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的思想轨迹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文本的解读可以帮助人们更加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它不仅闪耀着经济学和哲学的思想光芒，内含的有关于人的思想历来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在近十年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思想的研究大致从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三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综述；人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1-006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1.021

一、人的存在方式

学者葛晓莉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出发，得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这一论断。首先，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这种异化关系“正是人和无机世界的关系”。其次，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的异化，此时劳动者无法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再次，劳动者同类本质相异化，人们丧失了他们的类本质和类生活。最后，人同人相异化，劳动者创造出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

郑剑和贾晓斌着重对马克思人学思想进行了历史探源。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克服了费尔巴哈抽象、直观的唯物主义，形成了独到的人道主义观念。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相互塑造的结果”；“社会是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真正统一”；在进行劳动实践的过程中，“人的知识得以完善，人的能力得以提高”。由此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

张中文通过马克思对人的类特性的分析，提炼出“人以其与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活动方式和发生关系的能力，构成了人的类存在和类本质”这一结论。刘庆丰从哲学角度对现代人的“忙”进行思考，从而引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刘庆丰指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感性爆发”，人在不断进行的感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

元晋秋认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存在”，而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则呈现出存在状态的二重性，即个体的存在和“类”的存在。徐先艳认为马克思进行理论活动的前提就是“肯定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人生理意义上、无法抛弃的存在状态。但是人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通过社会把自在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

蒋红群在梳理了西方传统哲学家对人的理解后发现，西方传统哲学家对人的理解要么是理性的存在物，要么是感性的存在物，没有一个人从实践的层面探讨人的存在。马克思开启了人学思想的一个新视域。首先，“人的存在须以自然界的存在为物质基础”。其次，“人的生命存在也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徐春通过马克思对男女关系的经典论述，阐明了“人的基本存在结构是自然存在、类存在、个人存在、社会存在”。武潇斐从什么才是“美好生活”这一视角出发，引出马克思对人存在方式的界定：“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三重存在。”邱海燕和江峰主要论述了在商品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指出人被贬低为“物”，人的存在方式已经被资本所支配。

于春玲和曾孟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美好生活即个体全面发展的生存状态。李忠军和张宝元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社会存在条件决定人的受动”“人是受动的存在物”这一观点，即推断出人的社会存在属性。

二、人的本质

葛晓莉论述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关于普遍人性的认识和费尔巴哈关于抽象人的解释做出的深刻批判，指出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出发，考察人的本质，克服了以往人们脱离现实谈人类的致命缺陷，“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归为“类存在物”，这是人区别于其他一般社会存在物的根本规定，把人与其他物种做了明确的区分，“人的类生活就是生产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也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物质财富的共同占有来实现真正人的社会生活”。

郑剑和贾晓斌认为马克思写《手稿》的目的是要探寻劳动异化的根源从而对异化进行扬弃，以便“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本质”。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呈现出非人道的全面异化的状态。这就是在资本家的压榨下，人所体现出的存在本质。人在实然状态下是麻木的、痛苦的；但是人的应然状态应该是快乐的、自由的。事实证明，人的应然状态绝对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人才能完成自身的全面复归和本质力量的彻底实现。这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张中文发现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习惯把“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割裂开”。实际上，马克思将人的两个本质属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人本质思想。在马克思的理论观照中，异化劳动的完全消灭要靠私有制的彻底扬弃，人类的自由劳动是人本质复归的前提。张中文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人的类本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所以不应该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价值，要把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加以总结，从中寻找革命实践的突破口。

刘庆丰认为马克思“在构建社会的蓝图时，赋予了人的‘闲（即个性自由发展）之于人本质的根本意义”。元晋秋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本质的界定还残存着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旧遗迹，同时又对其进行了理论超越。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类存在物”，用人与动物的区别来阐释人的特性，但是他把人看成单个的、抽象的个人，无法从实践中寻求人的本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观念进行扬弃，在沿用费尔巴哈哲学用语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人们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形成“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徐先艳指出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类”这一哲学术语的同时，清算了费尔巴哈关于“类”的思想，成功将“类”进行突破性延伸。费尔巴哈仅仅把人局限在自然领域，直观、抽象地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些自然关系，从人自身出发最终又回归自然，从自然出发又回归人自身，掉进了循环论证的怪圈。即便他对人有着“类存在物”概念的突破，但是也从未真正认识到“类”的本质。费尔巴哈对“类”概念解释的终点正是马克思对“类”概念进行再创造的起点。马克思把劳动当作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把“类”概念在劳动的层面上架构，“实现了直观思维向实践思维的逻辑转换”。

蒋红群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诉诸了强烈的伦理道德批判”。蒋红群列举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资本压榨劳动、财富分配不均和居住非正义问题的批判事例，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可能拥有“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徐春则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直奔人本质的主题，而是用“类本质”这一概念来开启新世界的大门。他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却残存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痕迹，徐春认为要辩证地看待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思想的发展轨迹。武潇斐通过马克思对人类本质、发展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的阐释，指出“幸福生活”的内在规定就是“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客观存在与主体能力相统一的生活”。

王琛和林建成把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阐述与“人的和谐”概念加以结合，得出了“和谐是人本质的体现”这一结论。邱海燕和江峰从商品意识的视角论证了“商品意识泛化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异化”。于春玲和曾孟认为马克思的美好生活观揭示了“美好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使人作为人而具有完整的人的需要，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李忠军和张宝元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深刻阐释了人具有能动和受动的双重属性，这确证了现实的人的本质的创发。

三、人的全面发展

葛晓莉发现马克思在《手稿》阶段虽然还存在着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旧遗迹，但是他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人的思想，把人的本质建立具体的实践生活和社会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人复归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而这一前提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所构建起来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在这一共同联合体中，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是人类真正的自由发展状态”。

郑剑和贾晓斌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一样，最終必然会实现。虽然这个过程十分漫长且伴随着荆棘泥泞，但是人的全面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信心，“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

张中文针对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问题，指出马克思批判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改造现存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回归人的本性”。马克思以其“辩证深邃的哲学智慧、矢志不渝的救世情怀和立足现实、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为人类发展指明了道路。刘庆丰通过对马克思劳动异化和感觉异化理论的创新性探究，得出了“在物质财富还没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不要只顾着抱怨‘忙，而是要更加积极地一直‘忙”的精辟论断。“以全面丰富的感觉全面占有感觉自己的本质力量。”元晋秋在文章中首先提到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高度评价，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从劳动出发，“把私有财产看成是异化劳动的结果”。

徐先艳指出当西方传统哲学还在苦恼如何把“类”与个体相区分时，马克思就已经对此给出了科学的答案：个体与“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虽然马克思关于“类”的概念是向费尔巴哈借来的，而且这一概念仅出现在他早期不成熟的著作里，但是“他通过‘类寻求人自由发展依据的根本追求没有变”。蒋红群认为马克思是紧紧围绕私有财产来谈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逻辑归宿是人类解放。”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关键。

在徐春看来，马克思是从整体的人的高度论述人类的自我解放的，指明了工人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核心力量。“人的解放是寻求人的发展的必经之路”，现实对象在全面发展的人那里可以获得个体的最高感受性。武潇斐从内涵、外延、旨归三个维度来说明“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在“美好生活”里的劳动一定是已经扬弃异化了的、趋于人本质和已经实现大多数人幸福的劳动。只有在“美好生活”里，人才能得以全面发展。

王琛和林建成认为实现人的和谐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且列出了实现人的和谐的前提和条件。就人本质的复归和人的全面解放问题的回答，邱海燕和江峰指出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泛化意识的批判，指明了一条通向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光明之路。于春玲和曾孟指出在异化状况下只能实现人的片面发展，异化打破了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以深邃的目光寻找到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即摆脱私有财产的束缚，建立和谐美好的共同体。这时，人才能扬起自由全面发展之帆。在李忠军和张宝元看来，要想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先达到能动和受动的和谐统一，而和谐统一只有靠共产主义实践才可达成。

四、结语

近十年国内学界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研究多集中在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这三个基本方面，还有部分学者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理论支撑，来探讨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这些研究都为新时代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路来源和理论参考。当今的中国已经告别过去积贫积弱的艰难岁月，迎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前景。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温饱的解决，还是全方位、多样性的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念，因此探寻马克思关于“人”的线索，有助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理论价值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具体实践当中，实现人的幸福生活。这才是中国学界一直以来研究《手稿》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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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圆圆，女，山东威海人，大连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