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靖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是指针对有关社区的公共事务,由党和政府、社区自治组织、辖区单位、营利与非营利机构、社区成员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协调互动等方式,共同进行多元有效参与,满足社区服务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行动指南。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以及逻辑关联,为满足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要求提供了行动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积极回应社区服务提档升级的人民群众需求,试图以稳固定型的社区标准化治理方式,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社会力量等主体,提供清晰明确的现代化社区治理质量标准框架,促使社区治理相关主体积极发挥创造性,在建立健全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等关键层面提质增效。

基层实践领域不断涌现的多个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试点,为探索现代化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提供了丰富经验。2011年起,民政部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创建行动,以试点先行的社会治理实验方式先后确认了四批共计114个试点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成效显著的基层治理创新政策扩散效应,多个典型经验与做法成为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工作开展的“金标准”,政策试点实验也充分验证了现代化基层治理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即中央政府以高度负责的权威基础为驱动力,为地方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基本制度行动框架,进而形成了在规则框架内灵活调适的央地良性互动关系。地方在中央制定的基层治理创新标准框架内,高度享有自主权来选择创新主题、创新方式以及创新工具,积极形塑各自独具特色的基层治理创新模式。这有利于不断完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进而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精准高效的标准化行动方案。但构建具有现代化特点的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首先需要回应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以及逻辑关联,才能够深刻揭示现代化社区治理质量的内在生成机制,进而实现理论基础与操作标准之间的无缝衔接,为细化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行动指南提供基本框架,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升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文献回顾

风险治理重心下移基层社区的时代背景下,大量细致入微的民生问题涌入基层社区,促使各国基于不同政治制度、文化底蕴和治理经验,不断更新迭代城市社区治理关键领域的标准行动方案,来提升基层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以应对当下的各种新挑战。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在以下三个关键领域进行“精雕细琢”。

(一)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承接载体,主要承担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社区公共教育服务等内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标准作为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对社区公共服务项目供给水平进行跟踪评价反馈。尤其是在城市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领域,城市社区作为公共卫生预防与防疫服务站点,承担了众多公共卫生医疗预防与应急干预任务,对应急措施实施标准以及成效进行指导与反馈,成为及时矫正不当干预措施和查找问题桎梏的关键环节。为此,国内外开展了种类繁多的社区项目质量评价标准开发工作,具体囊括了以下内容:产前社区公共健康教育计划执行标准[1]、社区卫生工作者癌症意识培训项目评估方案[2]、社区慢性病防御战略规划项目干预指南等[3]。由于这些项目或计划的开展目的以及执行内容千差万别,因此在制定具体项目或计划的质量监测标准时,标准的编制者需要充分考虑项目或计划的个性化差异特征,比如根据内容属性、结构属性、周期属性等,依次确认监测对象的评价周期、评价流程、评价标准等具体内容。目前经过实践检验且较为成熟的项目评估质量工具是社区准备模型[4],它是社区公共健康预防与干预项目的评估工具,已经介入的实地项目评估领域众多,包括社区成员肥胖预防和干预项目、减少酗酒和滥用药物预防和干预项目、降低艾滋病感染比重的预防和干预项目[5],被公认为在项目评价标准内容甄选、评估流程把控以及意见反馈等方面更为科学完善。

(二)城市社区公众参与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研究

斯图尔特(Stewart)认为厘清民主参与的内涵,是衡量社区公众民主参与的第一要务,也是搭建公众参与质量标准体系的首要挑战[6]。国内外学者们试图回答社区公众参与的确切含义,以此来明确城市社区公众参与质量衡量标准的关键维度。但维萨姆(Beetham)更为激进地认为,从实际监测数据来看,无法准确判断公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水平的实际影响,也就说明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民主做法,与目前倡导的公民权利基本原则并不一致[7],民主参与的内核本身就是一个问号,那么开展质量评价也是无本之源。但另外一些学者却给出了公共参与提高社区治理成效的关键性证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众参与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提高社区治理绩效水平:获得和增强自我人格认识、提高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表达理解和利益诉求、宣传自我价值认同、提高社区社会资本等[8],由此确定了早期的社区公众参与质量评价维度。此后,罗威(Rowe)等对维度框架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补充完善,增添了公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和后者的回应性这一关键维度,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说明其同样是高质量社区公共参与的关键因素之一[9]。后续学者们多是基于罗威的社区公众参与质量评价维度框架,来精心设计涵盖内容更为丰富的质量标准系统评价执行方案。但以伯顿(Burton)为代表的学者们,对评价标准的稳定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主要的争论焦点在于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指出现有研究对纳入研究对象的标准没有统一设定[10]。伯顿认为对于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模糊回答,撼动了公共参与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根基,样本入选标准的适当性也成为质量评价领域的难题。

(三)城市社区可持续性发展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研究

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研究,主要聚焦城市建设战略规划部署等相关实践领域,早期发端于社区硬件设施改善项目质量评估,比如社区园林规划、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等。近年来研究重心逐渐由硬件打造转向软件建设[11]12,更加侧重社区成员可持续性发展质量监测,比如通过制定社区成员期待指标体系来衡量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质量水平[11]13,核心维度包括社会可持续性发展[12]、经济和就业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区域土地利用可持续性发展、住宅建筑可持续性发展等[13]。上述维度能够满足特定项目质量评估的技术标准,进而形成属性鲜明的绩效评价反馈结果。但是该质量标准体系在发展应用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式治理问题的挑战,特别是对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层治理关注极其不足,比如城市社区居住环境改善、社区成员参与度较低等普遍性难题。这提醒发展中国家基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制定者与研究者,要积极参与国际社区可持续发展质量标准编制工作,提升国际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特定建设阶段的解释力度。

总之,社区治理质量标准的多维结构研究专注于局部专业化,忽视了社区治理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强有力的互动关系,这是对城市社区治理复杂系统有机整体的机械割裂。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实践行动趋向分块、分条的专业化执行方案,这只是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面向。尤其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研究起步较晚,适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际的标准提取技术尚未夯实。为此,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根植于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应用场景,应用规范的社区治理质量标准提取方法,清晰厘定社区治理质量标准的多维结构体系,构建适用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质量评价的理论基础,实现理论指导与实际操作间的有效衔接,凝练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强有力推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三、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探索

(一)质量标准多维结构提取研究设计

1.核心维度提取的研究策略设计

类属分析作为一项探索性理论建构的技术手段,所提炼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情景解释力。本研究应用类属分析研究策略方案设计,来提取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研究策略方案设计的可行性在于:类属分析编码流程是基于原始资料分析,浮现蕴含在访谈文本中的意义单元,之后对零散存在的意义单元不断地萃取至更高层次,最终探索性地构建出核心主题的理论框架。在理论框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不同层次的编码系统起到关键作用,从原始语句—开放性编码—次级编码—核心范畴逐渐升华,这与标准体系中核心指标的提取过程具有同样的层级结构设计:核心维度相当于核心类属;二级指标为核心维度的子维度,相当于编码流程中的次级编码节点,是零散意义单元的集聚领域;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内容的具体阐释,能够测量二级指标的核心内容,而开放性编码是对次级编码核心内容的具体展开,用于次级编码具体内容的解释和测量(图1)。总之,基于深度访谈所获得的一手质性资料,运用类属分析方法进行理论构建,创造性地对理论构建过程进行逆向审查,是证据链条完整、具有原创探索意义的质量标准体系建构过程。本研究以此设计核心维度提取的研究流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探索性和原创性。

图1 核心维度提取流程策略

2.核心维度提取的研究流程设计

首先,构建三级编码系统,主要包括初步分析和类属分析:初步分析是对原始资料进行登录以及开放性编码;类属分析是基于初步分析进行次级编码和核心范畴提取,最终浮现理论框架内容维度的深度挖掘过程。其次,筛选能够说明次级编码核心内容的开放性编码。筛选标准主要是:一是提到该开放性编码内容的受访者人数。如果在访谈群体总数中有较多的受访者提到该开放性编码内容,就说明它是对应次级编码的核心内容。二是受访者提及该开放性编码的频次,如果在访谈的过程中受访者提及该开放性编码次数较多,就说明它是对应次级编码的核心内容。最后,逆向分解编码系统提取核心维度。核心范畴对应标准体系的一级指标,次级编码对应标准体系的二级指标,开放性编码对应标准体系的三级指标,原始资料对应标准体系中三级指标的具体内容解释。此流程能够较为准确地构建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不同层级结构之间有紧密的证据逻辑链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质量标准维度提取的科学性。

(二)质量标准多维结构提取研究实施

1.多维结构提取的数据收集

其一,研究样本抽样。综合考量类属分析研究方法特点、研究样本可获取性以及代表性等,选取理论性抽样作为抽样方法。研究样本抽取首先考虑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覆盖的广泛性;其次考虑社区类型覆盖的全面性,包括老旧型、商业住宅型、单位型、混合型等社区类型;最后考虑研究样本地区分布特点,尽量兼顾不同行政区划样本,增强研究样本的总体代表性。基于抽样方案设计,从沈阳市、北京市、上海市、昆明市、杭州市、广州市、嘉兴市、焦作市、承德市、嘉峪关市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2个、3个、6个、3个、3个、4个、4个、4个、4个、3个共计36个社区样本,其中,老旧型社区12个、商业住宅型社区10个、单位型社区7个和混合型社区7个;访谈对象包括街道党政领导者、社区书记(主任)、社区干事、社区居民等,共97人,其中,对17人进行一对一面访,焦点小组访谈8次,共涉及80人,研究样本的总体代表性较强。

其二,访谈数据获取。首先,正式访谈之前,选取5位社区书记以及6位居民进行预访谈,紧紧围绕“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主题,了解当前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多维结构的真实样态。其次,正式访谈主要采用个人深度访谈和小组焦点访谈两种方式,选择固定安静场所避免外界干扰,依据访谈提纲开展深度访谈。访谈提纲内容结构设计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通过人口统计学指标来对每个受访者进行“个体画像”标签刻画,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政治身份、工作职位等;第二,请每个访问者描述目前对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感知,比如所在社区存在哪些治理问题;第三,请每个受访者进一步描述社区治理质量的关键内容;第四,请受访者就社区治理质量关键内容达成度进行评价。最后,请受访者谈谈提升社区治理整体质量的改进建议。以上访谈内容设计是层层递进关系,从社区治理主体开展工作真实情景以及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评价中,全方位、多视角地抽取社区治理质量标准的核心维度,当受访者没有新的内容信息涌入,双方共同决定结束访谈。事先跟受访者商定现场录音,便于访谈结束之后进行文本输出,最终形成访谈录音1 209分钟和访谈文本17.9万字。

2.多维结构提取的数据分析

多维结构提取的数据分析流程主要包含三个关键环节:

其一,初步分析。围绕“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主题,随机抽取30份访谈资料进行逐词逐句的意义单元深度挖掘,对自动浮现的意义单元进行开放性编码,构成后续类属分析的基本分析单元[14]。经过对原始资料的多次编码、反复斟酌,本研究涌现了156个开放性编码,涉及912个意义单元,节选内容见表1。

表1 访谈资料开放性编码节选

资料来源:访谈录音转化文本。

其二,类属分析。首先,次级编码。开放性编码以零散化形式存在,概念类属之间亲疏关系的呈现并不能自然聚类,需要进行相关概念范畴以及性质的归类。为此,需要重新审视零散化状态的开放性编码,不断分析与比较零散化的开放性编码的意涵,使其呈现更高层次的概念范畴(表2)。其次,核心范畴。核心范畴是在次级编码的基础上,系统处理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厘清核心范畴与次要范畴之间的从属地位,为建立在范畴之上的理论框架建构打下基础。围绕“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研究主题,对33个次级编码进行反复比较分析,最后浮现出不同概念范畴所构成的联结脉络,分别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自治”“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社区协商平台建设”“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治理质量居民满意度”“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满意度”。

表2 次级编码及核心范畴

其三,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考察的是研究发现的可靠性,也就是当改变某些参数时,检验研究结果能否保持一致、稳定的解释。本文采用两种手段来验证研究发现的可靠性:一是理论饱和度检验。理论饱和度检验的标准是理论建构不能通过获取新数据而产生新的范畴,因此对未参与编码的6份访谈资料进行相同程序的编码,结果并未发现新的范畴及关联关系,表明研究结果可靠稳定。二是实施一致性检验,为保证质性分析的客观性与准确度,安排两名编码员同时进行编码,运用Nvivo 11的编码比较功能,计算两位编码员编码结果的一致性,最后显示编码一致性为0.97,表明编码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解析

(一)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多维结构的构成要素

经过核心范畴提炼得出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九个构成要素。为了进一步探索联结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链条,进而涌现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结构框架,需要对九个构成要素的内涵及特点进行清晰阐释。

其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党建引领是现代化基层治理的核心特征,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以及服务引领等功能,不断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基层治理正确方向,用以支撑和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为此,在现代化基层治理的语境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核心作用的有效发挥程度,直接关系到基层社区治理质量的现代化水平。

其二,政府主导社区治理。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依托行政权力的高度渗透力以及黏合力,对基层社区公共领域进行全面覆盖[15],主要提供政策保障、资金保障、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商业服务、市政配套基础、公共活动空间、物业管理服务等服务内容。基层政府的现实运作体系不同于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更倾向于细致入微的基层实务工作。在“锦标赛”式的横向部门竞争开展中,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更为精细的服务标准来满足居民服务需求,从而获取上级的嘉奖,维持自身的政治生存空间[16]。因此,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一样,政府主导社区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政府的资源投入程度,社区领导与地方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至关重要。

其三,社区居民自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主要特征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作为现代化基层民主实践的重要主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通过推选居民代表、开展自组织活动、民主政治参与、邻里互帮互助等细微生动的自治行动,强化个人政治身份认同,维护社区生活秩序,反映自身合理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因此,社区居民自治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无疑起到基础性作用。

其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是指为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满足社区居民服务需求,打造以社区书记(主任)为首的专业化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基层社区治理人才队伍的结构特征、工作技能专业水平和社区领导工作能力是治理成效的重要保证,可细化为人员构成、学历水平、职业资质、业务培训和领导能力等五个方面。当前,只有统一明确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定位、职业发展、待遇保障、绩效激励、规范管理等问题,逐步提升社区工作者学历水平,科学把控人才入口,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水平,夯实职业认同基础,才能打造出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其五,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志愿服务、驻区单位以及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能够自发形成高效运转的协同体系,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服务供给以及合作共建等作用[17],是充分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方式多元化、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重要参与主体。当前,让社会力量更好地承担公益服务、社会事务、行业管理等方面的职能,支持党组织健全、管理规范的社会组织优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是进一步提升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质量的关键。

其六,社区协商平台建设。协商平台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发挥载体作用[18],主要包括线上和线下两种社区民主协商平台运行样式。社区协商平台建设的指导规程是确保基层民主决策科学化、法治化的重要手段。规程编制至少要包含社区协商代表、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程序、协商结果应用等方面,明确协商代表来源范围、数量、推选方式、工作内容,制定社区协商事项目录,采用会议、恳谈、网络等多种线下和线上途径来优化协商流程,重点强调协商结果执行过程监督以及后期成果维护等关键环节。

其七,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治理整体氛围是指社区成员对社区持有稳定的心理认同与行为倾向,主要包括社区文化氛围、社区邻里和谐与社区价值认同等内容。一般来讲,较高的社区凝聚力带来正向积极态度,更能以理性方式来商讨问题的解决方案,较低的社区凝聚力带来冷漠态度,通常发生在社区成员构成异质性较大的社区中,社区成员对具体问题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搭便车的心理机制支配其行为选择。

其八,社区治理质量居民满意度。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是指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对社区治理质量的满意程度,通过社区代表居民利益、社区服务水平和社区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质量评价来反映社区治理质量。

其九,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满意度。它是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结合当前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水平和对未来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期许程度,对社区治理整体质量水平进行的主观评价。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侧重从局部指标来衡量居民个体对社区治理质量的满意程度,而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满意度是居民个体从整体感知角度对社区治理质量进行的总体评价。

(二)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多维结构的内在关联

在清晰阐释质量标准体系的九个构成要素基础上,分析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而探索质量标准体系多维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1.主体要素核心维度:“五位一体”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共治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自治、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会力量协同社区治理等构成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主体要素维度,充分揭示了“五位一体”多元治理行动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特点。首先,基层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居于统领作用,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党建引领社会参与制度,成为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的突出特色与根本保障。其次,基层政府是切实履行城市社区治理主导职责的关键主体,街道作为属地管理“块”的承载机构,与作为“条”的各个职能部门要有效衔接、科学安排下放权力,这直接影响社区治理质量。尤其在养老服务、医疗卫生、人居环境、商业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要从群众的基本需求入手,综合采用政府供给、政府购买、市场化等多种方式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同时注重公共服务质量评估和监督工作,以社区治理标准化促进服务质量改进。再次,社会力量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社区服务性社会组织在扶贫助残、文体科普、妇幼保护、促进就业等领域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补充力量,同时作为衡量基层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此外,社区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性力量,在基层公共事务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畅通和规范是其核心内容。最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其服务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总之,“五位一体”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共治的有效程度是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维度。

2.条件要素核心维度:“软硬件”条件之间的充分有机结合

社区协商平台建设、社区治理整体氛围和社区治理质量居民满意度等构成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条件要素维度。依据条件要素是否可物化的标准,可以将条件要素维度进一步细分为“软件条件”和“硬件条件”两个子维度。社区治理整体氛围和社区治理质量居民满意度隶属“软件条件”子维度,而社区协商平台建设隶属“硬件条件”子维度。条件要素维度相较于主体要素维度而言,强调的是主观能动性的反向意涵,即能够依靠现有软硬件条件的客观实在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当前社区治理软硬件的基础水平决定了其发展空间的限度。一方面,社区协商平台建设硬件条件要素为软件条件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社区协商平台建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协商实践的重要载体,要充分确立基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开放性,广泛吸纳群众、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进而通过积极营造社区治理开放包容的良好氛围来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获得感。另一方面,社区治理整体氛围和社区治理质量居民满意度等软件构成要素,能够有效促进社区协商平台建设这一硬件条件构成要素的不断完善。良好的社区治理整体氛围有助于形成稳定正向的行动倾向。社区居民在积极向上的社区治理整体氛围中,能够感知到自身行动价值被高度认可,被动的“社会人”标签倾向逐步被吸纳为“组织人”,会更加积极地对社区协商平台进行关注及优化,比如积极参与社区协商规程的编制修订工作,在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程序、协商结果应用等方面提出改进意见,进一步规范并畅通城市社区协商平台的运行机制,提升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协商议事的水平。

3.结果要素核心维度:侧重居民整体满意度感知质量评价

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满意度是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结果要素维度。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满意度的构成要素,源于学界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理论模型的总结,该理论模型包括感知质量、感知公平、公众信任、公众抱怨、公众期待等核心内容[19]。在三级编码系统分析的过程中,有大量证据指向居民对社区治理质量的整体感知评价,因此将其作为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结果要素。当前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水平感知评价和未来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期许程度,较为完整地衡量了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整体水平。基层社区治理质量评价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是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根本指向。无论是主体构成要素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还是条件要素的客观实在性限制,都在遵循这一根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不断调试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实在性之间的匹配程度。这一创新机制在经济治理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大量典型且富有成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涌现,能够充分说明这一创新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同样具有广泛适用性,也充分说明现代化治理理论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其根源就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因此,现代化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结果要素维度,有力地彰显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优势所在。

4.核心维度的内在关联:“主体—条件—结果”三维链式动态互动结构

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维度结构包括主体、条件和结果三部分,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清晰且稳固:主体要素核心维度作用于条件要素核心维度进而得出结果要素核心维度,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居民自治+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会协同”等主体要素核心维度,通过“民主协商平台建设+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治理质量居民满意度”等条件要素核心维度,进而得出“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这一结果要素核心维度。因此,核心要素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逻辑链条可以进一步抽象概括为“主体—条件—结果”三维链式互动结构(图2)。“主体—条件—结果”三维链式结构的动态互动关系框架,已经成为当前应对突发外来变量冲击的重要行动策略,使得“常态—应急”状态适时精准动态切换成为一种新常态。党的二十大报告直接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表述,用以凸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心在基层,力量也在基层。因此,理顺基层社区治理“常态—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机制,也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回应的挑战问题之一。不同状态下,主体要素维度与条件要素维度的匹配结构安排策略不同,导致主体要素维度与条件要素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动态差异,这也说明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系统,具体表现为主体要素所展开的行动内容、条件要素所调动的资源种类以及主体要素作用于条件要素的方式、强度和范围都有极大的不同。由此,社区治理结果维度所追求的目标也会发生改变,比如社区治理状态由常态切换为危机应对,结果要素核心维度更为关注的内容则是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以此作为危急时刻社区行动的根本衡量标准。因此,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维度结构整体较为稳定,主要呈现“主体—条件—结果”三维链式传导结构互动关系,但是构成核心维度的不同要素之间并非以静态固定排列组合的方式存在,而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呈现高度复杂的动态匹配互动关系。这种非线性、高度复杂的内在演化机理极难进行捕捉并清晰阐释,但恰恰构成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为此需要不断优化和调适质量标准体系构成要素的组合逻辑。

图2 核心要素维度结构互动关系

五、结语

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体现了现代化基层治理的精细化结构转向。构建具有现代化特点的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要回应社区治理标准体系的维度结构以及内在关联,才能够解决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建构的理论溯源问题,进而更为自信地为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照标准。本研究应用类属分析这一探索性研究手段,利用其严密的证据逻辑链条来设计理论构建策略,将其应用于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层级结构探索。基于深度访谈所获得的全国10个城市36个社区的样本数据,清晰地呈现了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多维结构以及特质。

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包含三个核心维度。一是“五位一体”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共治的主体要素核心维度,二是“软硬件”充分有机结合的条件要素核心维度,三是侧重居民整体满意度感知评价的结果要素核心维度。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核心维度内部结构较为稳定,主要呈现出清晰简洁的“主体—条件—结果”三维链式传导结构互动关系,即主体要素核心维度作用于条件要素核心维度进而得出结果要素核心维度。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核心维度结构层次清晰稳定,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的内在生成机制,体现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框架体系的稳定特质。

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包含九个构成要素。其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居民自治+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会协同”是主体要素核心维度。其二,“社区民主协商平台建设+社区治理整体氛围+社区治理质量居民满意度”是条件要素核心维度。其三,“社区治理质量整体满意度”是结果要素维度。九个构成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方式并非与核心维度结构一样,呈现稳定的、规律性的链式传导互动关系,而是基于不同的时空条件呈现出高度复杂的非线性动态匹配变动关系,体现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顺时而变”的特质。

总之,本研究基于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维度结构探析,细致阐明了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稳中有变”的特质,有利于实现理论基础与操作标准之间的动态互联、有机衔接,进而全方位、多维度地提升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未来继续深化的方向是针对所提炼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九个构成要素,基于深度访谈资料凝练具体指标并给出标准内涵、计算参数和数据来源等内容,较为完整地展示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标准体系的完整样貌,并加以实地应用来检验其信度和效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