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宁

一、引言

善于描写母女关系的谭恩美作为第二次文学发展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借助处女作《喜福会》而声名鹊起的谭恩美无疑是一个旗帜性人物。”（刘向辉，郭英剑，2020） 继开山力作《喜福会》之后，她又推出另一扛鼎之作《灶神之妻》，仍然续写了母女关系的文化情缘。《灶神之妻》序言部分所说：“这些三四十岁的作家代表了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他们在美国本土长大，受正统美国教育，用地道的英语写作。但是，由于中国血统，由于从长辈那儿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他们不约而同、自然而然地把目光集中在华人命运上。”（凌月，1992）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谭恩美的创作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她的作品无不彰显出儒家文化的客观性表征， 儒家文化是她创作的源泉，是母女间关系的维系，是儒家文化的再现。

二、儒家文化的基本核心思想

儒家是人伦之道、人伦之学、人伦之教。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人，所以我们要以天伦定人伦，以人伦效天伦。自儒家学派诞生之日起，孔子就以仁为核心，义与礼为两翼，仁、义、礼相辅相成形成稳定的逻辑架构；“仁”的核心是“孝”，目的是为了“和”，因此，“孝”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灵魂。“孝”文化作为“仁”的起点和根本思想，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更深入到“仁”学的理论体系中，从自然血缘的概念提升到社会道德的高度，不仅建构起儒家思想观念的主要框架，也对未来的儒学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后世发展的儒学也大都以仁、义、礼为准绳，沿用至今。诚然，儒家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孝文化也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内涵，正如“百善孝为先”所体现出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代表。”（何中华，2020：5）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核心价值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生相随、互为表里。

三、《灶神之妻》中的孝文化思想

“孝”集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为一体，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首要观念和核心要义，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基、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梁漱溟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百善孝为先”，表明孝文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所占据的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正如《孝经·圣治章》所云：“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没有孝文化就没有中华传统文化。孝不仅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而且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道德体系之中。“所谓‘八条目’与‘三纲五常’，莫不以孝义为起点，从孝义而演绎生发出来。”（肖群忠，2001）谭恩美身为华裔，自然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文化有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儒家文化早已深入其骨髓。《灶神之妻》中孝文化是多维度呈现的，是儒家文化与时俱进、包容并蓄的结果，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母题再现。

（一）终身大事：孝的“婚烟”维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一个主要表现是遵从父母的意志，实现父母的心愿。”“儒家强调子女思想与行动应该受父母控制，其理论根源在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之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亲事，中于事君，终于立身。”（金学品，2016）儒家传统文化认为，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子女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父母，对父母尽孝，但是这种“孝”更倾向于一种补偿性行为。赡养父母、光耀门楣也是孝的一种道德体现。《论语·学而》强调了子女的“孝”与父母之间的“道”的关系。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即父亲在世时，要看子女内心的志向是否符合父亲（或母亲）的期望；父亲去世后，要看子女的行为是否符合父亲（或母亲）的遗愿；即使父母不在了，也能够长时间遵守父母的遗训，实现他们的心愿，这就是儒家所宣扬的“孝”道。

孝文化的表现在《灶神之妻》中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对于父母包办婚姻的遵从，据《魏书·王宝兴传》：“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自中国古代以来，包办婚姻便已存在。特别是“娃娃亲”在封建时期蔚然成风，完全剥夺了男女自由恋爱的权力。中国自古就有“男不亲求，女不亲许”的说法，子女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是忤逆和大不孝。在小说的第三章节“鱼死了三天”部分，女主人公薇莉就面临同样的遭遇。“我本来要嫁的那人家境并不富裕，但有教养，温文尔雅。我虚岁16 时，没见过他本人就拒绝了他家的求亲，这是因为我听信了大婶婶的话。”因为女主人公薇莉早年丧母，她的终身大事便落在了她大婶的肩上，她大婶要为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所以，全权掌握薇莉的婚姻自由，如果她大婶觉得不好，那便是薇莉的不喜欢。薇莉是没有自由去挑选自己的心上人的，如果她母亲仍然健在的话，她母亲的做法也势必会和薇莉的大婶如出一辙，因为她大婶就是她已故母亲的化身和代言人。特别是在第二十五章节“宝宝的婚礼”部分，塔莎和“我”母亲的对话证明了违背父母的婚姻安排而付出的“大不孝”代价。新娘的稀奇古怪，甚至异类，都是因为她违背了母亲的话，没有遵从父母的旨意而理应付出的大代价，新娘不被他人所接纳，就是她违背家长所受到的惩罚。

封建家长制和父母包办婚姻制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客观性表征，子女要听命于父母，侍奉父母，顺服父母，不可违背父母的意愿。特别是当“我”的母亲妄想自己选择丈夫时，她的叔叔大为不悦：“给她带来麻烦的，是她只为自己着想。”因为“我”母亲的行为与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是母亲为了爱情而结婚的愚不可及的幻想。而关于“我”和“花生”谁先结婚的问题则更是体现了父母之命不可违的强制性。“你听你妈妈说，我最大，得最先结婚。我只有服从。”从儒家思想来看，婚姻不仅是子女的人生大事，也是父母的头等大事，因为子女是家族延续香火的载体，是光宗耀祖的希望。他们应该遵从父母的婚姻安排，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是儒家孝文化的体现，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二）立人之本：孝的“教育”维度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儒家孝文化不仅体现在婚姻上，更体现在中国人十分重视的教育大事上。教育不仅可以让子女有立命之本，更是实现成功的手段。中国人历来重视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之事。《孝经》曰：“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子女应当在学业和事业上均取得成功，成为一个自强、自立、自信的人，为父母增添光彩，因为他们的成功也是父母的成功，他们的成功会给祖上带来无上的荣耀，这也是孝的最高目标。“来自儒家传统文化下的母亲们一方面认为做母亲的有责任教育好子女，另一方面也认为女儿的生命就是自己生命的延伸。”（金学品，2016）在名为“距离”的章节，珠儿谋得了一份帮助智力迟钝的儿童培养说话能力的好工作。身为“语言教师”的她在帮助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残障儿童恢复语言的同时，毫无疑问会更加倾向于培养智力正常的儿童说话，因此她的两个孩子似乎如鱼得水，很快在语言学习方面便超出了正常的儿童。而她的孩子果然没有让她的母亲珠儿失望，特别是女儿塔莎，“她这么大的孩子大都只能用两个字的短语。她的确聪明。”无需赘言，女儿塔莎的语言天赋和超乎常人的智力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震撼，让她对女儿的未来更是充满了期待和憧憬。而“我”母亲的“幻想恋人”鲁也是通过教育而平步青云的典范，他的建树定会让他的穷苦家庭荣光倍增。他实现了父母对他的期许，做到了对父母和祖上的孝，树立了一个儒家文化中的典型的“大孝子”形象。

（三）血脉之根：孝的“中国性”维度

自古有“落叶归根”之说，即“比喻事物总有一定的归宿，多指客居他乡的人终究要回到家乡”（江蓝生等，2012）即便“我”的母亲未能回到中国，可她的心却始终未敢忘国，她的言行举止无不流露出中国的痕迹，而“我”也选择接受来自母国的文化，认可自己的中国文化属性，尊重母亲的文化本源，尊重自己的中国母亲，这正是儒家孝文化维度的体现，所谓“父母之命不可违”便是如此。小说《灶神之妻》对于中国文化的描写俯拾皆是。在“杜奶奶的葬礼”部分，从来没参加过中国式葬礼的我也随母亲一起去参加了杜奶奶的葬礼仪式。当宝宝给我们一人一个箔包糖和一小红包吉利钱的时候，我因为不懂它的寓意而说：“我没有参加过佛教葬礼。”而母亲回答道：“这是为了保险，以防你在这里受到惊吓。”母亲在这里显然是用了中国的风水学说来教导我，让我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对从来没有听说和见到的做法，我没有任何抵触和反驳，而是选择接受了这次洗礼。婚礼上的陌生习俗仿佛一颗小小的火苗，点燃了我从未意识到自己身体里潜在的中国文化。因为不顶撞父母便是孝，我对于母亲的中国思想是默认和支持的，特别是当母亲在讲中国财神爷的故事时，我对中国风俗的好奇表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好奇，推动着我不断发现和探索中国文化；这也表明我尊重母亲的中国式思维，遵守儒家的孝道说。渐渐地我也相信了中华传统文化所宣扬的“运气说”，并以中国人的思维告诉我们她（母亲）的命是怎么回事。

即便没有母亲在身边谆谆教导，我仍然在继续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我尊重母亲的中国属性和儒家思想的孝。“我”虽然不是纯正的中国人，但我对中国母亲所一直推崇的传统儒家文化早已全盘接受，变得越来越具有中国味，越来越具有儒家弟子的风范。“父母之命不可违”，父母的思想亦不可违，这正是儒家孝文化的道德操守。“我”因为中国母亲而接受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而践行了孝，可以说，儒家文化于“我”于母亲同等重要，早已深入骨髓，难舍难分。

四、结语

《礼记·郊特牲》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儒家文化教导我们要遵从父母的意愿，孝敬父母、报答父母。谭恩美虽不是纯正的中国人，但对于中国、对于儒家文化不甚了解。她和她母亲之间的爱恨纠缠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对抗最后走向融合的文化景观。儒家文化对谭恩美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存在，她的骨子里、血液里都是儒家文化的红色基因。可以说，没有儒家文化的影响，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谭恩美作为第二次华裔美国文学发展浪潮中的巨匠，通过回忆和母亲的种种往事将儒家文化重现，使其找到自身的中国属性。正如张龙海教授所说：“他们身上的中国性成为其他生活的支点。”谭恩美身上所体现出的儒家文化表征正是她中国文化属性的体现，她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剪不断的情缘。华裔美国作家因其身份具有的双重性而被赋予写作的多重视角，这一独特性使华美作家可以自由地游离于东西方世界之间，因此，没有一位华裔作家可以完全摆脱东方或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谭恩美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