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亚锋 ，罗 锋 ，饶钰飞 ，易呈锋 ，吴聘奇 ，吕昌河

（1. 福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福州 350108；2.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21；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0 引 言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与农村人口居住和活动的空间单元[1]，其空间布局优化是提高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抓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保障[2-3]。由于前期缺少系统规划管理，中国农村居民点存在布局散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4]，农村居民点“荒废化”和“空心化”现象较为普遍，严重阻碍乡村振兴新格局的构建[5]。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区域要素流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生态的全面振兴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主旋律[5-6]。乡村振兴是系统内部多种要素的协调耦合和共生共荣[7]，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空间布局优化能够实现乡村地域发展要素重构。因此，科学规划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整治优化路径具有现实性与必要性。

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环节和内容，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开展：一是借助数理模型及空间分析方法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量化参考[4,8-9]；二是定性探讨优化模式及路径[5,7,10]。学者们通常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结合GIS 空间分析功能识别农村居民点类型并提出优化策略[11]。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蚁群算法[12]、CLUE-S 模型[13]、元胞自动机[14]等智能优化算法也逐渐运用于相关研究。由于智能优化结果受模型参数、输入数据精度等影响而与实际匹配存在差异，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的应用仍最为广泛。现有研究从城乡融合发展[15]、三生功能[16]、居住适宜性[17]、生态敏感性[11]、安全韧性[18]等视角综合评价农村居民点，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融合型、综合优化型、迁村并点型、内部改造型等优化类型[1,19]，并利用引力模型[20]、加权Voronoi 图[18]等探讨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调整优化。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然而，农村居民点是城乡要素汇聚及流动的空间载体，其空间布局优化需打破要素流动壁垒，为乡村振兴提供空间保障。而现有研究忽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缺乏基于要素配置与流动视角综合评价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差异及要素流动特征以探讨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农牧交错带农户居住分散，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散乱，生产生活设施落后，产业发展多依靠自身资源条件，缺乏与周边地区交流合作，乡村发展要素流动不通畅[16,21]。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界定乡村振兴与农村居民点优化的内在逻辑，在构建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及要素流动网络的基础上，测算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情况及流动能力，据此确定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在剖析可以力更镇（以下简称：可镇）要素禀赋与流动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优化路径，以期为推进特殊地域乡村振兴及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新思路。

1 乡村振兴、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内在逻辑界定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村地区生产效率低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农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日趋突出，传统乡村文化渐趋没落。基于此，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二十大则要求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产业振兴是实现地区振兴的核心驱动力，其具体实现需要基于生态条件制约下对资金、信息、技术、劳动力要素的综合配置；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软实力，是改变乡村人才外流现状，助推文化振兴，实现信息要素、技术要素集聚发展的重要力量；环境状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底条件，亟需提高对环境要素的重视程度，完善顶层设计，关注产业发展全过程与地区生态状况和谐共生；乡村善治，组织振兴是关键，组织振兴就是要培养一批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全面乡村振兴要求的提出意味着农村发展不能仅依靠工业反哺和城市支持，还需通过要素在城乡间、乡村内部重新配置，以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能[22]。如何使要素在城乡间及乡村内部优化配置、合理流动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要素配置及流动过程中，人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是带动城乡间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密切联动、深度融合的最佳要素[23]。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离不开人的组织和参与，各类发展要素的流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人，作为村庄建设的主体，人对村庄后续发展起到基础支撑作用[24]。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村人口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区域要素流动的桥梁，与村庄发展兴衰息息相关。人口流动可有效带动地区各类生产要素配置，调整乡村就业、消费、土地利用等结构，优化乡村地域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功能。此外，居民点间人口流动状况能直观反映不同居民点的联系强度及发展状况[25]，发展条件好的居民点人流量大，各类要素流动能力强，对周边的虹吸效应明显；反之，居民点人流量小，对外联系少，发展陷入停滞。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内涵在于优化人、地、业等生产要素配置以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3]，人口流动作为各类要素配置流动的重要纽带及表征，是突破村庄发展瓶颈的关键力量，能有效指导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是基于要素空间组合特征优化要素布局模式的动态过程，对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起关键性作用[26]。《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出，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村最为突出，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多表现为农村地区要素配置的不平衡及城乡发展层次的不平衡。通过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及环境等要素得以科学重组，进而有利于科学重构人口、土地、产业等各类发展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实现农村地区生产高效、生活便利和生态宜居[27]。因此，通过调整居民点空间形态及数量，重塑“人-地-业”协同发展格局，可有效满足乡村生产、生活及生态功能空间现实需求，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图1）。

图1 乡村振兴、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内在逻辑框架Fig.1 Inner logical framewor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可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40°47′03″～41°22′57″N，110°30′39″～111°52′16″E）（图2），曾为国家级贫困县（已于2019 年正式脱贫摘帽），是武川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该镇南距呼和浩特市33 km，镇域面积266.19 km2，下辖5 个社区，8 个行政村，2019 年底总人口3.59 万人，农村人口0.49 万人，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可镇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农村居民点规模较小，除靠近建制镇周边及交通枢纽处农村居民点分布较为集中外，其余大多分布散乱。该镇位于农牧交错带，农牧民生计方式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土地利用粗放、生态环境脆弱、人口流失等问题严重。人才、信息、技术等乡村振兴要素紧缺，区域要素流动缓慢，区域文化保护也因缺乏专业人才和资金投入，受到限制。亟需通过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实现各类要素合理配置，以增强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

图2 研究区位置及土地利用分布Fig.2 Location and land use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area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可镇农村居民点斑块为评价单元，共涉及180 个斑块，所用数据及来源包括：1）图斑基础数据，主要提取自武川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2019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矢量数据；2）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及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前者由武川县自然资源局提供并结合实地调研综合确定，后者根据《武川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 年—2020 年）》及《可可以力更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 年—2020 年）》确定；3）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武川县统计局提供的统计年鉴（2018—2020 年）；4）相关指标数据，人均耕地、草场面积通过实地调研结合相关矢量数据获得；距耕地、工矿点、水源、草场距离、建制镇距离通过ArcGIS 缓冲区分析获取；农业保险受保人占比、农户收入来源多样性、教师、医生人数、致富带头人数、常住人口数、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文化广场、健身器材、公共环境设施配置情况、文化遗产数量、年轻村干部人数、大专以上学历党员人数等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调查获取；植被覆盖度以居民点斑块所在自然村域为评价单元，通过Google Earth 影像结合1:10 000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及实地调研测算获取；坡度数据基于30 m 分辨率DEM 数据通过ArcGIS 提取，DEM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基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矢量数据，运用Fragstats 软件结合ArcGIS 中的Zonal Statistics 工具提取景观多样性指数；节日民俗传承情况、受灾率、村民凝聚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率等通过对村民、村委会深度访谈获取。5）研究区人口流动数据（仅涵盖农村常住人口，尚未考虑城镇及镇外人口流动情况）由实地调研获取。课题组成员在2019 年5—10月多次前往研究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研究区农户入户调查发放出行行为调查问卷并结合后续电话回访等形式获取斑块间Orientation and Destination (OD) 数据。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3.1 基本思路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载体，要素在居民点中的科学配置能够激发乡村发展动能。本文在界定乡村振兴、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首先从乡村发展要素，即产业、人才、文化、环境及组织5 个维度出发，构建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评价各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差异；再次，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可镇要素流动网络，通过测算程度中心度评价居民点要素流动能力；基于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得分与要素流动能力评价结果，通过构建通用矩阵模型并结合《规划》及《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精神，将可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划分为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原地观察类与搬迁撤并类；人流空间联系强度表征不同农村居民点间关系的强弱与村民社交偏好[25]，根据人流空间联系特征为搬迁撤并类农村居民点提供拆迁安置方向；最后，结合实地调研结果剖析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内生发展动力及问题，并据此提出各自优化路径（图3）。

图3 要素配置与流动视角下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思路Fig.3 Research ideas on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endowment and mobility

3.2 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农村居民点是乡村发展要素的集聚点，其布局特征反映了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情况[23]。产业要素是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事关农民脱贫致富；人才要素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推动乡村振兴需挖掘乡村文化要素，提升乡土文化价值；环境要素和组织要素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与根本保障。因此，参考现有研究成果[28-29]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及数据资料可获取性，从产业要素、人才要素、文化要素、环境要素以及组织要素5 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表1），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通过SPSS 软件对各指标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容差（tolerance）最小值为0.204＞0.1，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最大值为4.893＜5，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不需要对指标进行剔除或调整。

表1 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settlements factor endowment

1）产业要素

产业要素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资源禀赋、生产条件与生产保障共同影响产业发展[6]。可镇村民以农业生产和畜牧养殖为主，少数从事工矿业[16]。耕地与草地作为农牧业的基础生产资料，其人均面积反映农牧业资源禀赋状况[28]；距工矿点、水源、草场距离直观反映生产条件的优劣[2]；农牧业易受自然灾害等多种客观因素影响，产业发展不稳定性大，农业保险参保率和农户收入来源多样性共同代表了生产保障水平[18]。

2）人才要素

人才是乡村振兴中最具活力的要素。农牧交错带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才吸引能力有限。本文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从人才数量和人才潜力评价人才要素。选取教师、医生和致富带头人数量以体现乡村振兴中高水平专业人才的基本情况[30]，其中致富带头人专指具有一定知识或技术，在当地起到模范作用的农村专业型劳动者，如农村种植养殖能手、加工能手、农村经纪人等。人才潜力指投入一定的培养资源可将高潜力人员转化为人才的发展潜力，常住人口与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均是人才的主要来源与后备力量[29,31]。

3）文化要素

文化要素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与根脉。文化要素包含文化设施与民俗文化两大指标层，以对接乡村文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文化软实力，从而衡量文化要素综合发展潜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需要提高文化设施配备水平，文化广场与健身器材配置状况反映文化设施发展程度[29]。此外，保护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改变村民精神面貌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因此选择文化遗产数量与节日民俗传承情况反映乡村文化软实力[32]。

4）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受自然禀赋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及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是村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农业生产与生态安全起到关键作用，人居环境则与村民生活环境与生活满意度息息相关。参考相关文献[32-33]选择坡度、植被覆盖度、受灾率和景观多样性指数反映农村居民点生态环境，选择污水处理池、垃圾处理站等公共环境设施数量、农村居民点规模及距建制镇距离反映人居环境。

5）组织要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有运行良好、贴合实际、凝聚性强的组织作为保障，良好的治理能力和积极的公众参与能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本文从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与村民自治实践出发综合评价其乡村组织要素禀赋，大专以上学历党员数量与年轻村干部（35 岁及以下）数量[34]反映基层党员队伍治理能力，村民凝聚力与公共事务参与率反映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水平[32]。

3.3 农村居民点要素流动能力测算

人口流动作为要素在居民点间集聚扩散的重要载体，能有效促进要素流动。农牧交错带地广人稀，人口流动更能反映村民出行偏好选择，侧面体现各居民点要素流动能力。选取程度中心度衡量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性和中心性，要素流动能力越好，农村居民点中心度越高，其汇聚乡村发展要素的能力越强。本文以研究区人流状况为基础数据，运用UCINET 软件对研究区居民点网络结构进行定量分析。程度中心度计算式如下：

式中Di为居民点i的程度中心度，xij为居民点i流入居民点j（区域内其他居民点）的人口数，即i的点出度；xji为居民点i接收来自居民点j的人口数，即i的点入度。

3.4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识别

《规划》明确规定了4 类乡村发展类型，《意见》进一步指出，对于难以确定发展方向的村庄，可暂不分类，以留出足够的观察论证时间，但文件均未明确划分标准及细则[10]。相关学者[26-28]进行了横向扩充和纵向细化，但分类过多过细难以满足工作实践。因此，本文根据《规划》及《意见》精神，参考现有研究成果[26-28]并结合研究区实际，将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确定为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原地观察类及搬迁撤并类。其中，特色保护类根据历史文化与特色旅游相关保护名录结合实地调研确定；城郊融合类依据相关规划，将位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内的居民点确定为此类；其余三类则根据要素禀赋得分与要素流动能力评价结果，借助通用矩阵模型构建识别标准（表2）：要素禀赋得分与流动能力高的农村居民点，因其要素资源条件较好，人口流动较大，将其识别为集聚提升类；要素禀赋得分与流动能力中的农村居民点，因其资源禀赋有限，未来发展不确定性较大，将其识别为原地观察类；要素禀赋得分与流动能力低的农村居民点，因其地理位置和环境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将其识别为搬迁撤并类。

表2 集聚提升类、原地观察类及搬迁撤并类居民点识别标准Table 2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of agglomeration promotion, in-situ observation, and relocation merge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及流动能力评价结果

4.1.1 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结果分析

可镇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得分整体水平较高，得分中等及以上的居民点面积为399.48 hm2（表3），占可镇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74.32%。要素禀赋空间分布不均，总体呈“南高北低，中南部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图4）。结合研究区实地调研成果，具体分析如下：

表3 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结果空间分布Tabl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ctor endowment evaluation results in rural settlements

图4 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结果Fig.4 Evaluation results of factor endow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可镇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得分高的斑块56 个，面积186.88 hm2，占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34.77%，主要分布于大兴昌村。其产业要素水平较高，第一产业资源禀赋优势明显，有良好的农牧业生产基础条件，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户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人才要素方面，因其靠近城镇，人才交流相对较多，此外居民点常住人口数量多，教育普及率较高，人才潜力也不容小觑；文化要素方面，文体设施较完善，本地那达慕大会等节日民俗得以较好地保护与传承；环境要素方面，因其坡度低，自然灾害少，公共环境设施较完善，居民点规模较大，居民点生态环境质量高、人居环境宜居宜人；组织要素方面，村内年轻村官及高素质党员数量充足，村民自治实践效果良好，自组织性强，凝聚力高。

可镇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得分中等的斑块67 个，面积212.60 hm2，是3 种类型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类，占可镇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39.55%，主要分布于道路附近与巨字号村及乌兰忽洞村。其在产业要素方面等级居中，农牧业发展基础较好；人才要素方面，乡村人才数量较少，不能够完全满足发展需求；文化要素方面，拥有一定的文体设施，基本满足了村民文化体育方面的需求；环境要素方面，坡度适中，自然灾害发生率小，自然环境质量较好，距离建制镇有一定距离，公共环境设施基本满足生活需要；组织要素方面，村民自治实践及党员队伍建设成效显著，组织性较强。

可镇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得分低的斑块57 个，面积138.06 hm2，零星分布于可镇全域，占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25.68%，主要分布于远离建制镇与主要交通线路的大水圪洞村与地势较为复杂的三圣太村东南部、福如东村西部。其产业、人才、文化、环境、组织各要素水平偏低；二、三产业基础薄弱，人才缺失与人口流失问题并存，生产潜力有待提高；文体设施不健全，不能完全满足村民文化需求；自然、生活环境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低；村庄凝聚力、组织力较差，常住人口多为空巢老人难以形成有效组织。

4.1.2 农村居民点要素流动结果分析

因自然条件不同，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也各不相同，导致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然而，要素禀赋具有动态变化性，其通常流向更具发展潜力的地方。以可镇居民点斑块质心为节点，节点间人流数据作为关系，构建可镇要素流动网络。运用UCINET 软件计算各节点程度中心度，并利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分为3 级。可镇程度中心度等级空间分布不均，总体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图5），各村均存在较多程度中心度偏低的居民点，程度中心度高的居民点主要沿道路分布。具体分析如下。

图5 农村居民点要素流动能力评价结果Fig.5 Evaluation results of factor mobility capac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程度中心度高的居民点30 个，总面积为99.28 hm2（表4），面积占比18.47%，该类居民点在可镇各村均有分布，但数量偏少、空间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靠近建制镇的大兴昌村与巨字号村。此类居民点靠近主要道路，交通条件便利，基础设施完善，是各类要素流动的桥梁，承担人流、物流集散中转等功能，对周围居民点吸引力与辐射力较强。程度中心度中的居民49 个，总面积为155.12 hm2，面积占比28.86%，除天力木图村分布较少外，其余各村分布较为均匀。该类居民点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条件仅满足居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对周围的吸引力一般，除必要的出行行为，多数居民生产生活刚需往往就近即可满足。因此，该类居民点人口流动规模较小，与之对应的要素流动能力也偏弱。程度中心度低的居民点101 个，总面积为283.14 hm2，面积占比52.67%。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散乱、人口流失严重，因此程度中心度低的居民点在可镇占主导地位。该类居民点基础设施落后，各类发展要素紧缺，生态环境脆弱，人口流动规模与人口流动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对外联系微弱，且现存节点网络体系结构不完善，未能形成以点带面的协同发展格局。在巨字号村、大兴昌村、乌兰忽洞村、三圣太村和大水圪洞村，程度中心度低的居民点数量较多。

表4 农村居民点要素流动能力统计结果Table 4 Statistical results of factor mobility capac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4.2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优化路径

1）特色保护类

可镇特色保护类居民点9 个，面积28.31 hm2（表5），主要分布在三圣太村与大水圪洞村，个别位于福如东村和乌兰忽洞村（图6）。该类居民点具有特色旅游资源，历史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乡村发展要素资源禀赋具有先天优势。因此，应积极促进村庄各类要素流动，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使其重新焕发活力。同时要谨慎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传统文化发展并举，以实现乡村文化、环境要素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动。

表5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统计结果Table 5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图6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分布Fig.6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typ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2）城郊融合类

可镇城郊融合类居民点20 个，面积66.06 hm2，主要分布在靠近建制镇的大兴昌村，定相营村西南部、乌兰忽洞村东南部等地也有少量分布。该类居民点作为建制镇未来规划的拓展区域与城乡发展要素流通的集散中心应抓住发展机遇，依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城乡产业融合、人才互通、组织共建，并积极进行文化、生态建设。此外，城郊融合类农村居民点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调整绿地面积比例，平衡好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深化城乡发展要素流动构建廊道。

3）集聚提升类

可镇集聚提升类居民点40 个，面积132.64 hm2，主要沿县级公路纵向分布，零星分布于巨字号村和三圣太村。该类居民点多为中心村，要素禀赋得分与流动能力均处于较高水平，发展前景良好。但也存在人才要素短缺、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产业发展未与地域特点结合等问题。因此应加大对区域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完善并拓宽各类要素流动渠道，以完善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吸引先进技术与人才，同时着力提高农业耕作技术与机械化水平，挖掘本地产业发展潜在能力，增强居民点发展内生动力。

4）原地观察类

可镇原地观察类农村居民点共24 个，面积81.32 hm2，主要分布在巨字号村与三圣太村靠近主要道路部分，其余各村均有零散分布；该类农村居民点由于生产要素集聚规模有限，要素禀赋与流动优势不突出，未来发展路径不明朗。因此，为分类施策推进乡村振兴，此类居民点应留出足够的观察论证时间。对于具有发展潜力的，应充分认识自身综合条件，挖掘本底资源，科学制定并严格遵守相关村庄规划，补齐地区发展短板，从而改变要素流入难的现状；对于未来发展停滞甚至退化的，应减少相关要素的配置，合理引导要素流动，并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5）搬迁撤并类

可镇搬迁撤并类农村居民点87 个，面积229.21 hm2，主要分布在大水圪洞村、天力木图村、福如东村中西部与地势相对复杂的三圣太村东南部。该类居民点远离建制镇或主要交通线路，人口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条件与自然环境条件都较为恶劣，村庄发展陷入停滞。因此，在充分听取当地村民意见的前提下，经由村委会同意可进行搬迁撤并，按照相关规定对搬迁户给予一定经济补偿。本文根据可镇搬迁撤并类居民点与行政村内其他居民点的联系强度确定搬迁撤并类农村居民点拆迁安置去向，将联系强度分为高、低两个级别，联系强度高的居民点确定为搬迁首选地，以最大限度降低村民搬迁阻力，促进弱势地区村落向生产、生活条件良好的村落集聚（图7）。

5 结 论

本文在深入探讨乡村振兴、人口流动与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综合要素禀赋与要素流动能力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分析框架。以可镇为例，从产业、人才、文化、环境、组织5 个维度衡量居民点要素禀赋状况，通过要素流动网络分析居民点要素流动能力，基于两者组合特征实现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主要结论如下：

1）乡村发展潜力主要取决于影响其发展的各类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在要素流动配置的过程中，人口流动作为要素流动的重要桥梁对于各类要素的合理配置起到关键作用。而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是协调人地关系、重塑乡村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格局的重要途径。在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过程中，要素配置结构得以重构，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2）本文从产业要素、人才要素、文化要素、环境要素及组织要素5 个维度出发选取关键指标对研究区各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资源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居民点面积399.48 hm2，占比74.32%。但存在空间分布不均、两极化格局明显等特点，反映出可镇近年来乡村振兴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亟需因地制宜安排村庄布局，分类有序推进村庄建设，科学引导各类要素优化配置，为不同居民点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3）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要素流动能力偏低，总体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程度中心度低的居民点101个，面积占比52.67%。此类农村居民点存在人口流失、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区位条件差，导致与周围居民点联系微弱，要素流动缺乏活力。程度中心度高的农村居民点30 个，面积占比18.47%，其基础条件优越，对周边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与辐射带动力，成为区域人流、物流的集散地，要素流动能力强，发展前景良好。

4）本文结合《规划》及《意见》等政策文件精神，将可镇农村居民点划分为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原地观察类及搬迁撤并类5 种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居民点优化路径。特色保护类：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应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提升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动；城郊融合类：受城镇发展带动，是规划拓展区域，需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集聚提升类：加大信息、技术投资，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促进人口流动和要素科学配置；原地观察类：充分了解自身条件，挖掘发展潜力，优化资源配置，补齐短板；搬迁撤并类：根据村民意愿并参考联系强度确定搬迁方向，整合发展要素。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地区各要素的集聚中心，其空间布局优化涉及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和流动。本文借助农村居民点要素禀赋评价指标体系与社会网络分析，从要素配置与流动视角对可镇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进行了相应探讨，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居民点优化策略，丰富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研究视角，并为农牧交错带村庄规划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然而，本文中农村居民出行行为数据通过多次实地调研获取，并采用电话咨询等方式进行跟踪补充调查。该数据获取方式效率较低，且难以消除村民主观因素带来的误差。后续研究中，可借助百度出行等大数据平台，高效精确地获取人流、物质流、资金流等数据以进行更大尺度的研究。此外，本研究人口流动仅考虑农村居民的人口流动情况，未将城镇及镇外人口流动情况纳入考虑，城乡间人口双向流动对农村居民点要素配置流动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