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佳利

内容摘要：老舍《茶馆》作为老舍建国后戏剧创作的巅峰，用三幕戏的规格将中国近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人情冷暖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对《茶馆》中出现的服饰和道具进行梳理、归纳和研究，从故事脉络入手，探析服饰和道具在《茶馆》剧作中对相关人物和相关主题的文学功能和文化意蕴，并从服道变化看人物命运和时代主题，以示服饰和道具的认识辨别之助、刻画传达之效和象征寄托之蕴。

关键词：《茶馆》 道具 服饰 文学功能 文化意蕴

《茶馆》是老舍1950年到1965年发表的23部剧作之一。这段时期内的作品，大多是成为了证明他的政治热忱而做，《茶馆》也不例外。剧作从“小人物”视角出发，通过表现裕泰茶馆在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内战爆发前夕、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三个时期的环境变化来展现当时中国的历史变迁。而在显示中国历史变迁时，既离不开剧中人物的人生浮沉，也离不开对角色进行妆点的服饰和道具。本文将从《茶馆》中人物的道具和服饰以及故事脉络出发，梳理不同人物的服饰和道具变化，分析变化中所代表的人物命运和深刻内涵。

一.服饰道具的文本呈现

戏剧表演效果的呈现，除了演员的倾力，还有诸多要素的协同合作，如布景、灯光、道具、服装等。《茶馆》三幕话剧的剧本结构下，出现了七十多位人物，八十多样服道，总体来看演员数量庞大，道具繁多，用处各异。道具的使用导致价值的转变，从单纯的使用价值转为呈现着的审美价值，成为“活”的东西，一种寄托情感、表现人物的手段。在对服道进行梳理之前，应选一种合适的分类方法。在戏曲的往常研究中无外通过形状大小、用途方式、材质材料、题材主题、演出场合进行分类，当聚焦《茶馆》，我们需要关注到不同人物形象的变化，所以要借鉴戏曲从用途方式进行分类的方法对《茶馆》中的道具和服饰进行分类，再从整体故事脉络梳理不同服饰和道具在不同剧幕中的运用和体现，以防错漏。

通过对每幕出现的道具和服饰的数量进行梳理发现，三幕剧中第二幕出现的服道数量最少，仅有二十样左右，第一幕和第三幕有三十样之多，整体呈V字型。根据用途方式对道具进行区分，将《茶馆》道具主要分为场景布置道具和手持身携道具，场景布置道具为长桌、长凳、方桌、方凳、“醉八仙”大画、财神龛（第一幕），小桌、藤椅、浅绿桌布、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第二幕），小凳、条凳、“茶钱先付”的新纸条（第三幕），“莫谈国事”纸条（贯穿全剧）等等；手持身携道具有瓦罐、象棋（茶客），小黄鸟笼（松二爷），画眉笼、纸钱、花生米、一串腌萝卜、两只鸡（常四爷），鼻烟壶、小时表（刘麻子），水烟袋（庞太监），铁链子（宋恩子），洋服、皮包、計划书（小刘麻子），一二机器小零件、一支钢笔管（秦仲义），茶（贯穿全剧）等等。三幕剧中出现的服饰有灰色大衫、青布马褂、枪（宋吴），鞋、极长极脏的大布衫、绸子夹袍（唐铁嘴），洋缎大衫、洋布裤褂（刘麻子），洋服（小刘麻子），绸子夹袍、新缎鞋（小唐铁嘴），新洋服（小宋吴）等等。

茶馆包容百态，承接万事。从故事整体脉络来看，在老舍所写的茶馆中呈现出以下事件：第一幕中由常四惹风波，刘康卖顺子，秦仲义突访，宋吴捕常松五件事串联整幕剧，在茶馆这个平台上，见光或阴暗，取乐或理想，都容许和接纳，事件虽不多但却可以让观众看到茶馆中的众生群态，明晰社会背景。第二幕里以李三怨改良为铺垫，钞票平警兵，故客回茶馆，刘康又会面，强抓刘麻子为大事件，其中另夹杂了王崔议国事，刘陈林分钱等小事，事件安排杂而不乱，错落有序。第三幕中康顺子欲离，丁宝当招待，小刘唐话事，庞四请康顺等等事情继续发展，却越来越乱，越来越纷杂。人物间的矛盾和冲突小且多，氛围却愈发凄凉，直到秦仲义、常四爷、王利发三人数尽一辈子的挫伤，撒纸钱喊规矩去祭奠自身达到至高点后一下子陨落……王利发绝望上吊而死，茶馆在王利发的死去中也“垮塌”了。在三幕的演变中，宋恩子、吴祥子、刘麻子、唐铁嘴四对父子的前后变化突出，他们“趁势”而上，穿扮愈发鲜亮，日子越发光明，而如王利发之类底层的百姓日益黯淡，难以抓住生活的光，最终在晦暗的日子里失去了光。这些变化和对比在服饰和道具的变化中是最明晰不过了的。

二.服饰道具的文学功能

在前人的研究中，认为戏剧服饰具有“凸显人物形象”“服务舞台表演”[1]的文学功能，戏剧道具则具有“人物塑造功能、环境氛围功能和情节发展功能”[2]，在《茶馆》中也是如此。《茶馆》中的三幕布景画风逐步褪色，三幕出场人物境况不尽相同，他们或背依“大树”张牙舞爪，或顺应改变寻求发展，或心怀悲切独保自身，服饰和道具的变化达认识辨别之助、刻画传达之效。

人物服饰的文学功能主要围绕吴、宋、唐、刘四对父子。因为这四对父子的职业各有不同，所以在对服饰进行设计时，各有凸显，以便观众清楚的认识和辨别人物角色；同时，不同的服饰也辅佐、服务着各场次的舞台表演。吴宋两对父子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着特务的身份，着装也低调：出场穿着灰色大衫，坐在角落并不显眼，以便伺机而动，抓“罪人”。在听到常四爷说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3]后趁机质疑和恐吓，拿着“王法”（铁链）把松二爷和常四爷带走了。在第二幕里，二人的灰色大褂袖口变窄，罩上青布马褂还配了枪。吴宋二人的服饰尽管偏离传统“十字型、整一性、平面体”[4]的结构特点，但还是中国传统服饰，整体颜色也做得低调不惹眼，符合他们的职业特点，但小吴祥子和小宋恩子直接穿着新洋服出现，显摆着自己的靠山：“他们老老实实的，美国会送来大米、白面嘛”[5]，说话做事毫不避讳，理所应当。刘氏父子心狠手辣、贪得无厌的性格就体现在他们的穿着上，虽然体面却干着不体面的事，心思肮脏。刘麻子身上的洋缎大衫和洋布裤褂是洋布中做，体面的穿着却欺压着老弱，强卖民女；小刘麻子比他父亲更体面，穿着洋服，夹着皮包，一嘴大话，干着“缺德”的营生，这样外表内在极具反差的人物形象反让观众记住了这样一对道德败坏的父子形象。唐铁嘴从“踏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6]到绸子夹袍，这是人生境遇的改变，小唐铁嘴的绸子夹袍、新缎鞋显出他胜于蓝的人生地位，自封天师，勾结前清的邪教团体，做皇帝复辟的美梦。总而观之，这四对父子不仅是服饰的继承，更是行为和性格的继承，他们的服饰变化服务着整体的舞台表演，他们身上有着吸他人骨血，充自我之面的共同特点。原先欺压底层百姓的“恶势力”依旧作威作福，走投无路的人只能继续活活被掠夺去。

道具的文学功能则体现在小物什的运用上，散落在浮沉世间喘息的老百姓身上。作为亲眼见证茶馆和时代兴衰的人物之一王利发，在经营之道上遵循着老一辈“低眉顺眼说软话，保持人缘讨喜欢”的模式，在被巡警和大兵为难时也是拿出钞票，赔着笑脸，买个安生。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最基本的期望，但在那个年代，生存都是一种问题。所以他只能将“莫谈国事”字条越写越大，好像这样就不会惹祸上身。可苦心经营，却似黄梁一场，茶馆即将被占，王利发绝望上吊，这是大时代的洪流里小人物的挣扎与无奈。在三幕里都出现了的常四爷，从一开始举着大且高的画眉笼到提着萝卜和鸡再到纸钱和花生米，道具如自身一般逐步破落。尽管他再怎么气势昂扬，生活的浪流依旧拍得他无法起身，留下“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7]的反问，凄凄离场。飘零在一地的纸钱就如那些“莫谈国事”的纸条一般，渲染着惶恐、低沉、压抑的环境氛围，埋下低吟的笔调，诠释着那个时代的兵荒马乱。而“茶钱现付”的纸条，出现越来越频繁的洋钱，甚至可以把洋钱当作物品进行买卖，不荒唐？越来越短促纷乱的事情在王利发面前发生着，直到松二爷饿死，常四爷拎着纸钱和花生米出现，秦仲义潦倒沧桑的来访，王利发敏锐地察觉到了，所以他拿出了最好的茶，三个老头反思过去，祭奠自己那生活的困顿、事业的受挫、理想的破灭。人物的命运是社会的反映，一二机器小零件和一枝钢笔管是他奋斗一生凝聚下的残影，他是黑暗社会环境下在救国道路上的一个探索者。创伤者又何止他们，被卖给庞太监的康顺子，做女招待的丁宝，还有那些匆匆出场就再也没有出现的草标小妞、卖杂货的老人，还有些人物用着小物什作为资深的标志，如庞太监的水烟袋、庞四奶奶的戒指。在种种小东西的背后，或代表人物的身份，或标志人物的命运，或推动故事的发展，服道的灵魂也就在此。

三.服饰道具的文化意蕴

对于《茶馆》主题的多义性，学界有许多探讨。现如今最常提到的三个重点主题为埋葬三个时代、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反思传统文化，董瑞雪认为老舍“他厚重的思想与真挚的情感是《茶馆》主题丰富意蕴产生的土壤，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和艺术良知是《茶馆》主题丰富意蕴产生的保障”[8]，在老舍的情感与艺术的交织之下产生的《茶馆》，我们或许可以在不起眼的服饰和道具中，看到更真切的文化意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通过批判国民劣根性以表现对民主政治追求的艰辛，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成为主流，老舍也不例外。在苦难中生存的老百姓身上不乏国民性格的软弱无力，而吴、宋、唐、刘四对反派人物身上，更明显地存在着国民劣根性。

第一幕中，吴宋穿着灰色大衫躲在暗处，为大清朝卖命，后来小吴宋仰仗着洋人，便为洋人效力，横行霸道，毫无底线和道德，甚至打起了学生和教员。他们用暴力的方式欺压和控制着人民的语言和行为，使得一片狼藉。唐铁嘴以一件又长又脏的大布衫出场，吸食大烟，生活潦草，可偏偏就这么“顺道”，得了当权者的一点“垂青”，日子竟也变好了，穿上了绸子夹袍；小唐铁嘴更是阿谀奉承，四处巴结，光鲜亮丽的在四处畅谈、炫耀自己的生活和地位，并以此为傲。刘麻子崇尚洋货，穿着洋缎大衫、洋布裤褂，认为这才是体面，甚至找好理由为自己的崇尚开脱；贪财无道，只要能赚钱，无论好坏的买卖都做，甚至编好借口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小刘麻子继承父亲的方式，继续混得风生水起，洋服皮包不离身，政府依仗不离口，这种人的存在便是为专制政权而生。他们“狗仗人势”，办事理念是倚靠着专制政权的，谁给饭吃就跟着谁卖命，残害的是无根无基的老百姓。在他们身上暴露社会不断破落的同时，揭示出国民身上的弱点。为了讨当权者的好，不惜害底层人的坏，是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像寄生虫和脓肿包一般牢牢吸附在市民身上，导致底层的百姓愈发沉沦在水深火热中，这类典型必须要予以批判、切除和改造。王利发是精明圆滑的和事佬，虽是生意人却仍有同情心。在善良的人遇到困难时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常四爷和松二爷被宋恩子和吴祥子抓取，王利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事情，就承诺把二人的“脸面”——鸟笼送回家中。他也做出过反抗，敢和唐铁嘴这样的“恶势力”顶嘴，也赶在茶馆里和崔久峰谈国事。这是他为人处世的人生准则被现实打破之后的暂时性反抗。只要吃到一点甜头，这个反抗的苗头就会又被掩埋在地下，继续做小伏低着。对松二爷来说，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将养鸟变成了一种事业，一种病态的事业。民国后的行礼，是他的迂腐。在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中，松二爷的死是必然的。常四爷随身物品的变化从大鸟笼到腌萝卜和鸡再到纸钱和花生米，随身携带的道具的变化代表着生活的转变，他是在自私风气的社会里孤独的奋斗者。这些人失败的奋斗是专制社会里阴晦邪恶的繁衍下对积极力量的欺压，是国民软弱性的必然。五对父子的办事理念是倚靠着专制政权的，谁给饭吃就跟着谁卖命，残害的是无根无基的老百姓。所以，与其说是“埋葬”，不如说是暴露社会不断破落的同时，揭示出国民身上的弱点。

若从场景布置道具变化看茶馆的变迁，茶馆作为老北京文化背景下最普遍的场所之一，人们能在其中喝茶溜鸟、说媒拉亲，从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的气派布置到小桌与藤椅、盖浅绿桌布的顺应转变再到小凳与条凳的简陋布置，表现在社会面貌下对具有文化特征的茶馆空间的记忆与诠释，反映三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茶和茶馆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北京作为一个地点，旗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喜爱难以言表。从自带茶叶到“茶钱先付”，是茶的紧缺，是茶馆的衰败，也是传统文化的败退。从清末1898年初秋，“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清政府政权尤在但摇摇欲坠，“莫谈国事”的纸条是社会整体压抑气氛的物化，这份压抑和不安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一般在百姓心中暗流涌动。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一声声炮响炸的是老百姓的心，裕泰茶馆作为唯一存活下来的茶馆，凄凉景象下代表着百姓的日子也是难过，每个人都在混乱中度过，人心惶惶的失去了一些灵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士兵在北京横行，这时候虽然击退了入侵的外敌，底层人民却未真正立身于世间，被逼着到了生命尽头。在动荡的三个年代里，像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这类命途多舛的人民在艱难的生活着和被葬送着。同时，在全剧的高潮——凭吊自身中，不断飘洒的纸钱和传统出殡的规矩渲染着整体的凄凉，这里舞台效果的处理更让人悲切，让人不禁感受到旧文化遭受的重创和喘息，而且这种喘息越来越短，越来越微弱。甚至还可以从第一幕到第三幕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洋服和越来越少的中式褂衫看出西洋文化带来的改变。洋服越来越体面，传统褂衫越来越破旧，这样的强烈对比增强了视觉观感，也增进了观众的反思。老舍对旧社会的传统文化中的美好的逝去无奈又追念，对其中糟粕的外现痛恨切反思，在一念一思的矛盾之间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注 释

[1]乔思佩：《赣剧传统曲目服饰的艺术特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21年，第44-46页。

[2]念珂羽：《包公戏道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1年，第50页。

[3]老舍：《茶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4]陈静洁：《清末汉族古典华服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服装学院，2010年，第5页。

[5]老舍：《茶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6]老舍：《茶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7]老舍：《茶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8]董瑞雪：《红色主题遮蔽下的忧思之作》，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0年，第37页。

[9]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7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