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航空 刘哲希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52

收稿日期：2023-06-02；修订日期：2023-06-07

作者简介：张航空，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经济学分会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刘哲希，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经济学分会副总干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2023年5月25日下午，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经济学分会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承办的第四届老龄经济学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欧晓理，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老龄经济学分会主任委员陈彦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冯博，劳动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冯喜良，老龄经济学分会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张航空，老龄经济学分会副总干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哲希等学会领导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论坛开幕式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冯博主持。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老龄经济学分会主任委员陈彦斌分别致辞。

刘维林指出，2022年，我国站在了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的十字路口，这一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人口转型，加速推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立足现有的人口年龄结构主动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的新常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人口高质量发展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教育和健康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是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因此，要高度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延伸老年人才资源“长度”。我国老年人口中低龄老年人比例较高，现在的老年人拥有比以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更好的健康状况，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未来10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十四五”将成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因此，开展老龄经济学的研究、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恰逢其时。

陈彦斌指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五大核心特色之首。一方面，人口的巨大规模孕育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与增长潜力，既有助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人口的巨大规模也意味着我国老龄化具有速度快、规模大的典型特征，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除对经济增长本身的影响之外，人口老龄化加速还将降低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调控效率，削弱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在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背景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做好以下四点：提升教育质量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对冲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短期冲击；秉持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新调控理念，将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与稳定政策有效协调，从而提升宏观政策调控效率。

主旨演讲环节，与会专家围绕“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欧晓理做了题目为“应对好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演讲。欧晓理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相互叠加，息息相关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将对经济运行、社会建设、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有效应对好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事关国家发展，事关人民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国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边富边老的历史进程，中国有人力、有条件、有信心应对人口老龄化，但人口规模巨大的老龄化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应辩证看待推进社会发展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关系，加快对养老服务的建设，增加养老系统的动力支柱，确保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金营的演讲题目为“人口规模与质量对技术扩散的影响：OECD国家的经验和启示”。王金营表示，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扩散中均表现出显著成效，有着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和启示。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可以发现，技术扩散受到人口规模与质量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规模大小决定了本地的市场规模大小，人口规模对技术扩散起正向作用。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对技术扩散的作用需要以一定的人口质量为前提，跨过人口质量门限后，人口规模对技术扩散的正向作用有所增强。面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以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为依托，技术扩散可以顺利实现并产生巨大效应，形成创新驱动力，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童玉芬分享了题目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与思考”的演讲。她指出，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既带来挑战也产生机遇。从挑战看，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供给规模和比重持续减少。二是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并进而导致我国未来总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三是随着老龄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低龄老人的快速增加，老年就业和老年人力资源的再次开发成为更大的现实需求。四是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引起老年人收入与其他收入群体的差距增大，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在对策上，应从以质量换数量、以时间换数量、以空间换数量、以技术和产业升级减少劳动力需求等四方面，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老龄经济学分会委员、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薛惠元的演讲题目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综合替代率、合意替代率与替代率适度水平区间”。薛惠元表示，近年来我国第一支柱养老金替代率逐年走低，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加快养老金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参加第一支柱可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但缴费必须达到一定年限，对于中高收入人群而言，还需拓展第二、三支柱作为补充。参加第二、三支柱能显著提升养老金的综合替代率水平，且参加第二支柱比参加第三支柱对第一支柱的补充作用更大。因此，完善和发展第二、三支柱，不仅需要努力提高覆盖面、培养居民养老储蓄意愿，更需要对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下养老金的综合替代率及其适度水平等指标进行科学严谨的测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老龄科研基地副主任、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永梅的演讲题目为“我国省域积极老龄化资源与老年人口特征耦合协调度研究”。她指出，当前我国省域积极老龄化资源比较充分，为满足老龄社会和重度老龄化社会的资源诉求奠定了数量基础。省域积极老龄化资源与银发人口（50+）耦合协调程度最好，随着年龄提高失调度逐渐加大，说明积极老龄化资源布局属于“中年模式”。同时，老年人口可以划分为健康生产型、健康家务型、带病顾家型和医养需求型，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效应”。省域积极老龄化资源与健康家务型老年人的耦合协调性普遍最高。省域积极老龄化资源布局在空间上未出现明显的关联性，说明当前资源布局是“制度导向型”，体现了制度的公平性，但耦合协调性在空间上的聚集需引起关注。

老龄经济学分会副总干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哲希的演讲题目为“人口老齡化与宏观债务风险防范”。刘哲希表示，老龄化对宏观债务风险的影响表现为两大特点：第一，老龄化对宏观杠杆率呈现非线性影响，其推动作用具有加速效应。第二，老龄化会推动宏观杠杆的内部结构变化，表现出公共部门债务占比与私人部门中居民部门债务占比的上升。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拐点的出现，中国将面临老龄化率加速上升、老龄化影响加速提升的双重效应，需要重视宏观债务风险的上升。同时，结构性去杠杆要更加关注居民部门与公共债务的债务压力。面对由老龄化推升的宏观债务风险，关键要在需求端激发民间投资与生产性投资，供给端优化资本与劳动力结构，形成供需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老龄经济学论坛作为老龄经济学分会的标志性活动，前三届论坛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每次论坛都会邀请多位国内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与中青年学者，从经济视角围绕老龄化的相关问题展开研讨。本届论坛聚焦在老龄化背景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与会专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了诸多前瞻性建议，为老龄化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入思考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