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先

细读索南才让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同名中短篇小说集《荒原上》，让人不禁暗暗称奇：你无法相信，这部小说集竟然出自一个初始学历只有小学四年级的牧人之手，其白描之细腻、其比拟之传神、其技法之前卫、其思考之辩证，让人嘘唏不已，难怪人们用“天赋异禀”来描述他的小说创作。索南才让的后来居上再一次颠覆了人们对高学历或者说“天山草”的迷信，他将激励所有注重学历的勤奋者或者说“涧底松”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不知曾几何时现代及先锋小说“才能的被滥用和误用”“缺乏对自我和同时代人处境和命运的关注”成了当代小说被批评界诟病的硬伤，半路出家、缺少规训和学院锻造，吸收现代及先锋小说创作技法，摒弃其“虚构性再创造”，以讲述雪域草原上个体生命独特体验和族群凡俗生活的索南才让的写作，却让编辑和读者眼睛为之一亮。正如阎连科所言索南才让的小说“让我们重新思考土地与文学的关系”“重新纠正了某种写作的偏差。”当然，索南才让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路遥、余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中外优秀小说家的激励与滋养，正因为索南才让的小说创作吸收了大量的先锋派小说的创作技法，也有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决裂的苗头，故索南才让认为他的创作属于余华式的先锋派写作，但纵览《荒原上》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笔者认为该作品集更接近于“新写实”，索南才让的“新写实”不仅具有自然主义写作的品质，还具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

何为“新写实”？新写实是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而言的，也有人称为后现实主义和现代现实主义。评论界认为，新写实小说作品具有“淡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追求描写生活的‘原生态’，竭力隐蔽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思想倾向”和“避开重大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致力于描写生活琐事、性爱心理和生命冲动”的特点。细读《荒原上》10 篇小说，索南才让的小说明显不同于阿来、梅卓等民族作家写土司制度的没落、写格萨尔王和仲肯传奇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杨志军漫游荒原、满溢激情的知识分子写作，笔者认为非常切合新写实小说的特点。

在这10 篇小说中，索南才让用精简的白描、形象的比拟、极具穿透力的概述，立体反映了高原牧区的婚变、打猎、牧马、巡山、杀羊、出走、雪灾、偷情、灭鼠、恋爱、剥牛皮、接生马驹、远足挖虫草等琐事，写的都是草原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他无意于塑造高大全的超人形象，他的抒写只与人性和生存勾连。譬如小说《在辛哈那登》，故事很简单，爸妈感情不和，争吵10 年之后，阿爸家外有了家，无可奈何的阿妈以“死给阿爸看”报复阿爸，最后被公牛挑死，索南才让没有通过故事情节的推进“塑造”爸妈这对“典型”，也没有详细阐述妈爸因为性格差异而导致感情不和，以及阿爸如何采取冷暴力折磨阿妈，如何外遇、出轨、招女婿等，而是不厌其烦地倒叙和插叙草原牧区本色生活，以及我与吉罗前后两次去辛哈那登找阿爸时，一路上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譬如吉罗如何教我学开车、坐骑“战士”如何遇难、牧区的酒店如何越赊越红火、吉罗组织“宝骏”赛马会、我与吉罗讨论漂亮姑娘为何更喜欢“二流子”、我质疑“因果论”、我如何宰杀公牛给母亲报仇，并客观描写阿爸现任妻子如何贤惠、如何有女人味等。索南才让在展示牧人原生态生活的同时，企图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复杂、更客观的现实生活，作者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深度谴责阿爸对阿妈的“摧残”，且借小说人物吉罗之口评价说“他可能遇到了真爱”，并理解地说“他肯定是遵照内心的那个冲动早就有了这个家”，清官难断家务事，爸妈婚姻的悲喜剧，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去审视，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思想倾向并不明显，也很难明显，因为“德者，道之滨也”，相比较传统的伦理道德，新一代的青年可能更认可“越是人性的越是道德的”。返回的时候，作者写道“我并不是看上去那么伤感，事实上我挺轻松的。如同一条河流总是服从大海的引导，我遵从着内心的感受去面对世界的一切。”作者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对现实和人性的坦然面对和深刻理解，新写实理论家们称为“零度情感”。

又如《德州商店》格日勒闯祸让罗布藏成为有两个父亲的男人的故事。故事也没有刻意描述格日勒如何因沾花惹草的性格与罗布藏母亲媾和成缘，而只是说格日勒那时正是闯祸的年龄，没有将事故的根源归咎于性格或人品，而归咎于青春期或荷尔蒙。故事也没有突出刻画格日勒，而是围绕着罗布藏给“白一点”看兽医展开，琐碎地描述贝子和马兽医的调侃，以及如何接送、如何打针，作者揭示了一种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生活“真相”。与《在辛哈那登》一样，作者也没有对“格日勒”泼墨鞭笞，罗布藏的“愤怒”最后也不了了之，正如作者所言：“事实上你会惊愕地发现想法的实施和影响力不但困难重重而且弱不禁风，基本上会被生活的浑浊毁得七零八落。”最后东周、罗布藏父子还是把精力投入到了灾难来临前的生计盘算之中，格日勒、东周、罗布藏的性格特点并不显著，他们只是以有缺点的普通人出没于“生活流”，作者所极力描写和表达的是生活的浑浊和人生的无奈。至于“性爱心理”和“生命冲动”方面，写的就更多了，譬如《牛圈》中“我”打猎上路的早上，对迷迷糊糊埋怨的妻子的“骚扰”，又如在《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中“我”、申登与一个名叫卢晓霞的风尘女子的纠葛，“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被她冤枉，于是就干了坏事”；还有《原原本本》中的草原鸡“小杂粮”的生活，《荒原上》“我”与银措的恋爱及金嘎手淫隐私被曝光后、为了尊严的自杀等。

之所以说索南才让的小说是“雪域草原上的新写实”，是因为这本小说集写的大都是德州草原上“冬天”寒冷、枯寂的庸常生活，没有理性回答“世界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还原了生活的本相，呈现的是生活的日常性和平凡性，并具有反英雄、反典型的特征。用索南才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话说“现在不流行英雄，流氓更好混”，小说集中的人物都是有缺陷的小人物，譬如《牛圈》中监守自盗、胆小如鼠的“我”，又如《接下来干什么》中的虚荣、败家、离异、酗酒的巡山队员金盖，他的伤残是因为酗酒后，同伴“难受得要死”不能上路，他独自一人巡山时被盗猎者捅下的，后来他就学乖了，从此好汉不吃眼前亏，用小说人物金盖自己的话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最好不要逞强，那只会害了你”，用小说中“我”的话说：“他再也不想做让自己难过的事情。”索南才让小说里没有写为生态环保事业顽强不屈、英勇献身的“大英雄”，自始至终写的是安全第一的“我”和有毛病、太过谨慎的老金。索南才让想极力表现的是历经挫折和创伤的小人物的“纯态事实”或卑琐生活，他并没有想塑造一名英雄或先进供我们学习，即使《原原本本》中决心离家出走的柏子和查木，最后还是没有走出草原，只“安生于一个美妙的夜晚”。

索南才让小说在呈现“平常性”的同时，还具有明显的自传特点。小说集《荒原上》10 篇小说中有6 篇是用第一人称写，当然我不是说作品中的“我”就一定是作者自己，其中不乏虚构，譬如获奖作品《荒原上》中的“我”就不叫索南才让，而是叫“卡尔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用第一人称叙事，更容易表达个人情感和个人经验。巧合的是卡尔诺，文雅内秀、喜欢看书，还给灭鼠人讲《白鹿原》，给金嘎教汉字和唐诗，不能不说没有作者的影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是一个牧马人》中的主人公“我”就是一个胸怀写作志向的写作者。作者在小说中写道：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我把多余出来的时间都用来写字了，我正在写一个故事，我每天写一大张白纸，持续个把月，起初我打算读给所有识字的人听，后来打算只读给自己听，再后来……我觉得应该读给火焰、偶思、瓦日克和一支笔听。”

“到了七月末，我写了一篇中篇小说。我去了镇上，吃了一顿午饭，看了一会儿手机促销活动，去超市选购了几本方格稿纸和铅笔，以及一盒用来在心血来潮时乱画的水彩笔，我去了邮局，用挂号把稿子寄出去。然后，我去了两个小时小书店，分别买了三本和一本书：《马克吐温短篇小说》《拜伦诗选》《泰戈尔诗选》和《冷山》。我开始尝试着欣赏诗歌”。

这里烙有作者明显生活印记的自传痕迹，我想这也就是作者在采访中所说的“过分依赖生活经验”之所指。

新写实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那么索南才让是靠什么赢得读者的？笔者以为：一靠原生异质的草原风情；二靠形神兼备、极具穿透力的语言艺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年轻一代牧人已经移居城镇，“同质化”的生活与审美已经使我们疲劳和厌倦，而12 岁即辍学的索南才让，命运使然，成了“最后的牧人”，于是得以体验雪域草原原生态的风土人情，他带有“复制性”的解读和书写，复活了城镇里难得一见的异质风情，虽然这种风情已经有网恋、基金等现代生活元素的侵蚀和融入，但因为遗韵犹存，而显得弥足珍贵。譬如《我是一个牧马人》中接生马驹的细节：

“她挣扎半个夜晚，到天亮的时候，总算露出了一个小脑袋，接着是两条前腿，但是到前肩时卡住了，她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她痛得直瞪大眼珠子。我赤膊上阵，蹬着她的大腿使劲地拽小马驹的脑袋和前腿，一支笔痛得沙哑得惨叫连连。火焰他们惊恐地站在远处不敢前来。也许是后来火焰们猛烈地齐声呼喊赋予一支笔莫大的力量，也许是她感受到了自己孩子生命的不断流逝，总之她抬起头，瞪着无限大的不服气的眼睛，露出齐刷刷的大白牙，然后头一扬那个小马驹就滚落下来……”

将牧区的生小马驹的生活情状，描绘得栩栩如生，让没有见过生马驹的城镇居民有身临其境、喜出望外之感。又如《荒原上》灭鼠工作队出发前，一段与现代生活渐行渐远的生活细节描写：

“等人都接齐后，乌兰兴致很高地检查了轮胎和车厢下的钢板，说哦呦，钢板压弯了。他有一个肥大的屁股，和整个身体极不相称。好像他吃三顿肉其中两顿都跑到屁股上去了。但他并不因此而显得笨拙。他坐回驾驶座又站起来，跟确罗讨烟。他的脖套上有一个小洞，烟嘴从洞口进去插在他嘴里，这样他就不用因为要抽烟而把脖套抹下来了。”

这样的风景在大都市上海自然是罕见的，也难怪《收获》编辑一见倾心。粗糙素朴的生存状态，异质庸常的人生况味，虽然不如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扣人心弦，但它因剥弃“高大全”、淡出“权力场”，直逼生活的本色和真相，而更感人心魄，因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昨天的记忆。当这些“生活流”的记忆在索南才让笔下复活时，我们犹如穿越了原始部族的牧场或村镇，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颇具地域和诗性特质的语言艺术，集中体现了索南才让驾驭语言的超人能力。《在辛哈那登》小说中有段关于吉普车行驶的描写：

“我们离开了315 国道。拐入一条残败仿佛还在冒烟的沙砾路后，吉普车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再不用我操心了。我惊奇地发现这辆车犯毛病尽是在平展的公路上，扭扭捏捏，磕磕绊绊，仿佛得了痔疮，到了沙砾路面反而精神抖擞，抽了大烟一样跑得又快又稳，居然隐隐传出欢快的声音。”

他的喻体就地取材、形象鲜活、概括精准，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让人过目不忘。这样的比拟在小说中俯拾皆是：“雪一直下个不停，像头老病牛在撒尿，断断续续没完没了”“草原格外宁静，青草的味道在空气里欢快地乱窜，像调皮的小马驹”“海春基本上脱虚了，他像面条一样倒下去”“确罗的裤子宛如一面投降的旗帜在风中飞舞，但确罗誓不罢休”“在滩地的边缘有一户人家，帐篷像牛粪一样臭臭地爬在草皮上”“冬夜的时间被冻得走不动了，只能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着。”

索南才让的比拟，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融会贯通，鲜活而又逼真。除了工笔般的原生态生活细节摹写外，索南才让的小说还有一个制胜法宝，就是对生活现象极具穿透力的概述，这与他的大量阅读和深入思考不无关系，我想这就是他所追求的“阿来的理性梳理能力”：

“而现在，它们（鼠）仿佛不曾出现过。因为它们不需要出来受冻，它们囤积食物正是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它们破坏整个草原的生态系统得到的食物，足够轻轻松松地过一个冬天。它们不会觉得破坏了什么，它们在为生存而奋斗。正如我们为了生存来到这里。真是棋逢对手！”

索南才让对生活的思考一直是辩证的，即使面对要消灭的老鼠，他也会换位思考：人类何尝不是如此？这种立体的思考将会诞生理性的人、理性地处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有了不会二次中毒的毒药，它们的小命就有了保障，不会出现十年前的那种惨事。兀斯说十年前因为一个失误，成群成群的野生动物吃了死老鼠而中毒死亡。那景象百年不遇，惨不忍睹。但奇怪的是没有谁为此事负责。到现在没人再提这件事，它们就那么可怜，死了就死了，没啥大不了的。但不是这样的，我们跟一个狗一个牛一模一样。”兀斯难过地说。

人只是生态食物链上的一环，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即使老鼠我们也不应该斩尽杀绝，斩杀也要防止顾此失彼，作者借兀斯之口反思了十几年前失败的灭鼠惨事，并谴责了人类的放任和对自己失误的宽恕。

“他狠起来比谁都狠，他把狠用到自己身上了。是的，我早该想到他会有行动的，但他往日的懦弱麻痹了我。我忘记了老实人狠起来才是真的狠。他真的报仇了。他把有自己精液的碗放在了确罗的头顶，他让自己结束生命。他报仇了！确罗得到了一个一辈子也无法洗脱的报应。金嘎，这世上只有你最有尊严”。

如果没有这些发人深省、引人思考的对生活、生态、人性、尊严等具有一定穿透力的表述，《荒原上》仅仅依靠自然主义的书写是无法走进《收获》编辑和鲁奖评委的法眼的，这些看似平淡的叙说，融合了多少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于一体的通达顿悟的思考和为人处世的智慧。多年前有论者认为“新写实主义在失掉旧现实主义非文学因素的同时，也失落了现实主义的精髓——理性批判精神”，希望索南才让能突破新写实主义及人文环境的局限，以更宏阔的视野、更远大的抱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