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的“乐”与历时的“悲”

2023-08-19凌威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23年7期

凌威

摘要《小石潭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创作的一篇山水游记，文本通过对小石潭景物的细致描绘，凸显了小石潭清幽的特点，并借此表达了作者复杂的内心情感。基于此，笔者从共时的“乐”与历时的“悲”的角度切入，深入解读《小石潭记》中作者情感变化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柳宗元《小石潭记》情感变化

《小石潭记》全名《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写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中的第四篇。《小石潭记》是一篇游记，记录的自然是游玩的过程及所见、所闻。由篇名可知，其中心应是“潭”，主要内容包括了潭中之水、潭中之石、潭中之鱼。我们要解读《小石潭记》的情感变化，就需从作者所记之景及其特点入手。统观小石潭内之物以及周边之环境，以一“清”字可以基本概括其特点。[1]

“清”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用得较频繁的一个字，它有多重含义。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作两类：一类是乐观积极的情感体验，另一类是悲观感伤的情感体验。那么，柳宗元对小石潭的“清”又有怎样的情感体验呢？

“乐”是显而易见的。未见石潭之时，水声“如鸣佩环”，即玉环相互碰撞所发出的清脆声音，既写出了小石潭周围环境之清幽、静谧，又写出了作者在游玩之时心境的安宁。这里，作者第一次写“乐”，而且是直接写的“心乐之”。

但是，这毕竟是隔着篁竹听到的，要想获得视觉的美好感受，便要“伐竹取道”。接下来，呈现在作者面前的是“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这一句既写出了潭中石头的奇特，又写出了潭水的清澈。接下来是写潭中之鱼。“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一句先直接写鱼，后通过其影子间接写鱼。这里，作者第二次写“乐”，与第一次不同，这里的“乐”是通过“鱼之乐”表现出来的。“鱼之乐”即为“人之乐”，反映了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并特别地凸出了人反映外界环境时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且，我们可以说，与第一次相比，这里的“乐”更为真切和深切。

接着写潭周围之景，作者的情感由乐入悲。作者认为“其境过清”，并列出了“过清”的理由：“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但是仔细推敲，“寂寥无人”其实并不能成为“过清”的理由，因为文末列出了与作者同游的人，包括吴武陵、龚古、宗玄及两个随从，人数并不少，并且同行之人都是他的好友，更不会造成“过清”之感。正如论者李芸所言：“（吴武陵与作者）同贬永州，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有他相伴，与他同游，哪还有不开心的？”[2]再来看“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作者在这里只是简单地交代了环境的凄寒及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这种“悲”又是如何突然产生的呢？

要理解作者的“悲”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仅依靠这一个孤立的文本恐怕是难以实现的。正如前文所述，作者在写作《小石潭记》时正被贬永州，被贬往往会和痛苦、凄凉相联结。结合《永州八记》来比照阅读，《永州八记》中与《小石潭记》创作时间最接近的是《钴鉧潭西小丘记》，我们这里只选取一个片段加以分析：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

这里作者感慨于小丘连岁“货而不售”的命运，实际隐含着作者对自己怀才受谤，久贬不迁的感叹。[3]再看其中的最后一句：

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这里贺小丘终于遭逢识者，也正暗寓着作者自己流落不遇的心情。也就是说，作者的“悲”并不完全是在游玩的过程中生成的，作者是带着“悲”的感情基调游小石潭的，游玩的目的也就是摆脱内心的这种“悲”，只是最后这种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罢了。当作者静下心来环顾四周之时，凄寒的环境与内心潜在的凄苦联结在一起，产生了共鸣。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柳宗元游小石潭的心情概括为：由悲到乐，由乐返悲。其中，乐是共时的，悲是历时的，悲是乐的基础。当然，这里的“悲”，已不同于作者刚刚被贬时的那种“悲”，表达也较隐晦。作者是在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永州的。这一年，王叔文被赐死，慈母去世，唐宪宗大赦却将作者排除在外，接二连三的灾难对他的身心产生巨大的伤害。此时他写下了《笼鹰词》：“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而《小石潭记》写于元和四年（809年），距遭贬之年已逾四年，作者身心状况自然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毕竟，时间是最好的消愁剂，伤痛与不快已日渐淡化，王叔文赐死的阴影渐渐消散，作者身体状况也因此渐有好转。[3]在《小石潭记》中，几乎没有出现明显带有感伤色彩的词，其“悲”隐藏在景物的特点之中。文中写到的“篁”“清”“空”“披拂”“明灭”“幽邃”等均是冷视觉语码，弥漫着作者的忧伤气息。[4]直到作者坐在潭上，“小石潭的凄清美与作者的心境形成了强烈的共鸣，以至于作者直接发出了‘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的感叹。”[5]

就“悲”的深层原因而言，作者的“悲”主要来源并不是自己官宦生活的得失，而是他“还是不能忘情现实环境，居住条件，甚至是国计民生，乃至于政治”[6]。在被贬永州十年后，他再次被贬至柳州，而在柳州，在多次巡游、巡视过程中，他以刺史身份在职权范围内除弊兴利，尽全力整治柳州的经济、社会状况。只是，这种心系国计民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他的在山水游记作品中极为克制，而在现实性散文作品中体现得更为直接。比如，在同为《永州八记》的《钴鉧潭记》中，作者在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邊上居住的一户人家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他“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而在《捕蛇者说》一文中，作者则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可以说，“悲”贯穿着柳宗元的一生，而这贯穿一生的“悲”说明他是入世的，反映出他本人“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修齐治平”的一种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