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宇

一、引言

1894 年，索绪尔首次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使用“sémiologie” 一词，后被音译为 “semiology”，现多用“semiotic”一词。皮尔士提出“三元关系”，认为符号可以由代表项、对象及解释项三部分构成。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中指出符号包含符号媒介、符号所指和解释项三个要素，根据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符号学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意义——形式意义、存在意义和实用意义，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在语言层面上也对应着三种意义，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及语用意义。其中，言内意义指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意义，指称意义指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意义，语用意义指符号和解释项之间的意义。

《我们家》是四川作家颜歌于2012 年出版的四川乡土小说，一经发表，便备受中国文学界的关注。2014 年，《我们家》被“文字无国界”评为中国“最佳未译小说”。2017 年，韩斌所译的《我们家》获得“英国笔会翻译奖”。2018 年至今，《我们家》英译本收到了亚洲书评和洛杉矶书评等数家海外线上媒体的书评及采访。

近二十年来，国内方言翻译逐渐进入翻译研究视野，其研究多为基于双语文学叙事语料的翻译策略研究或方言翻译案例的解释性研究，尽管方言翻译策略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但仍有理论指导方言翻译的研究，例如，关联理论、功能对等，但鲜有学者将莫里斯符号学理论与方言翻译相结合，对两者的相关研究尚未得到广泛关注。

二、莫里斯符号学意义观

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莫里斯将符号学分为三个维度：句法维度、语义维度和语用维度。莫里斯认为，任何符号都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表征者、客体和解释者。这三个部分的关系构成了符号学意义的三个方面，即语言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指示意义（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和语用意义（符号与阐释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符号的完整意义。符号与同一符号系统中的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被称为“语言的内部关系”，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指的是符号与世界上的事物（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概括了客体的基本特征；语用意义指符号与阐释者之间的关系，涉及非言语语境中更宏观的语言结构，包括社会、文化、情感、使用领域等。

三、《我们家》莫里斯符号学三种意义的英译

《我们家》中的四川方言在不同方面彰显了莫里斯的意义观，同样，对该书中的四川方言也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因此，笔者将通过莫里斯符号学中的意义观挖掘译者在翻译文中方言时使用的翻译方法。此外，本文将借鉴王宝峰和谢海峰提出的方言翻译方法，即方言标准化译法、地域或社会方言对译法、文学方言自创译法和方言特征淡化译法。

（一）言内意义的英译

语言符号系统是由同一符号系统内的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语言符号间的意义是指符号的言内意义。言内意义是在同一语言体系内根据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特征来突出修辞效果。方言作为一种文学手段，在语音、词汇、句子和语法层面上都有言内意义。因此，《我们家》中四川方言的语音、词汇和句法独特，笔者将以《我们家》中四川方言的英译为例，从语音和句法层面分析译者韩斌所采用的翻译方法。

①一撮花毛峰，半缸鲜开水，盖子不忙盖，透口仙人气。但见叶儿漂，吕洞宾急得跳，但见叶儿落，何仙姑跑不脱。

A scoop of Hua Mao Peak tea leaves，half a pot of freshly boiled water，don’t be in a hurry to put the lid on，the steam is an Immortal’s breath. When the tealeaves float，the Immortals get the jitters. When the tealeaves sink，the Lady Immortal can’t run away.

②讨口子，惹人嫌，挑根锄头出城关，田坎间，挖一挖，挖个红苕好吃饭，挖到一箱金元宝，抱个婆娘把家还。

A beggar that everyone hates

Takes a hoe out of the city gate

In the field he digs for yams

Hits buried treasure instead

And ends up with a wife and a home.

例①讲述了四川人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泡茶配方，通过押尾韵“ɑo ”和“uo”，使句子听起来更有韵律，便于人们记忆和传播。而韩斌在翻译此句时，保留句子形式上的对称，做到了形式上的对等，但未能再现尾韵，缺失了音律美，做到了形似而音不似。韩斌采用方言标准化译法，使译文更加简洁明了，更偏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例②是当地童谣，采用AAA BBB CCCCCCC的句法结构。对此，译者韩斌改变了原来的排版，采用诗歌的形式，考虑到排版美观，每句话的字数大致相同。虽然丢失了童谣中的方言意味，但改变后的形式使其美感尽可能地保留了下来。同样，正是因为方言标准化的译法，韩斌大胆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由于中英两国文化和历史的差异，译者在翻译中同时保持相同的韵律和形式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语音层面的言内意义难以在译文中表现，韩斌在处理四川方言的言内意义时多采用方言标准化译法和地域或社会方言对译法。

（二）指称意义的英译

指称意义是建立在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关系上的意义。尽管几乎每个符号都有指示意义，但仍有一些没有任何指称意义的符号。换句话说，一些抽象符号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物体、现象或环境指代。因此，译者在处理具有指称意义的词语时，通常会找出他种语言中对应的表达。因此，在翻译指代意义时，需考虑三点，即完全对应、部分对应和不对应的情况。笔者将从完全对应、部分对应和不对应三个方面，分析韩斌如何处理《我们家》中具有指称意义的词或句。

③这娃娃生出来没断过粮，没缺过食，青口白牙，没吃过半天的苦，妈老汉都要离婚了，说出来的话还跟弹琴一样，咿咿呀呀像个婆娘。

That was one pampered kid，butter wouldn’t melt in his mouth. His mum and dad were going to get divorced and all he could do was bleat the sort of thing a woman would come out with! He got that from his father!

④爸爸是没亲耳听到过，不过屁股大个平乐镇， 弯弯转转他就听到人家在说，这陈修孝也不顾一把老脸，舞着鸡毛掸子把自己的女追到了县委家属院的院坝里头。

Dad did not see what happened next with his own eyes，but in a piddling little town like Pingle， the news made its way back to him anyway. Mr Chen created a scandal， chasing his daughter round t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 Officials’residential compound.

⑤“要得公道，打个颠倒。” 一从小，奶奶苦口婆心的教育总算没白费，爸爸遂成了个乐善好施的好人。

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他薛胜强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那就算了嘛，下不为例，既往不咎，得饶人处且饶人。

例③讲述了男主人公薛胜强与姐姐聊天，得知其侄子刘星辰对父母离婚的态度。对此，胜强感到困惑，显示出他为人迂腐、因循守旧。“老汉”一词在四川频繁使用，等同于普通话中的“爸爸或父亲”。在《四川方言词典》中，“老汉”指的是父亲，有“男性”“成年人”与“与子女关系密切的人”等属性。然而，从亲密程度来看，和“父亲”和“爸爸”相比，“老汉”则显现出父亲和孩子间更为亲密的关系。此外，根据亲密度，爸爸在英语中不同的表达，即“dad”“daddy”和“papa”。在英文中，daddy 经常在孩子撒娇时使用；papa 常为年龄较小的孩子所用；与father 相比，dad 显得没那么正式，且使用频率高。例③中的“老汉”指的不是薛胜强的父亲，而是他侄子的父亲，所以这里的“老汉”没有亲密的感情色彩。因此，译者选择了亲密程度较低的词dad 来解释老汉这个方言。译者韩斌在一次采访中谈道：“ 对我来说，这里的挑战是以足够微妙的方式表达家庭纽带和敌意。”由此可见，韩斌在翻译时考虑到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在意义方面，韩斌考虑到中英文化上的对应，实现指称意义的完全对应。译者在此采用了方言标准化译法，此外，根据笔者的统计，小说共有14 个称谓，它们都通过方言标准化译法实现了指称意义的完全对应。

例④提到了陈修孝，主人公薛胜强的岳父，他是永丰县的老民盟主委、三届政协副主席，是一名官阶高的从政人员，所以由国家分配住房。因此，薛胜强的妻子陈安琴从小就住在为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人提供的院落里，正是因其特殊的政治属性，院落中的院坝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属性。在四川方言中，“院坝”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院子”。然而，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和90年代，由国家分配四合院已逐渐消失。在牛津词典中，compound 是指“在工厂或其他建筑群里，被栅栏或围墙包围的区域”，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仅仅指的是用栅栏围起来的庭院，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一定的政治意义。因此，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韩斌采用方言标准化译法，只考虑到物质层面而没有考虑到功能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具体语境实现了指称意义的部分对应。

例⑤“要得公道，打个颠倒”是四川方言习语。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载体，其产生过程与一个民族的特征密切相关，往往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同时，习语具有鲜明的修辞、文体和情感色彩。因此，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这些习语的对应表达。四川习语“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在原文中使用了三次，其中两次被韩斌省略。据统计，四川习语在原文中共计31 个，只有5 个习语在翻译时被删除，其中，习语“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几乎占了一半。在《四川方言词典》中，“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在普通话中相当于“要使问题解决，当事者应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替对方着想”。如果把这个四川习语转换成普通话，它的尾韵和特色就会消失，更不用说翻译成英语了。同时，这个习语在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表达。考虑到实际情况和上下文，译者省略了整句话，以使译文听起来更自然、简洁。韩斌通过省略和使用更简单的句子来表达原意，弱化了四川方言的特点。

（三）语用意义的英译

语用意义与解释者和符号间的关系密切相关。语用意义包括表征意义、表达意义、社会意义、祈使意义和联想意义。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听话人甚至读者都可以成为言语过程中的参与者。那些使用符号，包括涉及符号系统的人会把自己的主观态度置于符号，而这些主观态度会通过符号传递到符号所标示的事物上。笔者将从表征意义、表达意义、社会意义和联想意义四方面分析韩斌如何处理《我们家》中具有语用意义的词或句。

⑥南街的朱豁皮、陈瘸子呢？西门的钟三哥、刘粧子呢？

Where were Skanky Zhu and Limping Chen from South Street， Zhong the Third and Liu the Stump from West Street？

⑦所以说你娃就是死眉烂眼的呢！

You supercilious little git!

⑧“刘美女，不说了，我要赶紧回厂里头去了，最近给老太太祝寿的事，忙得很，改天约了耍！”

“I must get back to work now， Yufen. I’m pretty busy with the old lady’s birthday celebrations too. Let’s arrange something for another day.”

⑨的确是干干净净的，三块大理石板子砌了一个屁股大的凼凼。

English Translation： It certainly was nice and clean.Three slabs， a small cavity the size of a bum cheek chiselled in the marble to hold the casket with Grandad’s ashes， and another slab to cover it up.

例⑥表明了隐藏在表征意义后面的意义，给一个物体或一个人贴上标签已成为习惯，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根据事物特征来命名，当人们起绰号时，总是关注最明显的特征。例⑥四川话“朱豁皮”，是平乐乡亲们对“朱豁皮”的情感寄托。根据《四川方言词典》，豁皮有4 种含义：（1）甘蔗、树皮等劈下的紧靠表皮的那部分；（2）不给钱的吃食；（3）吃白食、品格低下的人；（4）农民的蔑称。每当原文中提到朱豁皮时，相关信息过少，无法得知他在做什么，住在哪里，以及他的年龄，关于他的一切，只能从镇上的人给他起的绰号了解到。豁皮在四川方言中是一个贬义词，颜歌选择“豁皮”来揭示他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在社会底层，成功地阐释了“朱豁皮”的悲惨生活。韩斌把“朱豁皮”翻译成“Skanky 朱”，根据《韦氏词典》，“skanky”是一个俚语，用来形容那些“令人厌恶的肮脏、低级的人”，韩斌关注到方言带来的文学效果和目标语读者可能产生的反应，采用方言对译法。

例⑦描写了胜强咒骂哥哥的心理状态，韩斌将其翻译为一个名词短语“supercilious little git”。根据《牛津词典》，git 是一个俚语，指的是令人不快或可鄙的人。相应地，在《四川方言词典》中，“死眉烂眼”形容死板、不灵活的样子。对比中英文本，译者改变词性，增添情感色彩，失去了死眉烂眼的基本含义，但达到了方言效果。

例⑧描述了薛胜强和他妻子同事刘玉芬的对话，从对话中可以得知，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因此，提出有空再约，更多的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真情实意。“耍”是四川方言，在普通话中有三种含义：（1）玩，玩耍；（2）表演；（3）休假。“耍”在这句话中属于第一种含义。出于这个原因，韩斌把它翻译为“arrange”，显得更正式，在西方文化中，这个词意味着邀请总有一天会实现，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总是以邀约的方式结束对话，所以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社会模式。韩斌用正式的词取代了方言，并通过方言标准化改变了文化特色。

在《四川方言词典》中，“凼凼”是指水坑。正如汉字“凼”所写的那样，它是由“凵”和“水”组成的。凵生动地表现出平面中间空了一部分的状态，把“水”放进“凵”中，由此形成水坑。因此，韩斌将这个词翻译为cavity，在牛津词典中，其意思为“固体内部的洞或空隙”。韩斌使用了一个更正式、更简单的词来对应这个象形文字，使用方言标准化的方法来降低目的语读者阅读困难，从而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流畅地阅读文本。

四、结语

本文旨在探讨莫里斯的符号学是否适用于方言翻译，以《我们家》为研究对象，从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三个方面探讨了符号学在方言翻译中的应用。莫里斯对语义的分类对译者进行方言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莫里斯的符号学，方言翻译的语义选择将更成体系，有助于译者进行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