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国

一

雨水从天井落下来，雨滴在水池溅起水花。天井旁有一块陈旧的磨刀石，这是一块伤痕累累的石头。它的身体已经瘦成一轮小小的月牙儿。大舅蹲在天井旁，手上的斧头在磨刀石上飞一样来来回回。年轻的大舅身强力壮，斧头和磨刀石激烈地摩擦，一道光在碰撞中闪耀。他把手伸向天井，用手掌舀水浇到磨刀石上，水像灭了一场烈火似的，斧头和磨刀石相互摩擦的声音变得温和。时光之中，锋利的刀口一层层削去磨刀石的身体，它身上不停地流淌着黏稠的浆液，像是滚烫的血液往外涌。

祠堂是昏暗的，斧头却闪闪发亮。大舅挥舞着斧头，沿着笔直的墨痕用力凿木头，不一会儿，粗糙的木料削得精致。他改用刨子，双手把持刨子两端把柄，身体倾倒，用力推动锋利的刨子。刨子就像一名冰雪运动健儿，在木料上自由来回滑动。伴随着大舅猛烈的运动，刨身不停地吐出一片片轻盈的木屑，它们先是被抛向半空中，然后纷纷飘落在地面。祠堂的泥巴地被洁白的木屑覆盖，像铺上了一层层雪花。半晌，粗糙不堪的木料变得无比光滑。大舅拿起洁白的木块，让它高过头顶，借着天井的光线，他感觉眼前闪闪发光。

祠堂是老祠堂，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大舅站在天井口，抬头仰望，看见的是一块小小的天空，方正，蔚蓝。屋顶天井的边缘是飞檐翘角的造型，它们仿若停靠休息的鸟儿，正凝望着远方。大舅是一名木匠，喜欢观察一切建筑。他惊叹古代建筑技术如此完美精湛，雕刻惟妙惟肖。

实际上，大舅自己就是一名出色的木匠。一棵树在他精心打磨下，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家具、农具、玩具等等，比如箱子、柜子、凳子、桌子、床、犁、打谷机……村里人都离不开他，孩子们外出求学找他打樟木箱，女儿出嫁找他打嫁妆，乔迁新居找他打家具，就连百年后睡的棺材也要找他制作。因此，大舅在村庄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在外做工时，他一日三餐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他的左耳（有时是右耳）永远夹着一根香烟，足以说明别人给大舅的香烟永远抽不完。

大舅一年四季提着一只小木箱游走于乡间。箱子里都是他的宝贝：斧头、刨子、凿子、锯子、墨斗、鲁班尺……大舅个子并不高，可行走在乡间小道却信心十足。因长期在屋内干活，大舅皮肤白皙，这和种地的农民相比截然不同，他们个个身体像木炭一样黝黑。

村庄到处都是树。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长满树木，近处道路两旁也站着密密麻麻的树。大舅顺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踩着树的影子，走着走着，转眼间就二十年了。他小学没有念完就开始学做木匠，等他回过头来，自己已是而立之年。村子里和大舅同龄的男人，孩子都上学了，可是大舅还没有结婚。

大舅曾经有喜欢的女孩，她是村小的王老师。当时，王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村小，她父亲是村小的校长。

我记得王老师个子不高，长相一般，常年一张苦瓜脸，看上去咄咄逼人的模样。她脾气不好，上课嗓门极大，特别喜欢骂人，动不动就将教鞭落在我们身上。孩子们都不喜欢王老师，不过她却让我大舅着迷。

夜色中，年轻英俊的大舅钻进王老师村小的宿舍。如春风般的呢喃声从校园宿舍隐隐约约传来，伴随着村庄河流的声音，消失在夜空中。王校长当然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木匠。这一场甜蜜的爱恋，最终因王校长以死相逼而告终。

一个寒冷的冬日，王老师顶着大红盖头，身穿红色婚服走进美丽的花轿。冰冷的村庄锣鼓喧嚣，鞭炮齐鸣。大舅站在人群中，看着接亲的队伍连成一条红色的长龙，又慢慢地消失在眼前。那些点缀着大红花和红纸的嫁妆都是大舅的作品，是他用斧头和刨子一点点制作的，原本是为自己和王老师准备的，没想到它们跟着王老师离开了村莊。

之后十年，大舅依然未结婚。他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兄弟姐妹都生儿育女了，只有他孤寡一人。

大舅的师傅去世多年了。棺木是他和师傅一起定制的。做棺木的材料是两棵杉树，这两棵杉树种在师傅家门口。有一天，师傅提着斧头来到树下，将两棵偌大的杉树砍倒。师傅叫上大舅，师徒两人没几天就制作好了一副棺木。在晦暗的祠堂，未上漆的棺木洁白无瑕，站在门口望去，仿若一张白纸在远处摇曳，像一道光在黑暗中不停地闪耀。

没过多久，师傅就去世了。他留下遗言，希望大舅找一个好女人，好好过日子。师傅走了，大舅像抽空了身体似的，在村庄晃荡。

二

浓雾将村庄笼罩，仿若一条河流在村庄静静流淌。大舅听了师傅的话，在一个弥漫着大雾的清晨离开了村庄。大舅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就像他看不清楚眼前朦胧的世界。

扁担一头是衣裳，另一头是做木匠活的工具。他谁也没有打招呼，头也没有回，一个人静悄悄地走了。大舅脚步踉踉跄跄，看得出，他不再年富力强了。他肩上的担子沉重，向前迈出的脚步沉重，难以言说的心情更是无比沉重。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村口，越来越渺小，看得人无比悲怆。

那一年，大舅三十五岁。

大舅行走在一条茶马古道，路面青石光滑，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树一棵棵站立在道路两旁，树影落在地上，他的影子也落在地上。大舅的影子往前走，不停地穿越树的影子。他想到了已故的师傅，想到曾经深爱的人，不禁双眼模糊，眼前的身影和树影重叠。大舅从早上走到中午，又从中午走到下午，影子从眼前走到背后。

太阳下山时，大舅终于到了家。这是他从未来过的家，他以男主人的身份第一次踏入这个家的门。女人站在家门口，两个孩子坐在门槛上，一个是男孩，另外一个是女孩。懵懂无知的孩子对他的到来毫无兴趣，他们照旧玩着自己的游戏。女人个子高，身材偏胖，长着一张慈祥的菩萨脸。可就是这样一个长相仁慈的女人，有一张旺夫脸的女人，她的丈夫竟然不幸逝世了，丢给她一个支离破碎的家。

天色渐渐暗淡。黄昏中，老旧的房屋十分冷清。一切都还沉浸在男人逝世的悲痛之中。门前草坪上的两张长凳四脚朝天，这是放置棺材的地方。不远处，草坪留下一块巨大的黑色伤疤——在男人出殡的前夜，这里燃烧过他生前的衣服、鞋子。那一夜，女人跪在火堆前号啕大哭。她甚至几次扑向熊熊烈火，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之所以悲痛欲绝，是因为她一个女人如何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女人想，一个家没有了男人，就像天塌下来了。

大舅和女人只是在街上见过一面，彼此都不了解，甚至连话也没有说几句。女人听说大舅是一个木匠，为了两个孩子，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答应了。女人没想到大舅这么快就来了，快得她还没有从丈夫逝世的悲痛中走出。

女人把大舅带到房间。这是一间黑暗的房间，唯有蚊帐是乳白色的。一丝风从窗户吹进来，悬挂的蚊帐不停地在颤抖。走进房间，大舅瞬间闻到一股浓郁的味道，他从未闻过这种味道，也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味道。

男主人虽然走了，不过房间依然遗留着他的物品、他的痕迹，还有他的影子。他睡过的床，坐过的椅子，照过的镜子，放置衣服的柜子，使用过的家具和农具……当然，他还留下了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

这显然是一间婚房，它过去是崭新的，现在变得陈旧不堪。墙上的“囍”字早已变色，灰尘之下掩盖的是光鲜亮丽的昨天。“囍”字一侧挂着一个陈旧的玻璃镜框，看上去有些歪斜，像是随时要掉下来的模样。镜框里是一张张大大小小的照片，最显眼的是中间的合影：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毛线衣，拘谨地坐在凳子上，她神情紧张，双手紧紧地放在大腿上；男人身上的西装并不合身，极大可能是从照相馆租来的，可这并不影响男人愉悦的心情，他站在女人旁边，一只手搭在女人肩膀上，满脸轻松，露出洁白的牙齿，还有淡淡的笑。

夜深人静，两个孩子都睡着了，女人也进房间躺下了。大舅还坐在屋檐下，望着远处寂静的山林。死去的男人正躺在对面的山上。女人叫大舅进屋睡觉，他说再点一根烟。大舅点了一根又一根，终于他长叹了一口气，走进了房间。

大舅悄悄地躺在女人旁边，像一根木头似的纹丝不动。他睁大眼睛，又死死地闭上。黑暗之中，轻盈的蚊帐将他笼罩，他的身体像被压在大山下，无法动弹。女人的身体慢慢地向大舅靠近，她抱住他，大舅吓得瑟瑟发抖。

那一晚，大舅一夜未眠。他感觉墙上的男人一直盯着他。

大舅当然不适应这里的新生活。过去，他是一个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他稀里糊涂跑到他乡，住进一个陌生的家庭。次日清晨，他从房屋走出，站在门前，河流、田野、群山、道路、桥梁……对大舅而言都是陌生的事物。他渺小的身体置身村庄中，感觉周围咄咄逼人，像有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死死将他包裹、挟持。除了眼前陌生的事物，村庄的牲畜也是陌生的。大舅行走在村庄，时不时有狗追着他汪汪叫，还有邻居的公鸡，见到他也伸长脖子，跳起来攻击他。

村庄的人，也是陌生的。他们总是在背后窃窃私语，暗地里说大舅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男人，要不然怎么四十岁了还没有结婚，还要来“顶门”。顶门是我们家乡的方言，指家里的男人去世了，另外一个男人上门，支撑支离破碎的家。还有异乡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大舅都要去习惯和适应，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要接触、认识。

大舅就像一棵移植的树，从故乡到了他乡。他原本枝繁叶茂、高大挺拔，可是被现实无情地斩根去枝，满身伤痕累累，没有了故乡的滋养，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他时常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抽闷烟。他感觉憋屈，心里打起退堂鼓，想收拾行李一走了之。不过，看到女人楚楚可怜的样子，看到两个没有了爹的孩子，大舅最终还是留下来了。大舅想自己毕竟是一个男人，他有责任撑起这个破碎的家。想到这点，他豁然开朗，村庄不再陌生，周围的人也变得亲近了。

一棵移植的树要么慢慢地死去，要么适应了新的环境和土壤，长出了新的根和枝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

在遥远的故乡，我们似乎已经慢慢将大舅遗忘了。只有他的母亲——我的外婆常常想起自己的兒子。外婆想去看大舅，外公开始不答应。时间久了，外公也松口了。

从我们村庄到大舅家有五十多公里，走路要将近一天时间。那时候去大舅家还没有开通班车，只能靠走路。我跟在外婆屁股后面，沿着河流一路北去。河水碧绿，哗哗作响。大舅当年就是顺着这条河流，从故乡到他乡。河岸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它们自由生长，枝繁叶茂。

大舅妈站在村口。她个子高大，系着一条碎花围裙，短发，脸是圆形的，像一只成熟的南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当年我差不多十岁左右。她是一个爱笑的女人，她的笑恰到好处，含蓄而自然。她的两个孩子，大的和我同岁，只比我大月份，我叫她表姐；小的是儿子，比我小了好几岁。两个小孩叫大舅为“伯父”，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称呼大舅。

大舅已经建了新房子，从老屋搬到了新家。他们的新家是独栋房，门前种满了美人蕉和树木。树是从别处移栽过来的，它们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微风吹拂，翻起的树叶像是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大舅脸上也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看上去他早已融入异乡，就像门前移植的树木，他习惯了异乡的土壤，融入了他乡的生活圈。他是不是已经把故乡忘得一干二净，把异乡当作了故乡呢？

大舅和大舅妈没有生孩子，可能是年纪大了的缘故。看得出，大舅对两个孩子视如己出，疼爱有加。小时候，我到大舅家里做客，和表姐表弟追打。他们不小心摔跤了，大舅总要骂我一顿。有一年“双抢”，大舅要我挑一担谷子，我咬紧牙关颤颤巍巍走了一段路，实在是挑不动了，坐在地上大哭。大舅冲过来，对我大吼，还骂我没用。他生气地将扁担扔向悬崖峭壁。我回到家向母亲告状。母亲一脸淡然地说，天大地大，舅舅最大。你是他外甥，凶你几句怎么了？就是打你，也是应该的。大舅对我大吼大叫，对待表姐表弟却温柔似水，从来不舍得骂他们，更不用说打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门前移植的树木越来越茂盛，孩子一天天长大。表姐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后来嫁到圩镇了，表弟则在县城念高中。

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的大舅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表弟出车祸，正在医院进行抢救，电话里叫大舅赶快打钱交医药费。大舅一听慌了神，急忙跑回家，用笔记下了对方的银行账号。他发动摩托车，急急忙忙往乡镇农村信用社冲去。大舅从乡间小道出发，开足马力，拼命往前冲，树木快速地从他身旁一闪而过。大舅脑海中不断地浮现表弟满身血迹躺在病床上等待救治的情景，他焦急得心跳加速，恨不得一脚油门就到乡镇。在急转弯的时候，大舅的摩托车侧翻，人被抛出了几米之外。

这是一个诈骗电话，表弟在校园里好好的，可是大舅却躺在了医院。当年，我正处毕业实习期，我去医院看望大舅。走到他病床前，我看到他头上捆扎着白色的绷带，身体不能动弹，像一个伤员躺在病床上。他表情异常痛苦，呻吟不已。见我来了，他平静了些许。我没想到，大舅竟然向我借钱。我还没有毕业，口袋里只有几百元生活费。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大舅。见我许久没有吭声，大舅也沉默不语。

大舅是盆骨骨折，因为没有凑齐费用，没有做手术就提前出院了。救护车把他拉回了家。回到家中，大舅受伤的地方还是疼痛不堪。他的身体像折断一样，刺痛从盆骨向全身蔓延。月色冰凉，他躺在床上，不禁想念起故乡的人和事。

这场车祸让大舅身体落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不能走路了，右手也不能正常活动。他不能下地干活了，就连吃饭也很吃力，右手拿起筷子总是颤颤巍巍。不过，善良的大舅母并没有嫌弃大舅。毕竟，过去是大舅撑起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大舅一天天老去，他开始无比怀念故乡。可是，他身有残疾，回来一趟有太多不容易。年迈的外婆偶尔还会乘坐班车去看他。她看到大舅的样子，心疼不已，常常暗自流泪。

有一年春节，外公要我把大舅接回来过年。我开车把大舅接回村庄。他和八旬的外公坐在一起，父子俩谁也没有说话。吃年夜饭时，大舅喝高了。他坐在上席大声吆喝，说话已经语无伦次，犹如满腔苦水在他的体内激荡，他要统统将它们吐露出来。

母亲去世时，大舅也回来了。他一瘸一拐出现在我家院子里，走向灵堂，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我把他扶起来，他质问我，为什么火化时没有通知他。我一下子蒙了。母亲去世时，我打电话给大舅报了丧。母亲在我工作的城市去世，我带着她的骨灰回到村庄。他在灵堂上大发脾气，说他是老大，我们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自己妹妹一把火烧了也不知道。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泪流满面，最后瘫软地倒在了地上。

我听表弟说，行动不便的大舅在家里没有闲着，他又做起了木匠。大舅打开做木工的工具箱。箱子里的工具早已锈迹斑斑，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一件件擦拭得闪闪发亮，磨得无比锋利。大舅母上山砍树，搬回木料，大舅就用左手提斧头、拿刨子，他力气当然不如当年，何况右手又不方便。他倾斜着身体，用力推动着刨子，不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

大舅时常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想到师傅，想到和师傅一起砍下门前的那两棵树，想到和师傅一起做寿木的情景。他望着门前移植的树木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它们绿荫如盖，生机勃勃。看到树木现在茂盛的模样，谁又会知道它们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呢？

四

多少年后，大舅拖着一条残疾了十五年的左腿来找我。

当时，我刚从电视台考录到了一家医院办公室工作。大舅希望我找专家，看看他的腿能不能治好。谁都知道，一条伤了十五年的腿怎么能治好呢？不过，大舅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乡下风尘仆仆赶来。

他一瘸一拐从远处走来，像一个不倒翁，身体忽高忽低。看到他走路的模样，我顿时心痛，也不禁提心吊胆，生怕他突然会摔一个大跟头。我从医院大门口快步走向他，双手准备托住似乎随时要摔倒的他。我不禁心生后悔——自己应该去汽车站接他。前一天晚上，他打电话说要来医院看腿的，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自己乘坐公交车到了医院。

大舅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他站在我跟前，个子比我整整矮了一个头，如同一个小孩站在我旁边。大舅消瘦的身体又显得沉甸甸的，他衣服上满是褶皱，满头白发，牙齿暗黄，脸上密布着黝黑的皱纹，像一道道沟壑。他站在医院大门口，用左手使劲地拍打着左大腿，开始是用手掌拍，后面用拳头捶。他试图把左脚抬起来，可他的腿像有千万斤重似的，怎么也抬不起来。医院门诊大厅人头攒动，像菜市场一样熙熙攘攘。我领着大舅走在医院里，平时我习惯走得快，那天我有意放缓脚步，大舅还是跟不上。我回头，看见大舅离我好几米远。看上去大舅走得很是吃力，他的左腿就像一根木讷的树桩，他用尽全力一步步将它往前挪动。我站在原地，转过头来，停下来等大舅。他朝我微微一笑。他的笑容是从脸上挤出来的，显得无比勉强和疲倦。

我们继续缓慢地往前走，不一会儿，大舅又没跟上我。在医院门诊拐弯的一个角落，我往回看，没有看到大舅。我急忙往回走，看见大舅斜着身子靠在医院走道的墙壁上，他累得满头大汗，正在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找来轮椅，大舅很不情愿，我再三相劝他才肯坐上去。我推着轮椅走在医院，低头看大舅的背影，看见他佝偻的背，花白的头发，黝黑的皮肤……

我们来到诊室。医生看到轮椅上的大舅，问，是不是腿受伤了？大舅挪动身体从轮椅上缓慢地站起来。当得知大舅是十五年前骑摩托车摔倒受伤时，医生露出惊讶的表情。医生一定在想，怎么十五年前受的伤，现在才来看？

可想而知，医院没法给他医治好那条腿。即便是动手术，治愈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何况还需要巨额的费用。大舅坐在医院门诊大厅的座椅上，把左腿搬到了椅子上，他望着医院来来往往的病人，表情沮丧，像一只泄了气的球落在那里。门诊大厅里都是病人，每一个人脸上都挂满忧郁。和医院其他病人相似，大舅深陷疾病的王国，他的疾病来自十五年前，并将一直伴随他。

中午，我在医院附近一家餐厅预订了午餐。在医院工作后，老家隔三岔五就有亲戚来找我看病，他们拖着病痛的身体，不远千里找到我，因为我的热情，让他们感动万分，回去后都说我好。自己的亲舅舅来了，我更不能怠慢。我把车开到门诊大厅门口，把后排车门打开，让大舅上车。他把手搭在车上，小心翼翼上车，尝试了几次，都没能上得去。他把手撑在座椅上，准备爬上车，我连忙扶了他一把。当我接触到大舅身体的时候，抓到的是他手臂的一把骨头，我轻轻地就把他推上了车。他的身体轻如一个小孩。

吃饭时，大舅的右手不停地颤抖。他将筷子伸向盘子，好不容易夹到菜，快到嘴巴了，菜却掉了。我用调羹将菜拨到大舅饭碗里，他把嘴巴贴在饭碗边缘，用筷子慢慢地将饭和菜扒到嘴巴里。他一个劲儿地埋头吃饭，整个脸几乎都贴到了饭碗里面。我们各自吃饭，谁都没有说话。我看到大舅可怜的样子，根本没有胃口。

大舅的手也是十五年前那次車祸受伤的。吃好饭，大舅放下筷子，把手伸向我。他掌心向上，手掌怎么也不能翻转。大舅在我面前不停地用左手拨弄着右手，表情镇定自若。也许，身体的残疾对他而言早已习以为常。

吃过午饭，大舅提出要回去。因为我工作繁忙，没有挽留他多住几日，提出开车送他到汽车站，他没有拒绝。上车的时候，我还是抓住他的手臂，帮助他上车。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我从后视镜看到坐在后排的大舅，他正望着车窗外，整个人显得疲惫不堪，眼神迷茫。

汽车站门口没有停车位，来往车辆仅限停三分钟，否则就要罚款。为了节省时间，我开始并没有打算下车，想着大舅自己开门下车。到了车站，大舅用受伤的右手开车门，反复试了几次才打开。他一只手扶着车门，另一只手撑在座椅上，缓慢地挪动身体，试图慢慢下车。我见状，迅速从车上下来，跑到后排，双手托着大舅的身体，将他抱在怀里，很轻松就把他从车上抱下来了。我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大舅露出惊讶的表情。

我迅速跑上车，大舅还是站在原地不动。我摇下车窗叫大舅走，只见他缓慢转身，一瘸一拐往前走。我看着他的背影，瘦小，僵硬，走路时身体忽高忽低，像失去了重心，随时可能会摔倒。大舅拖着残疾了十五年的身体，又消失在我眼前。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送走大舅，我从汽车站返回，途经城市沿江大道，道路两旁原有的柳树全部被砍伐了，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改种樟树。透过车窗，我看见吊车将樟树从卡车上挪到地面。光秃秃的樟树吊在空中，枝叶被砍得精光，只剩笔直的树干，树的底端是圆形的泥团和根枝。彤红的太阳落在樟树上，它们满身伤痕。车往前开，路两旁已经种上了樟树，它们从车窗外一闪而过。我望着这些移植的樟树，似乎看到了大舅的影子。

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是一棵移植的树。我们从故乡到异乡，不断地适应新环境，扎根陌生的土壤。我们也是自己命运的木匠，终究有一天，用自己这棵移植的树，量身定做一副寿木，同我们的身体一起埋葬。

责任编辑：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