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生

从事曲艺文本创作近50载，最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尤觉亲切、倍感深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点，给予了准确概括与经典诠释。联系中国曲艺艺术（说唱艺术）发展史，所有被大众百姓深为喜爱乃至口口相传的优秀文本，无不凸显出这样的特点与共性。它对我们思考、发现、研究当下曲艺创作的规律与问题，打破影响发展的瓶颈，创作更多更好与中国文明价值和谐、统一的精品力作，提供了清晰的路标与方向。

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曲艺创作的传承标识。曲艺创作对寓教于乐的审美追求，是一代又一代曲艺人“连续性”前仆后继、砥砺奋进的价值取向。近年来，个别艺人过于强调相声等艺术形式的热闹，甚至提出作品要无限制地逗人笑才是其起源或者根本。这与笔者的认知、理解大相径庭。曲艺虽是发源于城市街头巷尾、农村田间地头的民间艺术，但宋代陆游笔下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到当代侯宝林的相声《戏剧与方言》，所有经典之作无一不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果实。

毋庸置疑，曲艺艺术的“连续性”是由曲艺演出与曲艺观众共同完成与实现的（它须臾离不开观众）。从某种视角看，唯有演员演出与观众欣赏“合而为一”，才是曲艺艺术追寻的审美境界和文化自觉。“满村听说蔡中郎”让我们知道，“接地气”是曲艺艺术不可忽略、不容丢弃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告诉我们，曲艺诉说故事、演绎情感唯有与大众百姓生活、审美息息相关，才能建立起“剪不断”的缘分。所谓“无技不成艺”，曲艺创作虽然有许多独有方法与技巧，但它们却无一不倾向于“亲近受众”这个根本，与大众百姓不离不弃的情感，维系了曲艺艺术“连续性”的存在。快板作品中有个很短的小段叫《说大话》，寓言化地叙述了蝈蝈、蛐蛐、大公鸡之间的故事，却难得它没有半句“说教”的语境，令受众开心愉悦的同时，将“说大话”的丑陋及其后果揭示得入木三分，这个段子的作者没去考证，但我却坚信它一定得到许多作者、演员“连续性”的丰富。作为“说书唱戏劝人方”的曲艺艺术，劝人方之“劝”，是“巧”、是“妙”，是真情的对话、交流与沟通。抽象化、概念化、脸谱化的“说教式曲艺”，不仅给“三俗表演”提供了可乘之机，也给曲艺抵达观众心灵的道路设置了障碍，与承担着“劝人方”使命的曲艺美学传统游离了。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对当下曲艺艺术校正方向有着不俗价值与深远意义。

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曲艺创作的发展动力。曲藝创作素有“以小见大、以小见深、以小见新”的传统，而它恰恰得益于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滋养。新是对旧的一种摒弃，以这种视角看待曲艺就会明白，“一遍拆洗一遍新”之所以成为艺谚而得以传承，无疑得益于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滋补与营养。喜新厌旧是人普遍意义上的天性，与其说曲艺喜欢新，不如说它骨子里知道“顺人心”更为贴切。说到曲艺的“以小见大”，人们便会非常自然地想起相声《牙粉袋》，烈士常宝堃生前将中国当时遭受日本侵略、奴役后的凄惨创作成作品，寥寥数语间，将其描写得形象逼真、淋漓尽致，从而激发起百姓大众不甘为奴的强烈斗志。由此则断言，曲艺创作乃至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一定体现在与时俱进与大众百姓血肉相连、情真意切的作品中。曾在某次学术交流活动中，谈及过笔者对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学习体会：首先要“有心”，其次需“耐辛”，最终则“见新”。

曲艺艺谚中有一句“同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它同样强调了艺术的创新价值。一样的题材、文本，曲艺则可以有风格迥异、千姿百态的个性化演绎。用曲艺的视角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它无疑是对曲艺创作优秀作品的一声呼唤，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它都是曲艺需要珍惜与弘扬的特色。从曲艺创作意义来看，同样的题材在符合艺术共性规律、法则的前提下，应该积极鼓励各种各样的切入视角与表现手法，创作出更加适宜、适合具体演员最佳演技、形象的展示。其中最有力的示例，就是快板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是一段世人皆知、耳熟能详的《西游记》故事，由于作者充分发挥了曲艺快板书的独特艺术魅力，使形式美感、表演个性与故事内容实现有机结合与平衡，故而总能给受众“耳目一新”的美的享受。

三、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曲艺创作的必守规律。但凡有理想、有担当的曲艺人，皆懂得台下做好人才能为台上写出好作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与艺是不容分割的，曲艺的“美德”不仅仅表现在对观众、对艺术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上，更表现在对写什么书的选择和认定中。正如有的曲艺学者所言，只有重视艺德美的曲艺从艺者，其艺术才有可能具备雅俗共赏、德艺双馨的审美品质。当年正是因为有了侯宝林、高元钧等一大批具有高尚情操的优秀曲艺工作者，那些庸俗劣质的“语言”“情节”，才能从相声、山东快书等曲种的作品中剔除，曲艺才能堂堂正正地高举“雅俗共赏”的旗帜。艺术的形式与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台上是作者、演员的“形式”，台下则是他们的“内容”，“人艺”则是“人德”之内容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曲艺艺人在不同的世界观、道德观的影响下，会创作、选择、表演出思想倾向、欣赏趣味截然不同的作品。艺术美绝对不是简单的形式美，而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和谐统一。

曲艺家要具备“情理通人心”的素养。台上的谈天说地、呼来唤去、收放自如，无一不是其台下殚精竭虑、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自然与结果。明代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曾经强调，文艺家要“十年格物”，把握社会上各种现象的“因”“缘”，才能“一朝物格”，“尽人之性”。真正意义的曲艺家，懂得叙述与说理之间的不着痕迹，从而对“事由”的探寻与美丑的辨识及其与情感的表达都凸显出其“统一性”的特征。若要不着痕迹地叙事明理，必须将真善美的情理化成“自己”，使其融进自身的素养之中。如此，才能使受众享受到“原本随意听说书，竟被情理打动心”的审美趣味。某作家曾写过一段描写旧社会曲艺艺人生活的方言话剧，其中贯穿全剧的4句唱词让我过目难忘：“艺人难艺人难艺人真难，爹赏饭娘赏饭埝子难圆，可惜这好曲好唱感地动天，离开了麦子地就断了琴弦……”诚然，今天的曲艺人已与当年大不相同，但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却提醒我们：曲艺创作必须与大众百姓的情感实现统一、平衡、和谐，“麦子地”才是曲艺与曲艺人得以传承发展乃至自信自强的土地；大众百姓才是我们心心相印、唇齿相依的根本。它，不是鲜花簇拥的豪华剧院、金碧辉煌的奢侈会所；或许，它也不是五彩缤纷的颁奖大厅……

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曲艺创作的独有风采。前段时间担任过“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二人转文本”的审稿人，当笔者夜以继日地阅读时，感慨万千思绪无限，一个地方的二人转竟有如此厚重的两大本、近千篇内容，中国的“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文化经典故事，都被二人转“包容”。于是乎，更明白了“包容性”是包括曲艺在内的中华文明之思维智慧，曲艺文本的独有性之一在于它的表达必须是令人一听便懂的家常话，读罢两大厚本的二人转，欣赏到曲艺艺术“话是开心钥匙”的魅力。首先，曲艺是听觉辅助于视觉的艺术形式，“话”是对应耳朵的，曲艺以说唱为主、表演为辅，在视听兼备中，更多的是诉诸听觉；其次，开心是受众欣赏曲艺的目的所在，它亦是曲艺艺术实现教化功能的渠道，它的教化功能必须要在“润物细无声”中完成；最后，曲艺艺术具备四两拨千斤的钥匙功能，它需要像钥匙开锁那样，巧妙地拨动、打开受众的心灵。诸如像评书《三国演义》、相声《关公战秦琼》等经典曲艺作品，无一不具备“话是开心钥匙”的美学价值。

包容是境界、胸襟，亦是“选择”的日积月累和水到渠成。曲艺、戏剧作家王宏，有人称他为中华曲艺、戏剧文学创作的“两门抱”。依笔者之见，王宏的创作个性无非是将其“合二为一”了，他让它们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没有曲艺给他打下的底子，他的剧作不可能具备悬念与趣味信手拈来、交相辉映的品质，若无戏剧创作的实践、经历，他笔下的曲艺亦不会富有由浅入深、循循善诱的哲思与诗意。

五、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曲艺创作的不朽追求。笔者理解中的“和平性”与“和谐”“温馨”“惩恶”“扬善”“引人向上”等词语的意思相近，因为所有的曲艺经典作品无不凸显“无书不益人”的美好与品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说书的很早就被称为“先生”。“无书不益人”源于说书先生的文化自觉，它要求书不仅要引人入胜，更要让听书人从中得到教益，获取裨益，有所收益。说书先生大多具备“三个独有”的素养：其一，成人之美的独有价值，即懂得受众为何而来。这是说书先生的方向，这个问题弄清楚了，说书人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就有了相应的定位。其二，因人制宜的独家本领，即明白如何为受众。所有的手段、技巧都要对应“满足受众审美需求”这一根本性的施展与运用。第三，引人回首的独特魅力，即知道怎样才能与观众结缘。具备艺术自觉和艺术自信，从而通过彰显自己的艺术个性，培养自己的受众，总之，一切要围绕听书之“人”这个核心。曲艺家“益人”谈何容易？不仅要入情入理，还要入筋入骨，所谓“洞悉世事阔胸襟，熟读人情有知音”，不但要擅长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还要评批有据，体现出“功夫在书外”的深厚艺术造诣。

优秀曲艺创作者必须要有清醒的方向感和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感。不由想到了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记者问：“您觉得对人生应取什么态度？”老人脱口而出三個字：“不消极。”记者问，“莫非一辈子都能保持积极的心态？”老人毫不犹豫地言道：“对。面对人生你不能消极，但在社会群体中，个别人消极一点、悲观一点也是自然的，因为人们各种看法都得有，这种参差不齐总会有的。不过，一个民族的多数人都消极，这就不行了，那这个民族就垮了……”对今天肩负文化传承发展使命的曲艺与曲艺人来说，它既是善意的提醒，也是真诚的寄语。

某次出门打车，竟然近3个小时拦不上空车，原因是笔者遇到了一个“滴滴打车”的运营时代。由此想到，不屑或不擅长这类时髦、时尚“玩意儿”的老人，遭遇的又何止仅是“这一种”尴尬、无语和无奈。反思忽觉脸热，整日呼吁曲艺创作“接地气”的我，竟然忽略了为“我”去发声或呼吁，它似乎悄悄地离开了笔者写作所关注的视角及其范畴，莫非“爱人民”不再包括我本人了吗？

（责任编辑/邵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