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为了转移国际视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悍然于1932年1月28日夜间突然袭击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史称“一·二八”事变。那时，正逢鲁迅寓居上海，他亲历了战争全过程。

遭遇战事

说起鲁迅在上海所遇战事，不得不提到内山书店及书店老板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于1917年在沪开设了内山书店。据《鲁迅日记》所载，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午后抵上海”，5日便冒雨“往内山书店买书”；此后， 8日、10日、12日的日记中均有到内山书店购书的记载。内山完造与鲁迅由此结识，并最终成为鲁迅的外国挚友。

1929年，内山书店扩大经营规模，从魏盛里迁到了北四川路底的施高塔路11号。1930年，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一家迁入同样位于北四川路底的拉摩斯公寓，这样鲁迅从住所出发行至内山书店仅三五分钟的路程。鲁迅妻子许广平曾回忆：“因为居住得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的就走到书店了，假如不去，不是有事，就是病了，内山就一定会到家里看鲁迅。”

“一·二八”事变前后，上海的局势非常紧张，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勃勃，要在上海挑起战争，到了1月28日下午，闸北、虹口一带的路上都是逃难的民众。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有“下午附近颇纷扰”的记录。是夜11时30分，日军即向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一·二八”淞沪抗战全面爆发。次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九日 晴。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

据许广平回忆：“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二十八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面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突然看见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驰去，似衔枚疾走得匆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是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

2月下旬，鲁迅亦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

暂居书店

据许广平回忆：“到三十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来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人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他们当即离去了。但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一家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層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就无法完全免除，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鲁迅三弟周建人被内山从日军手中救下后，“三十日下午，我们仅仅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女工连同我们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

另据《鲁迅日记》当日所载：“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而避居书店期间，鲁迅及其家人的生活极为拥挤且暗无天日，“女工、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许广平回忆道。

可以想见，在这种状态下一定甚是煎熬，而这种煎熬并非完全源于生活状态。鲁迅的日记未见1月31日，而自2月1日起连续5天均为“失记”。这几日或是他所不愿提及的。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这样写道：“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2月6日，鲁迅、周建人两家人及家里的女工在内山书店日籍店员镰田诚一的陪送下迁避苏州河南岸的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二楼，依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不过，由于此处位于英租界内，与战区相隔，两家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这一天恰是农历大年初一，鲁迅在日记中记：“旧历元旦。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避居英租界后，即已脱离战火，鲁迅立刻与母亲及其他亲友恢复通信，以报平安。由于前几日的生活尤为困顿，他除了购书购帖外，亦同在沪亲友饮茗、饮酒，以做放松。

此时上海的局势仍不明朗，鲁迅于2月下旬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还曾表示：“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

对日态度

3月以来，上海战事渐停。不过，日军作战时，不仅针对中方军事目标发动攻击，民宅、商店等民用设施亦遭到其严重破坏。3月13日，由于“晨觉海婴出疹子，遂急同三弟出觅较暖之旅馆，得大江南饭店订定二室，上午移往。三弟家则移寓善钟路淑卿寓……”3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记有“复省旧寓，略有损失耳”。次日又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损失……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乔峰（周建人）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掠，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3月19日，鲁迅在日记中记有“海婴疹已全退，遂于上午俱回旧寓……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等内容，从而结束了一家长达一个多月的避居生活。

那么，鲁迅在上海之战后对于中日关系作何态度呢？

1932年2月初，《文艺新闻》之战时特刊《烽火》中曾刊登《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抗议日本侵略之暴行：“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政府对日妥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署名者中，鲁迅的名字位列第二位。

而在此后的资料中，鲁迅亦无意间透露着对于日军挑起战事的态度。7月5日，友人山本初枝即将返日，便向鲁迅辞行并求字留念；写得后，鲁迅曾委托内山转寄。其一为《一二八战后作》，云：“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作品除了祝愿友人平平安安外，更含蓄地表达出其反对战争的情绪。

另一方面，在鲁迅的日常交往中，日籍人士众多，仅日记记载的就高达200人以上，除内山完造、山本初枝等人外，以镰田兄弟为代表的日本庶民的真挚友情则更为难能可贵。上海战事期间，鲁迅避居诸事多由内山书店日籍店员镰田诚一执行。1934年5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闻镰田政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之后，鲁迅不仅亲自为其撰写墓志，又于《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再次提及：“我还要纪念镰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而镰田诚一的哥哥，同为内山书店店员的镰田寿亦在《鲁迅日记》中被提及多达二十余次。由此可见，鲁迅还是坚持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

在亲历“一·二八”事变后，鲁迅陆续发表了诸多关于民族存亡问题的文章，不仅诠释了其早年弃医从文的选择，更一次又一次地敲响了中华民族存亡的警钟。此时，鲁迅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抗日作家的旗手。

（摘自《团结报》李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