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外文化交流大致有政府与民间两种途径，官办机构的文化交流具有文化交流意涵，由政府主导，且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进行；民办机构的文化交流则有着深度的宣传意蕴，创办机构主要有三大类，一是非营利组织，二是公益组织，三是个人主办，以文化传播和文化服务为业。官办应走官方沟通管道，民办要更关注在地国的法律法规及社会组织规范。因此，当前需要检讨对外文化交流方式和认识方式，或者说，怎样分析官办机构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整体效能，以及民办机构怎样同所在国的文化交流体系高度融合，此均关系到文化交流的成败，以及国家文化影响力即“软实力”的提升。

关键词：对外文化交流；政府与民间；国家文化影响力；孔子学院

近些年来，由国家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方式如孔子学院，被一些国家与“文化渗透”“文化侵略”等关联起来。尤其在西方国家，面对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孔子学院的进驻，其审查越来越严，这一方面与有些国家把孔子学院的办学目的定义为国家政治企图有关；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同官方机构融合度较低，认为国家权力不应过度干扰民间机构的发展，比如认为孔子学院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它是在输入与西方社会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搞“文化渗透”。值得关注的是，孔子学院的任务是有效传播文化，而文化是否可以获得所在国的认可，主要取决于此类文化的吸引力与先进性。因此，如何平衡政府（官办机构）与民间（民办机构）之间的交流方式及其支持关系，关系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成败，以及国家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一、政府与民间的文化交流含义

文化交流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积极地、有意识地将其传统价值观传播或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过程。在此层面上看，文化交流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的输出。文化交流的内容对交流的成败有着决定性影响，同时也对被宣传国家产生一定影响，这一切都与传播真实、优质的文化和公平的话语权有关。

文化交流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形式的文化交流，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象；另一种是大众形式的文化交流，是一种个性化、大众化的传播。第一种类型的输出有明确的目的，如完成国家文化战略的任务，资源主要来自国家财政，通常在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框架内产生。第二类输出的特点是输出方的文化选择，即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组织，目的多元，一些是传播文化以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而一些即要完成盈利目标等等。

当在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层面上考虑这两种形式的输出时，它们通常被解释为创造性的文化交流和選择性的文化交流，前者寻求有关文化的精神成长，后者则输出有关文化中具有价值的东西以促进人类的健康和成长；语言输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以及民族延续的基本价值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源泉之一，或者说，语言、文化的整体水平同国家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国家引领的文化交流常规上则可视作国家宣传战略的构成要素。比如，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施“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战略措施，有效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度，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就是这个文化战略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在世界各地建设孔子学院，也是宣传中国形象和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除了以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为主的孔子学院外，还建立了几所传播中国文化的特色孔子学院，如国学孔子学院、商学孔子学院、旅游孔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舞蹈和表演孔子学院、饮食文化孔子学院、茶文化孔子学院等。特色孔子学院的发展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推广中国文化，其特点是多样化和专业化，而不仅仅是推广汉语。概言之，国家文化交流战略是一个系统规划，而作为其基本组成部分，语言输出具有基础性的文化传播意义，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文化交流项目，被赋予这样一个更深远的使命：在全球建构中国文化身份。或者说，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化进行整体梳理，将中国传统与世界前沿思想相沟通，在全球化的范畴上进一步分析本民族文化的地位。我国自身的文化立场受到和平崛起的主要影响。总之，文化交流致力于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文化交流之外，更重要的生产形式也许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复杂多样的，就文化传播而言，它是一种代表生活本质的文化，主要以民俗为特征。第一，民俗。其指的是文化交流广泛存在于普通民众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事实上，文化交流或文化对抗只有扎根于民间社会，成为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互动的有效文化纽带和认同基础，才能得到尊重和创新。第二，普遍性。特别是在信息和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的形式不断发展，包括各种可以参与文化交流的领域，如美食文化、体育文化、网络小说、电视剧、动漫游戏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私人文化机构、公司和个人，为文化传播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第三，民间社会部门。私人组织或个人的文化活动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从政府获得一些资金，但他们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流行文化的交流主要由市场、社会或价值因素决定，遵循自主和自愿的原则和精神，这是一种不寻求政治权力或影响的自主形式。

二、文化交流方式：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的不同

如上所述，从主体上看文化交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民间输出方式，其影响最为广泛、深远，因为它深植于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当中，比如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好莱坞电影；一种是政府的行为，属于国家文化交流战略的构成部分，比如最近几年不断增多的孔子学院以及塞万提斯学院等。前者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得出的，主要是一种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形式；后者则是在国家文化交流战略的层面上铭刻的，是一种极其显著的国家（政府）行为，主要集中在对“大叙事”的组织方式上。

常规上看，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战略的实施应该尊重以下基本条件。其一，文化交流本身仅是一种单向流动，这意味着文化交流所在国的文化必须主导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即必须是一种“强势文化”，而这种强势文化又取决于该国的文化。其二，文化交流必须以发达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人们在精神世界中寻求满足，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

同时，先进的传媒和通信工具有利于文化交流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和渗透，从而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国家文化交流是需要雄厚的国家资源做后盾的，这也决定了国家文化交流的官方形式及其影响力度。

官方机构的文化交流以国家资源为支持，负有国家使命，带有确定无疑的政治意义。但官方主导的文化交流并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和影响力，原因也在于其确定无疑的政治企图和目标指向。一般来讲，官方主导的文化交流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直接方式即国家委托的官方机构，一种是间接方式即国家委托的民间机构。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和中国的孔子学院都是对外文化交流机构，两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均是在国际上进一步宣传自身的语言，在国际上举办同此文化相关的活动。两个机构都是受国家委托的机构。歌德学院受到该环境下德国的委托，在全球举办活动；孔子学院则代表中国国家，在国际举办相关活动。但两个机构主要差别是：孔子学院是国家机构，即一种官方主导的直接方式，歌德学院则是一种间接方式即国家主导的民间机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尽管两个机构都是受国家政府的委托，都靠国家的拨款来举办活动，但前者以贯彻国家意志为导向，是中国对外宣传战略的一部分，后者则是具有完全自主权的民间文化交流形式。

民间机构的文化交流常规上均是在自愿的前提下，在该国国内常规的生产及生活中不断发展的。从历史上看，民间文化交流与传播长期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它促进了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融合、认同和多样性。各种交往形式最后以文化符号的方式渗透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唐人街、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等等，一个品牌，一个明星，一部电影，甚至一句广告词都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符号，传播价值观、审美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同官方机构的文化交流模式相较，民间文化传播形式相对普遍，从实际效果看，众多文化传播成果均源自人民，這也是人民团结所推动的结果。

三、结 语

文化交流古而有之，但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文化交流需要面对和克服这样一些问题和障碍：其一是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的竞争；其二是传统文化或文明与现代文化或文明的适应问题；其三是文化或文明的认知差异问题。要克服上述问题或障碍，先要找到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制度、文化或文明、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共性或共识。

毫无疑问，民间机构因其民间性和非政治性，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克服上述问题。当然，国家层面主导的文化交流应该起到主导性和引领性作用，但必须在如下方面做出改变：

第一，去政治化。文化交流项目需同政治目标保持正常距离，使参与者在心理上感到与政治宣传和国家操纵相脱离。同样重要的是，文化交流不会产生文化霸权，这仍然是文化交流作为“万邦来朝”的传统概念。同时，重要的是，交流参与者要接触到外国的真实社会，使他们对外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有更客观的看法，文化交流要建立在与世界上所有的人和文化群体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同时始终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第二，大力提升民间社会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功能和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化本身都是多元的，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由许多不同的亚文化组成的，所以文化传播也必须是多元的，因为每种文化都有不同的受众和不同的传播方式。大众文化传播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它是流行的、有活力的、有市场的；民间文化机构、企业和个人在文化交流或传播中的作用是多样的、丰富的，他们与文化交流国家的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他们在文化传播中的效果和作用比国家机构要重要得多，这在当今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因此，国家应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和个人参与多方面的文化传播，发展文化传播的双方（公共和私人），增强中国文化的实力和影响力。

本文系西安翻译学院2021年校级教育改革研究项目“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国文化课程教学实践研究”（J21B27）阶段性成果。

该论文为西安社科规划基金课题“文化基因视域下西安城市对外交流形象构建研究”（23LW6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龚滟．论美国文化输出战略[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63-67.

[2] 刘杨．民间教育组织发展演进及其特征[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60-66.

[3] 刘杨．国际中文教育的“民间性”[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1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