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人走在白水塘临河公园的绿道上，芦花在风中晃动，泛黄的银杏叶从树上落下来。

想起在两个月前，也是一个人走在这里，看到曾经十年未遇的狂风暴雨夹着冰雹，将银杏树连根拔起，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碗口粗的银杏树倒伏在绿道上，

树上的青果像冰雹那么大。

草地上散落着几颗青果，

“但它们不会像冰雹那样融化。”

我看见的天空，

是一棵银杏树的天空。

在我看来，诗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感资源，构建自己的情感空间，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感悟，让情思的触须渐渐接近智性的边缘，让生命褶皱的点点细节，道出诗人的种种经历和对生命的悲悯，在朴素的词语和日常物事中，建立亲和的诗性关联。

2

经常有人跟我谈起写诗和做人的关系。

按照《易经》中的顺性命之理，顺命的基础在于顺性，人不能做违背人性的事。人性的事就是真诚，我们常说的“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写诗和做人是一样的，诗人要想顺命顺性，其人性必须向善，向善即是天命。一个具有良善情怀和道德良知的诗人，才能写出顺命顺性的诗歌。很难想象，一个诗人如违背人性，失去了一颗真诚之心，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歌？

如何让这个世界认可和接纳诗人，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在的某些诗人，以痛苦写痛苦，以粗俗写阴暗，以无底线写情欲，粗俗之风伤害着诗歌精神。

现在诗人最迫切的使命，不是去谈论诗歌的所谓作用或意义，而是要让诗人与谦卑、真诚和人性接近。诗人应该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宿命的力量去关心那些最深地浸入灵魂的东西，以及生命的本质内核。

3

前几天因有要事不得不去了上海，回到嘉善就宅居在家，这让我有时间读杨争光的小说《我的岁月静好》。杨争光在与《济南时报》记者钱欢青的一篇访谈中说到，“在并不静好甚至疯魔的岁月里，却能拥有静好的岁月，应该有一些超常的能耐吧？是些什么样的能耐呢？甚至，有没有一种可称之为‘岁月静好型’的人格呢？”读完杨争光的小说，感觉小说的内容正和题目相反。我觉得现实中很少有这样超常能耐的人，也更难找到“岁月静好型”人格的人，至少我没有看到，也没有找到。

在我看来，一个有担当的诗人和一个有责任感的小说家是一样的，都企图想用“岁月静好”抵抗“岁月不好”，最后却成了一种带自我欺骗式的逃避和掩盖。“不好”依然坚硬存在，这就是坚硬的现实。小说家很难有能耐在“泥沼”里找到趣味并享受趣味，诗人也很难有能耐在黑暗里以黑暗为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活着的能耐是极其有限的。正如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阿尔贝·加缪说的：“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风抛下一张网，又像猫挠着这尘世。

4

诗人鲍理斯·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也就是在这几个瞬间，它们是诗人生活的本身，是生命中的欢爱、惊恐、沮丧与离别，那些被生活窒息的梦想。

面对现实的苦闷和鸿沟，不仅要体现出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还有属于诗人的纯粹与敏感，这正是诗人的人性本真。但残酷的现实是，诗人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永远改变不了21世纪巨变的生活——困惑、卑怯、焦虑、迷惘，甚至愤怒。

仿佛只有沉默我才能听见风声，仿佛只有在风声中我才能绕过时间的悲悯。

5

电脑静默已久。

不小心触碰了鼠标，电脑屏保上出现了一头白犀牛，且有了以下两段文字：

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长颈鹿、斑马、羚羊和黑斑羚混居在一起，但这里真正的明星……

白犀牛并不是白色的，而是更偏向浅灰色，它们实际上可能是因其嘴部而得名。

在我看来，诗人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区里混居在一起的长颈鹿、斑马、羚羊和黑斑羚，甚至是白犀牛。

这也见证了诗人树才说的，“诗歌的灵性存在于语言裂开的瞬间”。在这些瞬间，没有什么语言可守口如瓶。

对我而言，阅读和写作，就像是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找到了食粮和拐杖。

6

十月，终于过去了。

在经历了三年多的疫情之后，感觉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不是这，也不是那，而是时间。生命只是时间的显现，而最能显现时间的，是人的自由。自由对一个诗人来说，就是要有悲悯的情怀，坚持本真，保留本色，一颗谦卑之心才不会被掏空。

当明白我们活着的每一天以及每时每刻都在说“再见”的时候，就明白了什么需要坚持，什么需要保留，什么需要放弃。

一粒尘埃，无边无际——

7

父亲离开我已经两年多了，但我每天仍然会在凌晨四五点钟醒来，那是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去他的卧室看他，然后去厨房给他准备早餐。现在父亲不在了，我会在叽叽喳喳的鸟声中思念他，正如我这写下的诗句：

白露为霜，知了不知去向，

父亲在咳嗽中睡去。

月光消失的窗口，

我为父亲轻轻盖好被子。

有谁不是一生都走在离别的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身影，走着走着就连自己的身影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