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

1985年，我跟着沈从文夫妇和黄永玉夫妇一起去过土家人和苗族人的家乡——湘西凤凰。这是我印象极深的一次旅行。沈先生是永玉的表叔，对他十分关怀。

沈先生笔底下的湘西，风土人情之美，美得醉人，现在虽然情况变了些，但淳朴粗放的民风如故。永玉是具有较典型的凤凰人性格的，他们都爱憎分明，“我有不平孤剑在，问君谁是负心人”。永玉爱他的家乡，家乡奇秀的山水孕育了他，家乡朴素的风土人情常常在他的画里变相出现。叫沈先生听了就老泪纵横的湘西地方戏——傩戏的唱腔旋律，有时也在永玉画的山水和人物中出现。“美不美，江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华夏文化这个根子，是叫人无可奈何的。

晋朝顾恺之有一次把自己一木箱子精心杰作，贴上封条，签了名字，托朋友帮他保管，朋友从箱底下撬开木板把画偷去。后来顾恺之看见封条没动，画却丢了，他叹口气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永玉可不像顾恺之那么呆，如若你偷他一幅画，他会出动苏格兰场侦探去把它找回来。但是几十年来每家人吃饭都少不得的粮票，要是梅溪不在家，他就不知道怎样去领和使用。他自己说：有一天去粮店买挂面，店员除了收款外还要收粮票，这弄得自己摸不着头脑，好不容易回家翻箱倒柜找出粮票，却又不知一斤挂面要多少票，于是全部放在柜台上让店员挑，店员挑了半天，摇摇头说，你这粮票全是去年的，作废了。弄得他只好到隔壁去借，挂面才算到手。

说起梅溪，我只模糊知道这个广东妹和土家青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江西认得的，经过像电影镜头般偷越省界到曲江的惊险追踪，才终成眷属的。梅溪的文艺细胞不亚于任何人，她写过几本动人的儿童读物，受到好评。70年代在黄山，她还画过一本水墨的《黄山写生册》，受到刘海粟赞扬。可是梅溪——永玉的这个后台主任，为了永玉的创作，除了担负着沉重的家庭担子外，还分担着他一半的忧患。

有一次，永玉同梅溪从外地回到北京，他开动那部机器脚踏车带着梅溪开到西长安街时，红灯亮了，车停了一下，绿灯一亮，他就风驰电掣般骑了出去，一面还和“后座的梅溪”说：“好久不骑，这车子好像轻多了。”但后面没有答话，一看太太不见了，以为梅溪肯定半途坠车了，连忙掉头去找，一路不见行迹，使他浑身冒汗。后来才发现，在原来停车的交通灯附近一大堆人笑着在看等人的梅溪，他这才想起红灯时梅溪下了车，自己以为梅溪还坐在车上，所以绿灯一亮就开跑了。

永玉很喜欢他家的沙皮狗“支诺”。支诺不到半岁时就身躯雄壮，吠声如豹，很是威武，并且很听主人的话。有一次，永玉半夜回家，发现两个小偷正在楼下偷东西，便急放支诺下楼，意思是让它露一手给街坊看。支诺和小偷碰个正着，但它摇摇尾巴，嗅一嗅那家伙，吠也不吠一声就上“洗手间”了。原来永玉训练支诺上“洗手间”要下楼，却从来没有训练他下楼捉贼这一套本领。

永玉虽然不像顾恺之那样丢过画，但他有一次却心甘情愿地白送掉一幅画。那一次，他经过西城鸟市，看见一个卖鸟的笼子里有一只鸟，羽毛特别漂亮，唱声也婉转动人，是他没见过的。永玉急于要买，这人也会开价钱，要一两百元，永玉说：我身边没现钱，这里有我一幅小画押给你，明天我取钱赎还我的画如何？那人勉强答应了，还不肯连笼卖，借来一个盒子把鸟放在里面，用绳子捆好交予永玉。他回家向梅溪大夸得一好鸟，谁知打开一看，却是一只跛脚又独眼的画眉。

永玉是笑话大王，他可以在同朋友谈天中连续讲一百个笑话。但这只能说明他的个性和生活爱好，而不能说明他的创作是从平日积累下来的笑话中产生的，不管是《罐斋新记》《吴世茫论坛》，还是他笔下的《水浒》人物，都不是照搬他讲过的笑话，因为幽默不是廉价的滑稽，而是让你眼泪向肚里流的快感。

他从来不给自己的作品作任何评说和解释。前几年，国内刮起一股关于国画的传统和革新的争论，几乎各地的画家和理论家都纷纷各抒己见。只有永玉不去关注这些讨论。他说：最雄辩的理论是拿你的作品让人看。

作为现代人，美术爱好和审美观念都在变，画家自己在变，观众的眼光也在变，你想挡也挡不住。怎样变法？没有固定的模式，各人的经历、学问、感受不同，自然应当按自己的感受、爱好、方式去构成自己的风格，然后由观众去选择。单纯从理论上讨论中国画是不是穷途末路了、新的中国画是否应当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等，是没有意义的。创作，首先是最充分地表现个性的活动。

永玉读书多而且杂，古今中外，像个馋汉，海味山珍、咸鱼青菜进入他的胃，一经消化，便成为他的艺术营养。音乐也一样，从家乡的傩戏到孟小冬、程砚秋，从摇滚乐队到柴可夫斯基、贝多芬……从卢浮宫的藏画到毕加索的创作录像，应有尽有。在艺术吸收上，真是一个张着大嘴的饕餮。有一个强大的胃去吸收和消化，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值得美慕的。

《荷塘》黄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