适度差，因此，可以考虑采取仰卧位，膝关节呈屈膝外旋位，在足背静脉穿刺实时造影下穿刺腘静脉，注意避免腘动脉受到损伤。

（2）肝素化：穿刺成功后建议置入导管鞘，给予60～80 U/kg 的普通肝素进行抗凝治疗，若手术时间超过1.5小时，适当追加普通肝素。

（3）导丝、导管的选择：导丝、导管的选择通常根据术者的习惯和医疗设备的条件而定。建议选择0.035'加硬亲水泥鳅导丝和支持导管，置入5～7 F 长鞘至靶病变起始部位以增加导丝、导管的支撑力和推送力。通过困难时也可以使用0.018'、0.014'系统的工作导丝或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chronic total occlusion，CTO）导丝。

（4）通过病变段：导丝、导管沿着髂股静脉术前CTV解剖学走行通过病变段，在通过病变段的过程中，若患者主诉腰背部或小腹疼痛，通常提示走行错误；导丝、导管通过病变段后进入下腔静脉真腔，并经导管内造影检查进行确认。

（5）球囊扩张：一般建议先选择8 mm 直径高压球囊扩张，再选择更大直径的非顺应性球囊进行序贯缓慢扩张；髂静脉建议扩张至14～16 mm，股总静脉建议扩张至12～14 mm；若导丝、导管走行不符合髂股静脉术前CTV解剖学走行，或者未经导管内造影检查确认下腔静脉真腔，以及在导丝、导管通过的过程中患者发生腰背部疼痛，切勿进行球囊扩张。

（6）支架植入：球囊扩张后选择同直径的髂股静脉专用支架，术者根据病变情况和医疗设备的条件选择合适的、不同类型的支架植入，股总静脉及其远端一般建议选用编织型支架[45-46]。同时建议准备大口径覆膜支架，以备静脉破裂出血时补救性应用。

（7）术后评估：植入支架后选择同直径球囊进行后扩张，最后自鞘内进行髂股静脉支架、流入道和流出道造影检查，支架段建议选择两个不同角度进行造影检查[44]。有IVUS使用条件的患者，推荐根据IVUS检查结果确定支架锚定区，通过IVUS检查评估支架扩张情况。

（8）近心端支架锚定区的选择：对于合并下腔静脉或滤器相关慢性闭塞的患者，下腔静脉作为髂股静脉唯一的流出道，也需要同期处理。若双下肢均具备PTS外科干预的手术指征，建议行下腔静脉-双侧髂股静脉的平行支架植入术；若仅一侧下肢具备外科干预的手术指征，则仅需要进行下腔静脉-单侧髂股静脉支架植入术，若对侧肢体后期需要进行外科干预，可以通过原支架内开窗技术进行支架成形术治疗。

（9）远心端支架锚定区的选择：对于病变局限于髂总静脉、髂外静脉的患者，支架完整覆盖髂静脉病变段即可，若病变累及股总静脉甚至股总静脉分叉处，支架远心端的定位需要确保股静脉和/或股深静脉有一条入道静脉血流直达支架内[46]。

5.4 效果评估

术中支架扩张后不同角度的造影可以了解支架内血流通畅情况和侧支显影情况。术后需要评估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改善情况，并与术前评估结果进行比较。

5.5 术后管理

术后给予治疗剂量的规范抗凝治疗，住院期间给予低分子量肝素抗凝治疗，出院后改为直接口服抗凝药物或维生素K1拮抗剂，抗凝治疗时间至少6个月[47]；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未达成共识[48]。术后继续维持压力治疗，其方法与保守治疗中的压力治疗方法一致；溃疡仍需要局部处理；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溃疡周围的静脉曲张，一般建议于支架成形术后2～4周处理；术后需要尽早下床活动，避免久站、久坐，同时注意减轻体重、进行腓肠肌的肌肉泵功能锻炼及戒烟。

推荐意见5：在外科干预措施中，腔内支架成形术选择性应用于中重度PTS 的治疗；术后抗凝治疗时间至少6个月，同时继续进行压力治疗、进行腓肠肌肌肉泵功能锻炼、控制体重及调整生活方式。（证据等级：B；推荐强度：Ⅱa）

6 随访措施

6.1 随访方式

术后进行定期的门诊随访，观察术后次日下肢肿胀、疼痛等不适是否缓解，若存在症状或体征的复发、加重，则尽快就诊，排除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可能。对于无症状、体征复发或加重的患者，首次随访时间是术后2～4周，并于术后1、3、6、12个月对患者进行髂股静脉支架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因为此段时期是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高峰期，对于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不确定或可疑支架内存在异物的患者进行下肢CTV 或静脉造影检查；停止进行抗凝治疗前，至少进行过一次下肢CTV 或静脉造影检查，了解支架内通畅情况和支架的形态。

6.2 静脉支架内闭塞的处理

静脉支架内闭塞主要分为支架内血栓形成和支架内慢性闭塞[49]，前者通常发生于术后短期内，多表现为术后临床症状和体征没有改善，甚至以急性DVT的临床表现为主，原因主要包括抗凝治疗失败、支架未完全覆盖靶病变、支架塌陷或形态异常等，此时采取与腔内治疗急性DVT相同的方法，并采取CDT 或PMT 辅以球囊扩张或支架植入；后者的临床表现类似于PTS，此时的腔内治疗方法虽然与腔内治疗PTS 相同，但技术操作更复杂、更耗时，手术指征也参照腔内治疗PTS的手术指征，如症状的复发、加重、不能缓解等。

推荐意见6：PTS腔内支架成形术后需要进行规律随访，包括通过体格检查评估临床效果，通过下肢的超声、CTV 或静脉造影检查明确支架通畅情况，建议对症状复发、加重或不能缓解的支架内闭塞患者进行二次干预。（证据等级：C；推荐强度：Ⅰ）

主要执笔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名）

叶开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殷敏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参与本共识讨论、审校的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名）

蔡方刚（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泉（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东莞医院）、曹文东（山西白求恩医院）、崔明哲（河南省人民医院）、党永康（赤峰市医院）、邓宏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邓劼（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管强（山西省人民医院）、官云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郭明金（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郭平凡（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郝迎学（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何菊（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侯培勇（柳州市工人医院）、胡何节（安徽省立医院）、黄建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黄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小进（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黄新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李华刚（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晓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李毅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李震（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梁思渊（台州市立医院）、梁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刘凤恩（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刘建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刘强（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勇（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陆信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禄韶英（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罗灿华（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林少芒（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马建仓（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梅菲（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梅家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孟庆义（济南市中心医院）、孟庆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亓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覃晓（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邱结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任补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史振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小军（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万圣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海洋（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豪夫（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旭（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王雅（南阳市中心医院）、熊国祚（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熊小蔚（南昌市第一医院）、徐敦元（烟台市烟台山医院）、薛冠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姚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叶波（赣州市人民医院）、叶开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叶炜（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叶志东（中日友好医院）、殷敏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余朝文（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翟水亭（河南省人民医院）、张东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鸿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张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张金池（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彦荣（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张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张曙光（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望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赵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赵渝（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赵文军（浙江省台州医院）、郑月宏（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朱国献（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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