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刘永

关键词：档案学；Web2.0；元宇宙；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来源原则；数字转型；创新发展

一般认为，“元宇宙”代表以数字化为主导的虚实结合的空间，也代表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和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新形态。从“元宇宙”新的支撑技术来看，一般包含有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网络与运算技术等；从“元宇宙”涉及要素来看，可以归纳为虚拟世界、WEB3.0、数字孪生、数字人、虚拟现实等；从“元宇宙”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主要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新闻传媒、教育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经济学、戏曲影视文艺、社会学等。[1]

“元宇宙”以“虚拟原生”“虚实共生”“内容生态”为重要动力属性，或者称之为数字原生、数模共生、内容催生属性，将成为未来数字化发展的新动能。[2]从这个认识层面来看，“元宇宙”建构的新空间活动记录的管理，并没有超越包括来源原则在内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框架，但需要在原生数字空间形态上进一步深化。基于此，探讨“元宇宙”情境下档案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问题，对推进档案学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进步存在版本的迭代升级过程，其中既包含理论的完善和对原有技术的优化，也包含功能的增强和应用的深化。这一过程总是带给人类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及技术变革带来的新体验，从Web2.0到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无不如此。

按照上述原生、共生和催生的属性认识，“元宇宙”应具有数模共生空间中各类社会活动表现出的数据化、网络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等基本模态。这种基本模态下的档案应表现为数模共生迭代升级发展中各类社会活动所形成的各类原始记录。

1 “元宇宙”技术演进逻辑

1.1 空间认知逻辑。“元宇宙”理念的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在技术进化的过程中，如果从“世界”和“空间”的视角来进行探究与剖析，更利于认识“元宇宙”的时代性、情境性及其本质属性。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三个世界理论”和法国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第三空间”理论，均较早认识到了世界与空间多样化和相互作用与演化的存在，尤其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世界或第三个空间的重视，为“元宇宙”技术演进逻辑提供了认知思路。[3，4]

首先，从词源上看，“赛博空间”“虚拟世界”“元宇宙”都来自于对“虚拟空间”这一概念的认识和实践，也来自于“科学幻想”，并随着“虚拟空间”这一概念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其次，“赛博空间”和“虚拟世界”各自对应着一种“空间”，前者是由通信网络构建的网络空间；后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网络受众为主体所构筑的演变形态；而“元宇宙”则是一个现实和虚拟叠加性更强的空间。

再次，从虚拟、虚构与现实等概念来看，虚拟世界、游戏、文学作品等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赛博空间”和“虚拟现实”，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功能性模拟和视觉仿真。“元宇宙”则重在现实世界的数字重构。[5]

1.2 网络演进逻辑。“元宇宙”技术可以视为Web2.0的升级版，数字技术是“元宇宙”主要支撑技术，通过云计算、物联网、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创新和集成应用，推动其持续迭代升级，各类社会活动如交往、交互、政策、政治、经济、文化、产业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活动的倍增效应不断增强。

1.3 协同创新逻辑。首先，“元宇宙”带来了技术创新方向的协同调整。整体概念和应用场景的提出，促进方向明确的技术综合集成、新技术协同研发和标准规范体系的协同构建。其次，带动了参与主体的集聚与协作。技术通过协同创新不断迭代升级，进一步推动了多元化主体协同参与和泛在化网络共建共享，从而推进“元宇宙”快速发展。

2 基于技术演进逻辑的档案学发展脉络

2.1 网络演进逻辑下的档案学思维革新与观念转变。在Web2.0的背景下，互联网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概念和技术不断推出并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领域加速应用，也促进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理论和实践的变革。在不断迭代升级的网络场域下，档案工作的主客体都随之发生变化，加速了对档案数字化和智慧化构建过程。

在管理人员、管理对象和管理技术方面，从事档案工作的成员会逐渐扩大，直至涵盖所有社会成员；档案管理的对象也会从单一资源向多种类资源转化，以文件为主的管理向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社会记录拓展；档案工作的技术方法也变得更丰富、更多样和更智能。

在信息服务与利用方面，档案信息服务的手段和方法逐步向多样化、人性化、便捷化转变，也促使档案工作观念转变，如重建档案记忆观、档案资源观和档案权利观等，不断推进档案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

开放和分享是互联网最明显的特征。就Web2.0提供的环境来看，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表自己的消息，而不是单纯的被动接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话语权，从而扩大了信息的来源和信息的数量。信息的增长和信息生产者的泛化，活动原始记录的来源、形式和内容也变得愈来愈复杂，治理的难度也变得愈来愈艰巨。不过，借助技术的驱动力和管理方法的创新，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使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活动记录得以科学有效的收集和存取，使其真实、生动反映现实和虚拟环境下的社会活动面貌。此情境也凸显了资源体系、安全体系、服務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NARA）针对网络信息处理问题，在2009年，就社会媒介与档案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度调研，提出在Web2.0背景下，通过社会媒介实现档案信息有效利用的方案，于2010年10月20日颁布了《web2.0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文件管理指南》并于2013年10月25日代之以《联邦政府社交媒体档案管理指南》。[6]2.2 协同创新逻辑下档案学边界拓展与研究深化。进入21世纪，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步伐不断提速，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档案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和档案信息化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总体上看，从传统载体文件到电子文件管理的不断深入，再到电子文件单套改革的具体实施均具有明显的技术推动特征。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升级的背景下，数字档案资源管理已经成为档案工作的主要领域，催生了档案后保存时代的到来。[7]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也将面对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社会需要和更加多變、更加复杂的研究课题。

面对“元宇宙”情境带来的新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档案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会呈现出更加多样化、更加开放和更加丰富的特点。相应地，学科跨界融合与优势互补的需求会不断增强，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领域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信息化经历了单机、互联、移动、云端、智能等发展历程，技术发展和不断应用的各个情境下，档案学领域产生了系列概念、范畴、假设以及相应的方法与举措。然而，信息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效应对档案学理论与方法以及档案工作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激发了传统的档案学研究模式的变革和新模式的生成。[8]冯惠玲教授等较早就指出：在多元化的快速变革时代，信息技术对档案事业影响巨大，它导致档案属性的异化和管理对象、方式、环境的变革，新社交媒体具有互动、参与、协作、融合特征，其中的个人与组织、机构的界限日趋模糊，许多学科新的理念、知识、技术以前所未有速度应用于档案学研究。[9]

20世纪90年代以来，档案学多维度交织和多学科交叉的特性和需求愈来愈明显，需要不断完善学科知识体系与之相适应。可喜的是，档案的本体论、信息论、文化论、知识论、参与论、资产论等都在不同的层面上被提了出来，对档案的本质、特征与功能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档案的理论领域与范围。[10]同时，借鉴欧美国家的档案理论与实践，我国档案学界从文化遗产保护与记忆构建的角度，对工业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档与利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也涉及文件与社会记忆、身份认同等问题以及社会公平、弱者权利保护等问题。近年来，档案学者还引入了一种新的文件记忆观念，分析了文件在社会记忆建设以及提升身份认同等领域的社会作用，旨在推进国家记忆、城市记忆、乡村记忆等各种记忆项目的开展等。[11 ]这些研究成果显现了本学科的协同创新逻辑，也表现出了档案学边界的不断拓展与研究的不断深化。

2.3 空间认知逻辑下档案学范式突破和领域延展。档案学被认为是属于“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贯穿了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档案的原始性、档案内容与社会活动的高度关联性和涉及领域广泛性等特点决定了其与“元宇宙”情境的共生性、互动性和融合性。档案能够为“元宇宙”构建提供丰富可靠的基础数据和发挥基础作用的同时，也能够在“元宇宙”的建设、发展和演化中获得发展的动力。

现实世界（universe）中的组织和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档案材料，其内容信息是对社会系统具体情境（scene）的直接或间接记录或描述。“情境”是“元宇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要素包括所处时段或时间点、空间范围、平面形态、物体信息、人物属性关系、实物属性关系、事件演化过程、事件最终结果等。[12]这些信息衍生了时空记录的多维性、过程性、动态性和多样性，对档案的形式和内容产生深刻影响。

现有研究认为，“元宇宙”数据本体构建可以通过技术综合集成运用实现，如通过对内容的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提取，结合空间本体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建筑本体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Modeling，BIM）、社会本体（Social Ontology，SO）和体系结构描述本体（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Ontology，ADO）等的集成运用，构建特定领域的数据模型，形成情境化本体组织体系。这些情境包括基于推理产生的回溯情境、现实情境和对本体库之中涉及的时间、空间、机构、个人、实物等信息进行重构而产生的交融型情境等。[13，14]在此基础上，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多种技术，反映历史面貌，为用户带来与现实环境相似的真实和沉浸式体验。在有了统一身份管理（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URI）、资产权益管理（Non Fungible Rights，NFR）、虚拟货币交易（National Fitness Token，NFT）等机制的保证下，用户的情境接入行为形成了一种与真实世界相似且可持续的虚实交互活动环境。[15]

“元宇宙”是虚拟、再现和重建的一种联系，是以真实世界的信息本体论为依据，构建的情境化虚拟生活空间。可见，“元宇宙”与档案大数据关系密切，在现实重构的同时，有依托档案资源，实现穿越时空，构建历史甚至未来场景与面貌的可行性。这充分说明依托空间认知逻辑，实现对第三个世界和第三个空间的本体数据组织，需要档案学范式的突破和领域的延展。

3 “元宇宙”迭代情境下档案学发展展望

3.1 以档案学基本理论为核心的功能增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档案学科在元环境中的未来发展必须遵循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无论是现实虚拟情境还是数模共生情境，档案的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对此，在“元宇宙”情境中发展的是档案学数模共生管理范式，是现实情境或数模共生初级阶段下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档案学数模共生管理范式的建构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完善档案原生数字形态的治理理论与方法，二是构建档案数模共生形态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无论是原生数字形态还是数模共生形态，所形成档案的原始性和凭证性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档案的载体形态、载体类型、生成环境和表现形式。因此，“元宇宙”环境中，各类活动所形成的记录仍然需要真实反映其原始活动面貌。这些记录的管理或数据的治理，仍然需要遵循档案形成基本规律，体现档案的凭证和依据作用，实现档案的存史价值、资政价值、育人价值等，体现档案的原始活动记录性和历史面貌反映性。

可以说，“元宇宙”情境仅仅代表社会活动记录环境的变化，不代表活动记录本质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以档案学基本理论为核心，与社会活动的環境变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方法研究导向。既然与该情境生成环境协调发展，也要求适应新的环境，完善档案学在数字化、虚拟化、共生化和体验式情境下管理与服务的相应模式和生态，不断增强新情境下的档案治理与服务功能。

3.2 以角色化主体客体为对象的方法改进。在“元宇宙”情境中，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会出现反转现象，记录的生成和管理会出现互换情况，角色的现实性和虚拟性会出现转换情况等等。例如，“元宇宙”情境中的角色扮演者可能既是记录的形成者，也是记录的需求者；既是档案的供给方，也是档案的需求方。[16]其中的各类角色可能是现实中的同一个实体，也就是同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个数字虚拟身份或角色；反过来，同一个角色也可能是现实情境中的不同实体。这种角色化的主体、客体的多样性，映射了虚拟和现实边界的模糊性和时空变换的不确定性。[17]

上述变化要求档案学适应“元宇宙”情境下的角色演化规律和主体客体变化规律，以数字生态中的情境行为作为对象，改进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就现实和虚拟环境中拥有的多模态现实身份和数字虚拟身份来讲，档案数据治理需要双重主体的参与，即以服务和需求两类主体身份，通过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相融合，突破时空限制，参与到虚实交互的空间环境中。

3.3 以数字化转型升级为动力的空间拓展。根据前文分析，“元宇宙”并非虚构的宇宙，而是现实空间的数字重构，或者是对现实空间的虚拟重构。因此，面对这样的新数字生态，以数字化转型升级为动力完善档案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就显得充分必要。档案学研究空间的拓展，包括在此情境下的一系列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的重新审视、革新与完善。初步研究认为，数字空间的拓展包括数据资源中心的构建和动态数据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建，也包括拓展档案管理的数字技术空间，探索数字生态、数字人档案员、数字人文、数字参与、数字治理、数字记忆、数字展览、数字智库等数字技术应用的模式，据此逐步完善“元宇宙”情境下档案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4 总结

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发展是不断演进的过程。档案学研究需要回应和跟进这种变革与转型的步伐并开展前瞻性探索。要以“元宇宙”发展为契机和动力，深度融入数字空间新生态，以档案学核心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强化技术应用，推进档案管理在虚实空间的有效转换，增强档案管理功能、改进档案管理方法、拓展档案管理空间，完善档案学在数字领域的理论与方法。

同时，在总结档案学历史成就的基础上，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思想、理论、技术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成果转化和超前性再创新，迎接后“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推进中国特色档案学高质量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