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政　王鹏

内容摘要：小人物，大情怀是刘震云的作品背景，他以小人物为切入点，展示了人物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正是刘震云的这种写作姿态，让他深入贯彻到小人物的身份意识当中，他的小人物书写充分表现在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展现了当代中国在社会变革动荡之时小人物的心理动向。本文从刘震云小人物书写中的立场、角度、内涵及其拓展展开论述，同时分析刘震云坚守的现实主义，以及当代价值和作家的使命担当。

关键词：刘震云 《塔铺》 《一地鸡毛》 小人物 现实主义

何为“小人物”？在广泛的定义中，小人物往往指的是一些社会地位较低、生活较为困苦的人群，而这一形象在进入文学领域后，好像就被贴上了贫穷、落后的标签，在对这些人物的刻画里更多的是作者的主观想象，更多的是在表达作者的个人情感。而刘震云却是站在小人物的视角上創作，引发阅读者思考人性一步一步怎样堕落以及被社会异化的过程。他在创作中坚守现实主义，站在深厚广袤的大地上以小人物的视角展开批判，书写小人物以自己的方式和态度应变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审美追求。

一.刘震云笔下的小人物立场

新时代文学创作中“小人物”的形象被频频勾勒，这体现作家对于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将自己融入其中，在刘震云的创作中，他一直聚焦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了小人物孤独以及漂泊不定的命运。那么在刘震云的小人物书写中，他的立场是怎样的？他作为知识分子所书写的小人物有什么特点？会不会是简单的廉价的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立场？会不会像其他作家那样掺杂过多的主观情绪，从而导致叙述的真实性降低？刘震云自十四岁进入部队，退役后参加复学考试，一举成为河南省状元，跨越到了知识分子的阶层，但是在他的小人物书写中，没有居高临下的书写，他始终将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以零度叙述的视角娓娓道来。在《一地鸡毛》的《塔铺》里，从部队刚刚复员的“我”参加高考补习班之时遇见了李爱莲，并且互相产生了情愫，但最后“我”参加了高考，而李爱莲却“背信弃义”欺骗了我并且嫁给了别的男人，在叙述中，李爱莲是可悲的农村少女，我却是有着大学梦理想的“准知识青年”，“她的手在我身边，我感觉出来。我握住了她的手。那是一只略显粗糙的农家少女的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家庭仅仅因为父亲生病没钱就要靠女儿出嫁给别人这种方式来换取救命钱，而“我”也无能为力，只能和李爱莲互相承诺不会忘记彼此。“走了二里路，我向回看，李爱莲仍站在河堤上看我。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那身边的一颗小柳树，在蓝色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下，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刘震云并没有书写救赎李爱莲，而只能任由社会将“我”和李爱莲推向不同的命运，她的身影永远停在河堤，而我向着苍茫的天空走去，“河堤”和“天空”也正是“我”和李爱莲的遥远距离。小说里李爱莲虽已经出嫁，但再见到“我”时也“伏到我肩头......不顾一切低吻着，舔着，用手摸着......”在刘震云的笔下，小人物不再是始终歌颂和启蒙的对象，他们都有自己灰暗的一面，有着看似不可告人的秘密，有着自己的隐痛和忧思，有着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盼望。除李爱莲之外，和高考复读班同学一起生活的日子也是十分有趣的，尽管“磨桌”生活条件差，他也不愿意向别人索要吃的，自己放学后偷偷吃烤蝉，“我”替他保守这个秘密，保护了他的自尊心。而对于其他同学例如“王全“，因为生活的窘迫不得不在临考一个月前退学去照顾家庭，而在考后再遇到他却已经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对于他的转变其实是十分失落的。叙述人对这些失落不简单只是讽刺和批判，而是站在了与他们同样的视角下去感受，所以回忆起来也是动情的，也会因为他们的生活艰辛和高考失利难过。这表现了刘震云书写之时的立场以及产生的共情，并不是廉价简单的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立场。

二.刘震云笔下的小人物书写

近百年作家创作证明实践是创造的源泉，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了民间，创造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国现代作家同样以小人物书写为指向，余华先生将“高尚”与“温情”贯穿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小人物即使卑微到尘土里也能感受到他们积极的“夹缝中求生存”。刘震云的笔下又是从怎样的角度书写小人物呢？如何描写小人物的智慧，以及如何构造出与时代的冲突和两难呢？在书写中，刘震云首先聚焦在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并且将视野集中在小人物与现实的关系、自身的人际关系中。《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和他的妻子都是知识分子，在步入社会之前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有着坚定的精神信仰。小林在踏入社会前，对自己即将从事的工作充满了希望，也有着一颗打抱不平之心，小林的妻子也是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文静内敛，心中也充满着诗意。但是随着小林步入工作之后，自己的理想被现实狠狠击碎，即使是知识分子，在面对不被重视的单位里也只能窘迫和无奈的低下头，曾经打抱不平的他也会为了权力给领导送两箱可乐，这看起来十分可笑，但又何不是小人物生存的悲哀，而小林文静甜美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也在柴米油盐的压力下，变成了平平无奇的家庭主妇，哪怕是一斤豆腐馊了也能和丈夫吵架。除了小林夫妇，从诗意到现实转变的最大的莫过于“小李白”。在大学里他文采斐然、行云流水，获得了“小李白”这个称号，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却在大街上卖起板鸭，从诗意盎然的少年到满手油渍的大叔只需要现实的轻轻一击，即便是当初对板鸭生意不以为然的他也会在金钱的诱惑下屈服于甚至喜欢上这个工作，成为普通的世俗小市民。小林最初的的干劲、理想和事业心在经历单位和家庭的种种磨砺之后已经变得稀碎，在物质压倒理想的现实面前，小林认为生活无非就是买菜、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照顾孩子罢了，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说到：“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生活中的摸爬滚打让他明白了，宏图大志的实现是没有可能的，生活的压力已经压的他喘不过气来。“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点啤酒，他就没什么不满足的了。”小林心中仅有的那一份情感也被世俗社会所磨灭，曾经十分富有诗意的人也会变得麻木不仁。这也正是刘震云描写的小人物与时代的两难，一方面是自己远大的抱负，一方面是生活的柴米油盐，时代的大环境下小林夫妇、“小李白”这样的小人物比比皆是，他们没有向上发展的机会，也找不到拯救他们的稻草，最后只能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

三.小人物、大价值

作家只有将自己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才能进而深入精神世界。莫言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谈及塞万提斯时说到：“要想写出能反映时代本质并超越时代的作品，作家应该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体验，更多地深入社会底层，与普通人感同身受。在当今这样的富裕程度超过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的情况下，作家要体验饥饿、劳苦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但生活在基层的人们依然有着种种不如意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作为一个写作者最起码应该了解这些人的心理和生活状况，然后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现实和社会意义。”刘震云1992年所发表的《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中提及“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以他为背景等等，而主要是说情感的触发点”。那借助刘震云所说，我们该怎样通过刘震云的故乡体验去论述他小说中的小人物？以及如何拓展？

刘震云并没有像莫言所说去有意而为之的体验农村生活，去感同身受，但他很小就被寄养在乡下的外祖母家，饥饿给在农民家庭长大的他的童年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刘震云对中原乡村在其生长的50、60年代所遭遇的贫困和灾荒有着刻骨的记忆。虽然在15岁之后他离开故乡当兵，但这中原农村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刘震云对那里农民的贫苦生存环境有着切肤的认识。正是由于农村的人生经历，让他在书写小人物故事之时，更具有鲜明的民间特点，他了解劳动人民，了解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哲学，正像刘震云自己所说，农名工和底层的劳动人民对他是很有亲切感的，他体会过贫苦，也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更是欣赏他们的做事风格，正是因为刘震云在中原乡村的生活经历，“小人物”书写从小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种子。

对于刘震云来说，小人物书写既是心理的认同，更是一种写作的立场，他将目光放在小人物身上，以小人物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创作，他继承了“平民文学”“文艺大众化”等概念强调的对于人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但不带有“启蒙”色彩和阶级意味。自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倡导“平民文学”口号开始，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艺大众化”的宗旨确立，由茅盾老舍对人民生活困苦的描写，再到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描述农民在解放区的故事，小说中书写的小人物可谓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变和发展，那么在未来的时代潮流下，作家对于小人物又会出现怎样的书写可能呢？现当代很多作家对底层文学的关注多为苦难的揭示，在刘震云的笔下不仅揭示小人物经受的苦难，还揭示了苦难的根源，作为绝大多数社会中的小人物来说，不停的转变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从而适应时代才是最困难的。在未来作家的书写中，作家笔下不仅需要接触小人物生活的现实处境，给予人文关怀，更多的是要呼吁这小小人物在物欲膨胀的生活中不能迷失自我，要积极向上面对生活，新时代新浪潮背景下描写小人物的精神与生存状态则显得更为重要。

四.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担当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发的推进，现实主义的创作也逐渐浮出水面，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成为80年代初期的文学主潮。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要求作家要符合时代的精神，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时代，并揭露社会问题。同时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与终极关怀。这就表明作家的表达方式会接近普通人的生活。无论从哪个视角看，现实主义的新文学都是以简练的语言来描述现实生活、描述现实的。刘震云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也表现在站叙事立场上，他站在小人物的角度，以及口语化的叙述语言，塑造他们的形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围绕启蒙国民这一问题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一直是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否定的态度，如鲁迅笔下的阿Q、余华笔下的福贵，另一个方向是朝着肯定的，呼唤着新一代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出现，集中在现实主义时期高大上人物的塑造。在刘震云作品中，无论是经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底层知识分子，还是始终身陷底层泥潭的农民，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普通而又十分常见的小人物，从小人物的日常琐碎中往往蕴含着人性的哲理，他们物质虽然匮乏，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描写都寄托着他对底层人物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怀，这种关怀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现实主义执着的写实精神，同时也告诉读者，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要将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丰富。

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现实批判是重要的主题主一，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对这一主题更是贯彻到底，但从整体看刘震云的现实批判，是从描写生活出发，他没有人云亦云的列举出社会现象并批判，而是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困顿和深入到社会内核之中，去发掘更深层次的原因。新时期刘震云小说现实主义创作中的批判主题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延续，一直持续关注现代文明发展中人的生存处境与社会问题，在各大作家都开始转型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那么随着文学创作环境的逐渐宽松，新时期作家创作走上了求新求变道路之时，在这个消费主义文学几乎成为创作主流的时代，现实主义创作又有怎样的当代价值？当代作家又应该承担怎样的使命呢？在这个文学变革的年代里，许多现当代的作者都对西方的现代性创作手法表示出了强烈的渴望，他们尝试了多种不同的创作方式，喜欢欲望、身体写作或者是荒诞的主题表达，要想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就要对在现代社会中被忽略的部分给予更多的关注，要在更为隐蔽的角落里找到真实。

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底层人民的向上攀登显得格外漫长而间隙，现实主义创作更多要表达一种民众普遍的感情和社会底层的生活，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价值所在。

纵观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他自创作开始就一直塑造农民与知识分子，主题表达的也是现实批判，正是因为他的目光始终投注在小人物所处的社会中，表现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存状态，才展现出他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特色与立场的坚持。当然，刘震云的小人物、现实主义创作在新时期也有所继承和发展，虽然和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相比，他们都将平民作为着眼点，但刘震云从最初的带有一点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到最后叙述中与作者隐含态度的统一，就和传统书写大相径庭，传统书写往往是作者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完成整个创作。而在关注点上刘震云也是具有独特性的，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中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关注较多，而刘震云是对底层农民的孤独精神世界给予笔墨。韦勒克写到：“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为本身就包含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判，后者又常常演化为对社会的摒斥和厌恶。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规训之间的张力。这种矛盾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解决，但它却成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文学的特征。”刘震云小说中的小人物、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当代社会依然很有价值，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发现，已经寻找社会中的黑暗角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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