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

诗评家多有所偏爱，但在从事评论活动时不能偏废。在中国，“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历来是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也是评价史书价值高低文野的主要标准。晋代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尽而不污，直书其事。”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书其应书，这也是优秀诗评的品质。比如新时期诗歌评论。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期。在已成名者中有艾青、曾卓、绿原、穆旦那样的“归来者”诗群和臧克家、冯至、张志民、郑敏那样的资深诗群；在年轻人中则有北岛、舒婷、顾城、食指那样的朦胧诗群和雷抒雁、叶延滨、傅天琳、吉狄马加那样的“新来者”诗群。四个诗群共同构成新时期诗歌的辉煌，在艺术攻坚上打前锋的是朦胧诗群，在诗坛上人群最多、艺术生命最长的是“归来者”和“新来者”诗群。他们都不应被矮化或忽略。把新时期诗歌仅仅归结为某一个诗群，这样的诗评就是把偏爱变成偏废的一种典型。

诗评是“行动的美学”

诗歌评论是诗坛“行动的美学”。新诗发展史上不乏这种现象：优秀的诗评，有时比它所评的诗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诗已被遗忘了，诗评却还在发光。诗人殷夫（白莽）的诗集《孩儿塔》收诗六十五首，如今让人记得的已经很少。鲁迅写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却是评论精品，入编语文课本。这证明：诗评不是附丽在诗歌屁股上的尾巴，或是靠吹捧诗人过活的乞丐，也不是专与诗歌为难的无赖。诗评，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现象，它是诗寻觅美的不可或缺的伙伴，也是读者欣赏诗的贴心向导。

诗评要摆脱俗气，向权力诗评、圈子诗评、交换诗评和红包诗评说“不”，保持自身的高洁。诗评家应该是诗坛上行得端走得正的正直人，他应当与凡俗利禄绝缘，他应当拥有诗歌忠诚和学术忠诚。为了某种需要（媚俗，利己等）而胡捧乱吹的诗评应当记得鲁迅的话：“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

诗评要摆脱平庸，勇于克服思维惰性，超越思维定式，不断更新知识结构，调整感觉系统，具有创新的明慧与锐气，充当诗歌不断更新的永恒过程的推动者。诗评既要尊重已经抽象出来的艺术规律，又要有从已有规律之外的新的创作现象中去发现新规律的敏感与热情。珍视既往的诗学遗产绝不是盲目崇拜过去，诗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力求在已有轨迹上继续向前开拓。

诗学不是数学，严羽《沧浪诗话》说：“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评家固然应当是博學家，但他首先需要的是：对美的感受力、辨别力、鉴赏力。和诗美隔膜的人请远离诗坛吧。我喜欢俄罗斯学者别林斯基对某些诗评家的嘲讽：“他把古希腊雕刻的性质描写得头头是道，却指给你看一只打破了的煮汤的瓦罐，赌咒说这是一只希腊花瓶。”

“诗歌大于诗人。”优秀的诗评，有的甚至比诗人本人更深刻地看出自己作品中所客观包容的丰富内蕴。像鲁迅给沙汀、艾芜的信中所说：评论要“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西方诗学主张“批评是心灵的探险”，中国古典诗论主张诗评要“善体诗人之意”，都是强调诗评要懂得诗人，要进入诗歌内部说诗。先要入乎其内，而后才能出乎其外。诗评家可以说是在重温诗人之梦。为了这个“重温”，诗评家就得“知人论世”，敬畏诗人的创造，倾听内心的声音。不知道诗人及其时代，诗评家就难以把握诗的感情内蕴，难以从诗人主观之梦中窥见那产生这种梦的客观环境。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要反对在诗之外说诗，反对在诗之上说诗。诗评家要具体探讨诗的文野得失，诗评才能使读者甚至诗人本人对作品得到更正确、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诗评随时都在以各种方式活跃着。艺术真理是从局部到整体、从相对走向绝对的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它在艺术实践中产生而又得到后者的检验与证明。诗学亦复如此。诗学的发展需要多学说、多学派及其相互争鸣，这是诗学发达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诗歌创作日益成为一种自觉的美的探索活动的今天，优秀诗人的诗往往也就是出色的诗评。一位诗人的风格、技法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流行风格、流行技法，这就是一种诗评——没有写成文字的诗评。不写评论的徐志摩、李金发、舒婷、傅天琳等都是这样的诗评家。

诗评也是最高语言艺术

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诗评同样也追求“像诗一样”的语言理想，优秀的诗评总是闪耀着诗的光彩。就像罗兰·巴特所说：“有影响的评论家自己同时也就是作家。”评诗，要用诗一样的语言，要有诗的灵魂：精练、别致、优雅、美丽。在当代诗坛，谢冕的诗评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诗评家洪子诚曾说：“谢冕这个人是一个发光体。”谢冕的诗评富有诗意的文采。读他的诗评，读者既会获得逻辑审美的快感，又会获得如同读诗一样的美感。他的诗评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他是评论家，但是他也是诗人，纯净、激情的诗人。且读他早年对舒婷的评论：“这位生长于南中国海滨的青年女性，她的心灵和她的诗句的魅力，如今已引起中国相当广泛的人们的兴趣。如同世上所有试图改变原有生活格局的创造一样，当她以不同于流行方式的方法写诗，谴责的暴风便袭击了她。她的思维和情感方式被解释为异端。这是一种因心灵隔膜而产生的误解。但是，当我们真正接近了她所拥有的世界，我们便惊诧地发现，这位被指责为脱离时代的诗人，却是体现当代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最充分的人。”没有枯涩无趣的所谓“理论语言”，既有推理的严密，也拥有诗的格调和韵味。

中国诗评要有中国气派

1918年1月15日出刊的4卷1期《新青年》杂志登载的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的九首诗，是第一批公开发表的中国新诗，距今已过百年。过百年的中国新诗，现在几乎仍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之外。许多诞生之初就出现的争议至今仍然困扰着新诗。现代诗学必须面对这些周而复始的话题，诸如：诗的公共性与个人性、诗的大众与小众、诗家语与日常语、诗人与读者、新诗与诗体建设，等等。中国诗评要拒绝剑走偏锋，对自身进行辩证的反思，从传统寻求创新，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话语体系，寻求中国气派。

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基本特征，智慧的中国传统诗学总是尽量避免公式与概念。即便在非进行理论概括不可的时候，它往往也背对完全抽象的纯概念，而是去寻觅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类概念。欧美诗学是思辨式的，它运用的是纯概念。纯概念具有精确性，然而，对诗学而言，精确其实也就是不精确：好像用解剖刀将一个活人肢解研究，这样的研究也许是精确的，但是被解剖者的生命却没有了。在中国，小说评论家一般不写小说，戏剧评论家一般不写戏剧，但是诗评家本身往往自己就是诗人，对诗的兴趣和对理论的兴趣是相融的。运用类概念的中国诗学在评论过程里，总是保留了诗歌作品的全部鲜活的生命。欧美诗学变圆为方。欧美诗学论著是大厦，德国学者莱辛一部《拉奥孔》，从拉奥孔的哀号出发，洋洋洒洒数十万言，从各个方面论述诗与画的异质。中国诗学以圆说圆，以方说方，中国诗学论著却给人“砖瓦”的感觉，这可是拥有诗歌血脉和秘妙的“零散砖瓦”。皎然《诗式》谈“诗的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谈了六种追求，这些追求都没有运用纯概念来阐述，但极为精确，极为精彩。袁枚《续诗品》谈“空行”：“钟厚必哑，耳塞必聋。万古不坏，其惟虚空。诗人之笔，列子之风。离之愈远，即之弥工。仪神黜貌，借西摇东。不阶尺水，斯名应龙。”这样谈空灵，就很接近诗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