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风是我国著名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现在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胡风的文论批评，而对于胡风的诗人身份及其诗歌评论的关注则较少。胡风作为诗人的一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与理想，他的诗论充满感性经验和情感色彩，且对于诗有独特见解，敢想人不敢想，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关键词】诗人的概念界定；主客观相生相克；自由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1-004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1.013

胡风的诗论主要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革命诗歌进行了理论概括，他对诗的美学意义进行的研究与探讨较少，主要针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学者对于胡风诗论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他们对于胡风的现实主义的追求是确定无疑的，肯定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他的诗学理论是他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深的现实意义。从内容上看胡风诗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诗人的概念界定；二是主客观相生相克的创作论；三是提倡自由诗；四是诗歌与题材、形式、以及形象等等。

一、诗人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真正的诗人？胡风要求人首先应努力做人，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无愧于一个人的人，这样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一个诗的形容词。陈丙瑩学者认为这一思想是深刻的，这一观点克服了妄图泯灭诗人个性的机械性主张，是“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经过提炼后重新又得到复兴的预示。[4]204赵金钟学者认为胡风的诗人界定体现了法国十八世纪文学家布冯的话“风格即人”，它抓住了论诗的关键，诗人要为了历史的责任和诗的纯洁去做事。赵金钟还对于胡风“第一义诗人”和“第二义诗人”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胡风这一论述启发人们关注现实主义，使得人们将忠于人生和忠于艺术看得同等重要并将二者高度融合，这样才能诞生真正的诗。[2]153李槟学者提出，胡风认为战士与诗人原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去做一个人生的战士，这就是诗，这就是神。李槟指出胡风的诗学强调诗与人生的合一，诗与战士的合二为一，把诗与人生结合起来成为胡风诗学的中心。[6]34人不应该志在颐养天年而要在历史与时代的大潮里，成为时代的载体，与群众相结合，这深刻体现出胡风对于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二、主客观相生相克的创作理论

胡风提出主客观相生相克的创作论，这与他的文论中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一致的，既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又要保证所发挥的内容来自于现实生活。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所提出的一个独创性的概念，他认为创作是作家主客观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使世界变形了的主观思想，渐渐地由自我燃烧状态落向客观对象，伸进客观对象，开始要求和客观对象结合了。尽管这个理论在当时一提出就遭到某些文艺理论家的批评，但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理论不是什么主观唯心主义，胡风强调主观精神是为了突出诗的抒情本质。胡风理论沟通了以自我抒情为核心的浪漫主义诗歌与着重表现客观现实的现实主义诗歌。潘颂德学者认为：主张现实生活与诗人主观情感的融合与统一，是胡风诗论的核心。胡风既反对诗歌创作中离开客观的主观主义，就像他说的那样：反对把人的哭泣或狂叫“照直吐在纸上”；也反对离开主观情绪的客观主义，即在诗歌创作中仅有乏味的叙述，感觉和情感不够的情况。潘颂德总结道，胡风的这一论述总结了诗歌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把握了诗歌的本质特征。[5]63

霍俊明和岳志华学者认为胡风注意到了创作诗歌的基点在于认识诗歌的本体依据，看到了诗歌的本体内涵。胡风说诗的本质是作者在生活中接触到客观形象，造成了心灵的触发，又通过这些生活中的形象，表现自己的情绪和感觉。诗不是说理与记事，而是具体的生活中的事物形象在心中的波澜或者涟漪。两位学者认为胡风强调客观世界重要性的同時也强调了诗人主体情感的重要性，七月诗派的诗歌中的强烈的歌颂与批判与胡风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这一创作观念体现了为人民为和为历史的特点，但过于强调历史、人民和民族降低了诗歌的容留能力和多样性。[1]222

钱志富学者认为胡风的诗学思想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胡风主张要与现实建立相生相克的审美关系。当作为主体的诗人与现实建立相生相克的关系，这时候创作主体发挥的作用即所谓的主观精神或者主观作用，胡风对许多诗人的评价都考察了这一点：一要在创作实践上实现与创作对象的融合；二要发挥好主观情绪的作用，要让自己的情感能够燃烧起来，例如胡风在他的《田间的诗》里对于田间的评价：田间本能地走近了诗的大路，走近能产生极强的现实主义感的诗歌道路。在革命诗歌里的同流异源倾向，即只有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的跳动、只用抽象的词语表现情绪或道理、用分行分节的韵语来写出故事的普遍行为，这些特点在田间的诗里几乎找不到。[7]27钱志富认为的胡风关于现实主义诗学的基本观点，对于当下的创作很有启发意义。

三、提倡自由诗

胡风认为热情奔放的自由诗是最理想的诗体形式。对于这一观点，不同的学者大都表示认同，还纷纷做了自己的论述。赵金钟学者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的诗歌创作，或是以玄虚的手法掩盖内容的空虚，或用烦难的形式和固定的格式将感情抒发的毫无生机，所以胡风认为自由诗的形式才能充分表现作者的思想，才能将作者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得到的感应锻造成诗句，同时又指出胡风所提倡的自由诗是吸收其他诗歌长处而焕发出新生机的自由诗，它由普洛诗派发展而来但克服了它的种种弊病。[2]156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青和田间的出现给了胡风新的启示，他们祛除了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感伤忧郁的情调和迷离晦涩的形式与手法，把两种诗派的长处融入到现实主义诗歌中，继承了以前的革命传统，实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新的伟大飞跃。

陈丙瑩认为胡风自由诗的提倡与“五四”自由诗大潮有一定的关系，但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与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诗的提倡又有了新背景，即随着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在战后的消失，自由诗更能适应抗日革命诗歌的要求。[4]陈丙瑩与赵金钟学者在对胡风所提倡的自由诗的认识上基本相同，他们都认为这一时期的自由诗是吸收了格律诗和象征派的优点，总结了自身的得失，而焕发生机的新的自由诗，并且都是由于田间和艾青等诗人的创作实践使得胡风所提倡的自由诗更进了一步。陈丙瑩评价道这一飞跃是现实主义诗歌在中国的新发展，显示了胡风的远见卓识。但他的自由诗说具有一定的流派学特色，自由诗可以为诗的主要形式但不能为诗的唯一形式，多种诗歌形式之间是应当是补充与借鉴的关系，绝不能以消灭其他诗歌形式的代价去发展一种。[4]

霍俊明和岳志华对于胡风自由诗的提倡贬多于褒，他们认为胡风针对当时形式主义和颓废主义，例如新月派的诗的行数、分段和韵脚均有一定的形式限制，或者现代派的诗无内容仅仅以新形式来挽救内容的空虚。胡风提出适应主观战斗精神和自由人生需要的自由诗，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唯一性与绝对性的判断缺乏理性批评家应有的客观。[1]223在胡风看来艺术与形式的探索成了诗歌发展的次要和第二位了，仅仅成了便利表达的工具罢了。另外对其他诗体形式的排斥也体现了胡风整体诗论的局限与偏颇性。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

（一）诗歌的题材

李槟学者提出胡风认为尽管题材怎样好但没有作者情感的融入，就无法充分化合。而且更需要题材与诗人主观结合达到更高的升华，所以光有题材是不够的。[6]36金五德学者指出胡风认为诗人所获得题材又好又真实，这固然是写出好诗歌的前提与基础，但是诗人不能只关注于普通的叙述，它需要作者的情绪融合，需要在作者情绪世界里的溶解与凝晶。胡风坚决反对有些论诗者的题材决定论的主张，他鼓动诗人出去寻找题材，以此作诗，并嘲笑他们的观点在诗论上是搬家忘记了老婆。[3]25胡风强调更重要的是题材要经过一番锻炼化合，那样即使是普通的现象或景物也能写出表达出时代精神的好诗。

（二）诗的形象

潘颂德学者指出胡风反对形象化的理论，这并不是反对在诗中描摹形象，而是形象应当经过诗人感情的浸染。[5]63胡风指出没有感情的形象仅是一些红绿的纸片，或者诗人先有一种离开生活的思想然后再把它绘为形象，这样的形象是死的形象，形象就成了思想的绘图或图案。潘颂德学者指出胡风认为这种诗歌形象化是一种机械理论，是庸俗的现实主义理论。潘颂德认为胡风的这一诗歌创作思维，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形象思维是非常正确的。李槟学者指出胡风反对过于崇拜形象的形象化理论，而提倡形象的思维或形象地思维。他认为在艺术创造中思想始终要附着现实，不能只有单独的形象，形象论由于对外在客观事物的崇拜，是诗人主观精神的衰退。[6]36

（三）诗的形式

潘颂德学者认为胡风对于形式的观点是内容虽然重要但形式也不是可有可无，为了更完美的表达内容，就需要更完美的形式。胡风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来看待诗歌的形式，他认为在抗战时期诗歌要接近人民，要发挥它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认识的作用，所以要提倡诗歌的大众化、多样化，尤其要发挥朗诵诗的作用。[5]65这与自由诗的形式并不冲突。胡风认为朗诵是将自由诗发表到人民大众中的方法之一，他并不否定自由诗的形式。陈丙瑩学者指出胡风是不同意政治诗艺术的粗糙在于缺乏形式或技巧这一观点的，他说离开诗人的主观去追求技巧会走到形式主义，而应追求的“技巧”应该是与内容相辅相成的活的表现力。陈丙瑩还指出胡风反对的是机械的形式主义，他从来不否认诗歌创作中的感觉力、想象力与表现力。[4]208胡风理论的要点在于要求诗人去寻得真正与诗的内容恰当有利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用形式与技巧去掩饰虚伪的内容。但他也认为胡风对诗人战士身份的排他性强调，大大忽略了诗人艺术探索的一面，也就是把诗歌的形式与技巧看成诗的细枝末节了。他说那些过分追求形式与技巧的人表面对于诗是忠诚的但实际上已经离开了诗的土壤，丢掉了诗的实践性品格。还认为胡风这种诗论在当时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的大潮中有其合理性，但在学理层面的探讨上有不小的局限性，它忽略了诗人对于艺术的真诚和探索。

（四）胡风诗论的价值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对胡风研究的禁区已经打开，许多学者纷纷开始正视胡风的理论，深入胡风的文学批评理论，探寻它的价值，来为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美学建设服务。李槟学者认为胡风的诗论是整个思想文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那里，是诗人，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是一个拥有灵魂的斗士，使人们在抗日解放战争的洪流中见证了时代精神。胡风继承了鲁迅传统，他的诗论作为来自传统的资源，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6]36霍俊明和岳志华学者认为应从客观的角度看胡风诗论，他强调诗人品质与道德感，提出时代精神要体现在诗歌内容中，并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这都是其诗论的积极性所在，但同样要看到他的诗论的偏颇性，如不重视诗歌艺术与诗歌形式，认定的诗人身份过于狭窄等等。[1]224有学者从胡风诗论的特殊性来评价，如金五德学者认为胡风诗论有鲜明的特征，胡风诗论虽然着眼于是诗歌这种题材，但明显也在其他题材上也可以得以运用，他的诗歌的虽然是抗战到解放这一特殊时期，但一些本质的东西和对诗歌的根本理解，在现在也是有参考价值的。[3]27所以金五德学者认为胡风诗论应作为珍贵的财富得到继承，并用来发扬新时期的文艺。陈丙瑩学者对胡风诗论在当时其产生的时代的作用做了自己的评价，他指出胡风的诗论是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與20世40年代的自由诗思潮做出的理论概括，他的诗论对当时革命诗歌中的机械主义提出了批判，使得以抒情为主的诗歌和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产生联系并出现融和趋向。陈丙瑩学者认为胡风这些独特的理论丰富与拓展了诗歌美学，是一份难以抹杀的理论遗产。

五、对胡风诗论研究现状的思考

对胡风诗论的研究中，研究者都肯定了他对“五四”自由诗的继承，但缺乏对其发展与继承过程的详细叙述。“五四”自由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而胡风所继承的“五四”自由诗在经过他的改造之后，其中的进步之处，改进的成功度有多少等更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胡风诗论研究上，学者们几乎还停留在把他的文学理论思想应用到诗歌理论研究中的阶段，这成了胡风文学理论在诗论上的论证演绎，没有去找寻他的诗论不同于文论的独特之处。

学者们大都提出从他的诗论著作去寻找他的诗歌理论观点，但好多学者忽略了胡风本身也是一位诗人，诗歌创作活动贯穿了他的一生。胡风的诗歌理论与胡风的诗歌作品其中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即一个人的诗论会更直接的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在研究胡风的诗歌理论的时候如果能参见他的诗歌作品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胡风的诗歌研究中，大多作家仅仅从诗人身份的界定，主客观相结合的创作论，和自由诗的提倡等方面展开论述，看久了让人觉得乏善可陈，缺乏新意。在今后的研究中或许可从更微观的角度入手，例如关于诗歌与时代，诗歌与标语、口号和诗歌大众化的角度，或者论述胡风诗论对于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胡风的论诗方法等等。

参考文献：

[1]霍俊明，岳志华.胡风诗论的合理性与偏颇性——胡风诗论辨析[J].中州学刊，2006，（2）：221-224.

[2]赵金钟.诗格与人格：胡风诗论解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8）：153-156.

[3]金五德.对人生与艺术的执着追求——胡风诗论初探[J].吉安师专学报，1999，20（4）：21-27.

[4]陈丙瑩.论胡风诗学的独特意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202-209.

[5]潘颂德.胡风的诗论[J].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62-67.

[6]李槟.胡风的诗学[J].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1，14（2）：

33-41.

[7]钱志富.胡风的诗学思想[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3）：24-32.

作者简介：

李帅，男，汉族，山西临汾人，延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