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 志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安徽 阜阳236031;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22)

在国际政治场域,博弈的方式有很多,除依赖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也可通过语言等文化软实力进行政治博弈。这其中最常用的一个语言手段就是贴标签。多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动辄给别国贴上诸如“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负面标签,藉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实,国际间一切政治博弈均须借助语言进行,政治博弈说到底也是一种语言博弈。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重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采取行动,忽视了语言手段,或者说,还未能在语言层面大有作为。因此,应警惕国际政治场域的语言危害,重视语言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适时采取语言治理措施。现在我们尝试以国际政治场域的滥贴标签为例作出解读,并努力提供一些语言方案,希冀能对中国防解滥贴标签有所启示、有所裨益。

一、何谓贴标签?

贴标签(labelling)是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此释义为:“比喻在评论中不做具体分析,只是生搬硬套地加上一些名目。”[1]1302安佳认为:“贴标签是指把某个人或者观点贴上标签,将其划入到某个模式或类别中,从而完全不再考虑他们。”[2]从以上定义来看,贴标签更像是一种武断的行为,极易给对方造成伤害,恶意贴标签者不一定“完全不再考虑他们”,可能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一般而言,要给对方贴上标签,大体涉及这样两种过程:一是选择标签——贴标签;二是明确对象——制作标签——贴标签。为完整呈现这一过程,我们选择第二种加以论述。这一过程一般涉及三个“W”:第一,明确对象,即解决给谁(who)贴的问题。贴标签者往往会选择特定的对象(可以是个人、机构、组织、种族、国家以及某种言行、事件等各类实体或事体),以便量体裁衣,独家制作,这时标签便具有了针对性和专门化属性;第二,制作标签,即解决用什么(what)贴的问题。首先选取语言材料,比如语音、词汇、语法等等,当然还有构成方式,据王富波的研究,标签的构成方式可以分为六类,“分别是引申、比喻、类推、缩减、谐音、数字与字母”[3]。不同的标签构式,可能产生不同的标签效应;最后一步,贴标签,即解决怎样(how)贴的问题。贴标签很有讲究,不宜乱贴,要聚焦、要精准,这样才能产生贴标签者期望出现的标签效应。贴的范围广泛,可以是政治、商业、广告、教育、职场等各个场域;贴的方式自由灵活,可不需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对方面前,哪怕万里之外通过媒体遥控即可行使这一行为。若要保证贴得上、贴得牢、贴得好,贴标签者往往不会一走了之,还会不断咒念、喊话、举证、旁证甚至不惜大肆宣传等,这时被贴标签者往往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就像孙悟空被压在了五行山下,动弹不得。

被贴标签者可能产生哪些效应呢?首先要看这个标签是正面标签还是负面标签。通常情况下,正面标签往往产生积极的效应,被贴标签者受到鼓励、激励、上进、启发、保护、承诺等,而负面标签一般具有讽刺、造谣、污蔑、炫耀、煽动等效应,被贴标签者这时背负了极大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其次,取决于被贴标签者的心理暗示效应。若被贴标签者怀疑自己,产生不自信,进而作出自我印象管理,向着越轨行为方向发展,这正好中了贴标签者的下怀;若被贴标签者对标签不认可,努力以话语、例证、实物等方式揭下标签,则向着标签所喻示的相反方向发展,但这往往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的作用,会框定或塑造一个人,因为“个体的人要认知新的对象世界时,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当个体的人要认知世界时,他首先要接受的便是语言结构所记录与承载的这个世界——种种关系、各种框架、各种世界观”[4]。即使勉强揭下,但负面影响却不会在短时间内很快消除。因此,这也是贴标签者热衷于给别人贴标签而藉此实现自己意图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滥贴标签何以能污名化中国?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一直将贴标签用作政治宣传与博弈的惯用手段之一,不遗余力甚至想方设法地给中国滥贴不少标签,以此污名化中国。那么,滥贴标签何以能污名化中国呢?

首先,标签作为一种语词形式,是人类认知概念化的产物,与现实往往不具备等值性。从标签的制作来看,制作者往往凭借自己的道德、伦理、兴趣、权势等自行进行语词选择、排列与组合等,很少受制于人,这时,制作者的主观意图就会通过语言组构固化为语言符号。当然,这里不排除制作者为了一己之私或政治操弄而肆意歪曲、渲染、讹诈等,从而将对方置于标签语言所框定的污名化意义之中。可怕的是,制作者常常就是那个贴标签的人,从而让对方百口莫辩,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怀疑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迅速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为一例。再如,自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积极抗疫,并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序列,率先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合作,得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政客仍然以“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来污名化中国,试图转移公众对本国应对疫情无能的注意力。若从认知语法的角度看,这一标签构式为∑1(地名)+∑2(病毒),∑1、∑2分别为两个不同的象征结构[[S1]/[P1]]∑1与[[S2]/[P2]]∑2,其中S1S2、P1P2分别为其语义极、音系极,∑1与∑2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偏正关系或领属关系,∑1∑2间张力小,紧致度高,进而生成更为复杂的象征结构:[∑1]+[∑2]=[∑3],从而将病毒与地域紧紧捆绑起来,以实现对中国的污名化。不难看出,一方面美国既是贴标签者又是标签制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布施语词,玩弄语言技巧,使标签成为一种语言游戏;另一方面,贴标签的过程又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灵活,且借助当今发达的媒介得到及时、经济、快速地传播,这无疑又加大了被贴标贴者——中国的受害程度。艾奇森(Aitchison,J.)认为,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谈论缺席的、不存在的事物和现象的置换能力[5]。负面标签语言同样如此,滥贴标签成为美国污名化中国的惯用语言手段之一。

其次,标签往往文字精简,是一个词或词组,具有高度的凝练性、浓缩型以及极强的概括力。一个标签往往至少建立起一个框架。若从心智的角度看,框架就是一种心理结构,一种人类看待世界方式的心理结构,属于认知科学家所说的认知无意识环节,正是它塑造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制定的计划、付诸的方式以及对行动结果好坏的认定。若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字词都是相较于概念框架来定义的。正如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莱考夫( Lakoff,G.)所言:“你听到一个词,它的框架就在你大脑里被激活了。”[6]4比如,我们以“中国威胁论”这一标签为例加以分析,看看它是如何激活框架来污名化中国的。首先,你想想“威胁”一词建立的框架吧。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威胁为“①用威力逼迫恫吓使人屈服;②使遭遇危险”[1]1358之义,贬义色彩浓烈,充斥着邪恶、非正义之感。有威胁必然就有威胁者、受害者,而这个受害者恰恰就是炮制或鼓吹“中国威胁论”者。其次,面对威胁必然不能无动于衷,勇于和“威胁”作斗争的人好似英雄,而实施威胁行为者则成了人人喊打的恶棍。这就是框架。这一框架由“中国+威胁”两个概念构成。可这远没有结束,后面一个“论”字则又构成了另一重框架。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论”共有7种义项,这里显然取第②种“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话或文章”[1]859之义。这一框架组合为“中国威胁+论”,主要由中心词“论”来激活,“中国威胁”居然成为一种“论”了!有论就要有论题、论者,这个论者可以是利益攸关方,也可以是大众主体,不知不觉间,“中国威胁”好似成为人人皆可论的大众话题了!可见,“中国威胁论”这一污名化中国的标签看似短小,实则有双重框架叠加而确立,这使得这一标签的污名化意义变得更加稳固而不易消解。这实则是西方一些国家布设的语言陷阱,它一方面用语词把中国扯进了威胁的陷阱,另一方面把自己这个始作俑者标榜为受害者和英雄,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就是框架的力量。它极好地诠释了贴标签的定性和导向作用,这样的定性和导向扭曲了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谭立铸指出:“人的运思不仅受到语言的牵动,而且被严格地局限在所用语言的语境之内。”[7]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语言就是控制思想。一旦被贴定负面标签,就有可能深受标签之毒而难以自拔。西方一些国家就是通过这种语言手段实现对中国的污名化的。

三、如何去污名化?

如上所述,标签作为一个(串)语言符号,是通过框架来进行定义的,标签一旦贴定,被贴标签者无形之中会受到标签的框定,从而深受贴标签之害。那么,如何消弭滥贴标签所致的污名化呢?

第一,记得不说。标签一旦被贴,往往会禁锢人的思想,框定一个人在标签范围内以标签之言行事。倘若我们想去除标签,就要否定框架,但这谈何容易!莱考夫( Lakoff,G.)在其《别想那只大象》一书里指出:“正如本书的书名所示,就算你是在否定一种框架,同样也是在激活该框架。如果我对你说‘别想大象’,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大象。”[6]4-5因此,用对方所贴标签的话语体系来否定框架就等同于激活了对方的框架或者说无形之中强化了对方的框架,破坏了自己的观点。因此,对于对方滥贴的标签,我们应少说、少使用或不使用,更不能当做一个语词固定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也不宜让这样的负面标签频繁往复地出现在各种广播、报刊、媒体及影视作品等中。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宣扬和固化了对方的框架,另一方面不啻于自己给自己贴标签,让负面标签与自己如影随形,就愈发难以去除了。这样做是有哲学依据的!因为“道说意味着:显示、让显现、既澄清又遮蔽又释放地把世界呈现出来”[8]107,海德格尔这样提醒我们面对语言:“惟词语才能使一物存在”“如果那词语……未说出,便还是没有人造卫星”[8]62,意思是说,在词语缺失处,一物存在,但未出场;诗人施特凡·格奥尔格( Stefan Anton George)在其《词语》一诗中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8[60]因此,不要轻易否定框架,记得不说,不要使那物出场。

第二,新建框架。虽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在国际政治场域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一旦被贴定负面标签,轻者失信于国际社会,重者被国际社会所孤立,一枚小小的标签可以为我们的内外部舆论环境带来重大影响,不可小觑。如果我们成功地为公共话语重建了框架,就改变了公众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改变了人们眼中视为常识的东西。比如,2019年美国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他们试图通过这一框架污名化中国,你想想“操纵”一词建立的框架吧。由于语言激活框架,他们污蔑中国只需用“汇率操纵国”这五个字就够了。而中国要想去除这一污名,必须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长篇累牍的解释,甚至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数据、图表、报告等来,显然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我们没有既定的框架,也就没有固定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新建框架,比如“中国是xxxx国、汇率xx、xx汇率”等,有了自己的框架,在语言博弈中才能掌握话语权。因为框架是观念,不是口号,要让人们进入意识,并不停地重复它,直至它进入正常的公共话语中。只要框架有了,支持这一框架的话语就能说来就来,也才容易让对方无意识地进入我们的框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污名化。莱考夫( Lakoff,G.)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说真话行不通,你必须从自己的视角来有效地为真相建立框架。”[6]52重建框架就是变革社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想想美国通过给其他国家滥贴标签而采取的侵略、封锁、施压、制裁等行为而导致的恶果,就不难理解。

第三,反贴标签。自从被贴上标签的那一刻,就被动了。即使勉强揭下,但负面影响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倘若三番五次或频繁地被对方贴上各种各样的负面标签,就会让被贴标签者不断地陷入被动,时常为揭下标签去除污名化而疲于应付。与其这样,不如反贴标签。以我们为主,化被动为主动,为对方的行为贴上标签(当然,不是滥贴标签),积极以语言手段来给对方贴上适当的标签,以牵制其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由于对方滥贴标签所致的污名化现象。这是一种积极作为、主动去除污名化的行为。首先,反贴标签也要讲究时机,可以在对方滥贴标签前后,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在之前行动。若在对方之后,就明显被动了,这时的反贴则是一种被动的防御行为。其次,反贴标签要稳、准、精,不能滥贴,以免和对方发生标签大战。贴标签往往也是一把双刃剑,掌握不好尺度,会适得其反。值得说明的是,所贴标签一定要符合我们的理念、框架和价值观,反贴标签绝不是瞬时行为,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为议题建立日常性的概念性框架,要做一定的储备和准备工作,要让一些人的大脑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些概念后,反贴标签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上只是我们从语言角度所探讨的去污名化行为,期待能为消弭滥贴标签所致的污名化行为贡献一点语言方案,语言之外,当然还有众多决定性因素。许彤指出:“被污名化的程度完全视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可得性而定,也就是说,除非一个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来左右公众对这一群体行动的态度,否则污名就很难消除。”[9]

综上,贴标签容易揭标签难。海德格尔说过:“为了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始终被嵌入语言本质之中了,从而绝不能逃离于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10]因此,我们要了解和研究标签语言的机制与特征,保持足够的重视和警醒,警惕滥贴标签带来的污名化,同时因时、因地,因势、因人分别精准施策,重视和积极寻求语言解决方案,并将语言方案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案协同配合,以去除污名化并减少滥贴标签行为的发生。面对类似滥贴标签一样的语言危害行为,除动用其他手段外,语言手段同样不可小觑。胡范铸指出:“任何国家行为都是需要用语言加以界定,用语言加以表达,用语言加以理解的。”[11]要让语言最大化地为政治服务,让语言治理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应积极做好国际政治场域的语言危害管控,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创设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