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品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089）

1 乡土工业的时间维度

从时间维度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工业概念中存在明显的“传统”与其所规划的“现代”式样之分隔。在传统的工业体系中，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传统工业大体分为三类，即：皇家的独占工业、民间的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由传统的乡土工业出发，费孝通先生点明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正是此种经济结构维持了乡土社会之稳定。而伴随着历史的变迁，随着西方资本的入侵，传统的乡土工业遭到破坏，这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见图1。

图1 乡土工业的时间维度

1.1 农工混合的中国传统乡土经济结构

依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虽存在一定的剥削关系，但有赖于一种“社会有机循环”，中国传统社会不仅仅能保持自身的稳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给予人民以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水平。此种“社会有机循环”又可分为两个主要层次，一来是在城乡的有机循环，二来则是农村内部的有机配合。从城乡之循环看，则又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社会流动角度看，农村与城市以官僚制途径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大致相当，这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城乡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落叶归根”的传统也为乡土社会保留了大量的精英人才。因此，从乡土中生养的人才，进入了城市，又在晚年回到乡土，薪尽火传，为乡土中国留下了希望的火种。也正是在此种城乡的有机循环下，城市与乡土之精英，各安其天命，促成了宏观社会稳定之格局。

而相比于城乡间的有机循环，显然，费孝通先生更加重视农村内部的有机关系：从整个经济分析上说，农业技术，劳力需要，人口数量，农场面积，乡土工业，地租数量，自主权利等因素是一个有机的配合。中国传统社会能很久的维持着这配合，那是因为它至少可以给在这种经济里生活的人不饥不寒的小康的生活[1]。通过对各地调研材料的深度分析，费孝通先生发现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很少有家庭能够维持生计，那么究竟是何种产业使得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不仅仅可以“苟活”，更能达到小康生活之水准？费孝通先生的答案即为乡土工业，即中国传统乡土经济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在农村内部的有机关系中，乡土工业又以其高度“伸缩性”的特点，在极大程度上调和了人地间的矛盾以及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

1.2 传统乡土工业之崩溃

而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社会不但不能维持“小康生活”之水准，反而矛盾重重，内忧外患。依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这一惨烈情形正是“社会有机循环”被打破之恶果。从城乡循环上看，乡土之人与地的关系已然破裂，由此，便出现了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毕业的大学生既无法融入乡土社会，即便在客观时空上留在乡土社会中，也难有用武之地。乡土培植出来的人不再为乡土所用，恰恰相反，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团阀”，寄生在农民之上，进而危害乡土！故费孝通先生悲叹，“社会有机循环脱了链！”

在乡土社会内部，也同样危机四伏，乡土社会中的有机关系难以维系，其第一个脱栓的齿轮便是乡土工业。西洋都市机器工业的竞争首先破坏了乡土工业，而这一打击对于乡土社会恰恰是致命的。以一个旧时从事缫丝产业的妇女为例，这时她只有指望丈夫在农田上的收获了。一家的生活压在土地上。也在这时，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暴露了。地主的势力，和外来工业势力相比，却脆弱得多，于是为了求生存不能不奋斗的农民挑选了地主做对象——这样，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土地问题日慎一日。故而乡土工业的衰弱直接地导致了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土地问题之尖锐表达。

是故，外部力量以经济、文化输入的方式，打破了“社会有机循环”，这使得中国的社会危机重重。而欲要克服危机，走向发展，也势必要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切入，重新改造乡土工业，从而谋求一条科学、可行之发展道路。

1.3 乡土重建与新乡土工业

意欲重建乡土，必须改造并复兴乡土工业。此种复兴从表观意义上必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即需盘活社会资本，增加农民收入；而在更深层意义上，此种复兴也势必反映到社会层面上，理顺社会各阶级关系，创造更加和谐互利的组织关系。而落实到最终目的上，乡土工业的复兴也终将导向乡土的复原与重建。

因而，不同于传统的依附官僚、资本垄断的旧式乡土工业，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新乡土工业具备“农工兼容”“近邻区位”“合作所有”“原料自给”“农民收益”五大突出特点。

首先，从经济与技术的层面，费孝通先生着重关注了乡土工业的资本与技术改良。在资本上，一方面，费孝通先生强调，由于乡土工业的所有者是农民，而客观上农民的经济资本有限，故而这一资本需要“省出来”；另一方面，乡土工业也能作为投资领域，吸纳市场上的流动资本。而更加重要的，在技术层面，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乡土工业的复兴必须以蒸汽这一新动力作为基础。

其次，在社会层面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工业”一方面可以成为地主阶级的合理出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凭借新的组织形式，重建乡土秩序，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对于地主阶级而言，其衰弱命运的现实起点便在于乡土工业的崩溃。同样，对于土地改革的倡导者而言，欲要实现土地的重新分配，在不经历激烈改革的条件下，则必须为地主阶级找到除了地租收入以外的另一经济出路。因此，综合两方面考虑，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工业正是传统的地主阶级在近现代的唯一出路。当然，虽然这一条道路具有合理性，但事实上，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尝试并没有成功。当然，在社会层面上，比起地主阶级的转型更加重要的在于乡土工业核心意义上的组织建构问题。为此，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费孝通先生重新回到了他对于乡土工业特征的界定，即特征的第三条：乡土工业是农民的，应当是合作性质的[1]。以服务工厂代替作坊，以合作代替剥削，实现乡土工业组织的重构，在经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乡土之重建。

2 乡土工业的空间维度

从空间维度上，费孝通先生早期探讨的乡土工业固然集中在乡村范围内，即乡土工业的空间地理位置应位于乡村或者乡村附近[1]。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小城镇与乡镇工业逐渐纳入了费孝通先生关注的重心。虽然乡镇工业已经与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乡土工业”的概念有所偏离，但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实质上仍然聚焦于“乡土工业”，故而可以将乡镇工业视为新时代“乡土工业”的一种实践形式[2]。见图2。

图2 乡土工业的空间维度

2.1 乡村工业

首先，在乡村工业的层面，费老以张之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为参照，将乡村的工业分为家庭手工业与作坊工业，前者在易村主要以篾器手工业为代表，而后者则以造纸作坊工业为代表。家庭手工业可以维持庞大的乡村人口，使传统的农村得以维系“不求人的自给经济”，凡是有特殊原料的乡村，总是附带着有制造该种原料的乡村工业。在家庭经济上，农业和工业互相依赖的程度反而更为密切[3]。与此同时，作坊工业也是乡村工业的一大组成部分。但在作坊工业中，资本成为了关键的生产要素，这恰恰使得作坊工业的性质产生了变化，其对于乡土社会实质上是一种剥削的作用。故而作坊工业一方面可以供给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必需品，但更重要的是，因资本的性质，它也产生了对农村剩余价值的剥削。

费孝通先生“乡村工业”的概念与“传统乡土工业”之概念存在诸多相似性，沿着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工业的研究思路，在面临乡村工业破坏的局面，下一步研究也必然导向乡村工业的复兴。一方面，费孝通先生结合抗战的时局，认为乡村工业可以承担抗战期间日用品的生产；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乡村工业更加具有持续性的优势，那便是一个科学有效的系统。具体来讲，一方面，乡村工业应采用“纵横分割”的方式，充分利用劳动力与机器各自的优势。另一方面，与传统乡土工业类似，其复兴也势必需要组织上的变革，即以合作关系代替剥削，由此，便足以结合传统乡村工业中的家庭手工业与作坊工业，进一步获得生产力的优势[3]。

2.2 乡镇工业

真正意义上的新乡土工业实践研究应归于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学科重建以后，在重返江村期间所展开的对于“乡镇工业”的研究。当然，这也与费孝通先生研究领域的变迁有关，随着费孝通先生研究领域的扩大，“乡土工业”这一概念的作用单位也从原先的“以农村为主”逐步转移到了乡镇；原本“乡土工业”重视组织与社会结构的概念，变成了“乡镇工业”这一强调“乡镇”这一特殊区位的概念。在这一研究阶段，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多种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而其中最能体现乡镇工业特色的便是苏南模式。

在苏南模式中，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副业互为依托，共同构成区域经济的大系统，实际内部是一整套“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全新的经济产业格局。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中，非常惊喜于吴江县若干集镇的繁荣，而当他去追溯集镇繁荣的根本性原因时，他发现带动集镇繁荣的并非农业或者商业，而恰恰是异军突起的、发展着的乡镇企业。费孝通先生通过后续考察发现，乡镇工业的繁荣，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另一方面，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则在于当时仍然较为封闭的城乡二元的户籍体系：农村户口不能向城里迁移，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乡户口的隔离迫使农民另找出路。也正因为乡镇工业本身是农村工业化的产物，其发展也势必与农业发生紧密关联，“这种乡镇工业以巩固、促进和扶助农业经济为前提，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开创了农村繁荣兴盛的新局面[3]。”

同时，费孝通先生则着重地强调了乡镇工业所必备的“都市性”。作为一个空间单位，乡镇应介于乡村与都市之间；与之相应的，乡镇工业居于乡村工业与都市工业之间，兼具乡土工业之“伸缩性”与都市工业的“现代性”。正是因为乡镇工业兼具乡村工业与都市工业二者之长，方才最终带领乡村，实现了“异军突起”式的繁荣。

2.3 都市工业

相比于乡村工业与城镇工业，费孝通先生较少对于都市工业有正面的描述。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都市工业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背景进行比较或者是一个“现代化”的共同认知前提而出现。首先，都市工业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现代化技术所带来的“动力”：工业从乡村集中到都市来，主要的原因，是工业所用动力的改变都市工业和乡村工业在这个时代是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小规模手工生产的分别[1]。也正因为在“动力”上的优势，都市工业可以提供乡土工业不能自给之部分。

但都市工业在更大程度上并不是给乡土工业带来发展的契机，而是加速了乡土工业的崩溃[3]。一方面，都市工业所生产的产品，与外国进口的舶来品一样，以其更低的成本与更高的质量，挤占了乡土工业的市场；但在另一方面，都市工业剥夺了乡土工业劳动者的尊严。费孝通先生认为，都市工业是人去就机器的工业，是完全异化的劳动，因此只有重新回到乡土工业中去，以机器就人，方能在实现乡土工业与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更具深层意义的“人”之问题。

当然，在都市工业与乡土工业的道路之间，更具研究价值的应是费孝通先生与吴景超先生关于中国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之争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二者在思想谱系及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但应注意到，两位先生的观点中，实际同大于异，二者出发点相同，因而在理论的最终归宿上，也呈现出极大程度的相似性。对于最基础性的国情，费孝通和吴景超作出了基本一致的诊断，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之机制走向的不同认识把握方式，则使他们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呈现出彼此的分殊；而当“乡土中国”或“第四种国家”的现代出路问题涉及政治、文化层面时，他们的观点又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汇合。也正因此，实际上，费孝通先生后期的思想中，诸如“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理念，便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吴景超先生的思想，从而将都市工业共同纳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体系中，从更深层次上把握了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脉络。

3 总结与讨论

诚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言，其乡土工业的概念，本身便包含了“传统”与“现代”的时间之维，以及乡村与都市的空间之维。在时间维度上，乡土工业一词自其诞生之际，便被赋予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发展理念：乡土工业这个名词是我在这一个系统的论文中遣下的。最初我常用手工业这个名词，譬如在《讨论人性和机器》这本小册子就用了“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作为副题。当然，此种自由性也与前期费孝通先生的“新乡土工业”概念总体上还停留在“理想型”的层面，而未能找到现实范例与实践机遇相关。也正因此，欲要理解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理论关照，很大程度上需要理解“乡土工业”；而若要全面地把握乡土工业这一概念，则不得不结合费孝通先生思想与生平，从时间与空间等多个维度进行把握与阐释。

乡土工业是一个跨越长时间，大范围，宽领域的，结合理念与实践的综观范畴。这也可以解释，乡土工业这一范畴历久弥新之原因所在。因此，意欲把握当代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意欲理解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无数学者还应当回到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初心，回到费孝通先生当年对于“乡土工业”的思考与探讨，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博观古今，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