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东

杰斐逊的海权思想和实践研究

张晓东

（上海社科院 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4）

杰斐逊本是反对产业经济和大海军发展的重农主义者，但在19世纪初任总统后，远征地中海攻打海盗，推动美国海权活动的实践发展；主持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推动了美国外贸发展，为美国国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在政治实践中他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卸任后，杰斐逊重视工业贸易、海军海防，赞同海外扩张。杰斐逊的思想虽然算不上成熟的海权理论，但是体现了美国早期海权萌芽及相关思潮的时代特征。

美国；海权；杰斐逊

美国是全球史上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海权国家。一般认为美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而此前基本是在新大陆上忙于经营西部，是个远离世界中心的海外农业国。然而美国在19世纪就出现了海权萌芽，曾为维护海外利益而远征地中海。主持远征的总统杰斐逊最初本是重农主义者，而非重商主义者，这发人深思。回顾那段历史对理解海权国家发展的原理和美国海权发展史非常重要。国内外美国史专著和杰斐逊传记往往忽略这段历史或未能从海权角度去讨论①。马汉在其关于海权的名著中也未对1812年以前美国海权思想和实践进行论述②，国内研究少有对杰斐逊相关思想的变化过程进行细致考察③。杰斐逊虽无成熟的海权理论，但其执政实践推动了美国早期海权的萌芽，无论其海权思想还是海权实践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故笔者著文对这一问题予以研究。

一、美国早期海权发展的历史背景

刺激海权发展的根本因素为海上生命线及海外利益。早在殖民地时代，北美十三州就对海外市场严重依赖。因此，独立建国后，美国就存在海外生命线，有脆弱的一面，同时也被很快扩展，变得日益重要，“国外市场迅速成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必然引起对海外利益和海洋问题的政治关注。

第一，在殖民地时代，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与英国海外殖民贸易网的经贸联系就已经非常紧密，有着严重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结构，这是美国独立后无法摆脱的历史遗产。

北美十三州非常依赖对英国和欧洲的出口。跨大西洋贸易将北美十三州与英格兰、欧洲大陆和非洲西海岸联结为“三角贸易”网。十三州沿海的中部地区小麦产量大，很多农产品出口西印度群岛[2]。十三州在殖民地时期出口朗姆酒、农产品、肉类和鱼类等到西印度群岛，从当地进口蔗糖、糖蜜和奴隶，把新英格兰产品运往非洲换奴隶，再把奴隶送往西印度群岛换蔗糖和糖蜜运回新英格兰酿酒，此外还有从西印度群岛到欧洲的贸易线[3]133。新英格兰发展了与西班牙、葡萄牙、马德拉群岛、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以木材、鞋、面粉和鱼换糖和糖浆[4]528。1750年马萨诸塞就有63家酒厂[5]541。

这种经济纽带非常紧密，很难因为独立而被自动切断，而北美殖民时代的经济结构直到18世纪中叶，特别在工业革命启动之前未曾真正改变。

第二，美国独立后遭遇英国制裁，被迫把航运和贸易能力向更广阔的海外世界投射，形成了新的海外市场和海上生命线。

加勒比海群岛曾包揽美国2/3以上的食品出口。1783年英国枢密院发布条例，严禁美国和英属西印度群岛贸易，对美国货征重税，西班牙也禁止美国和其加勒比属地贸易，封闭美国西部农产品赖以输出的新奥尔良港[6]49。美国出口的面粉、肉、鱼、海军补给品、钢铁等跌价30%至50%[7]136-141。1788年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船数降至独立前的一半[6]136-138。英军离去也削减了农产品市场[5]552。英国立法禁用美国木材，导致北美造船业衰退，新英格兰的油、鱼出口受到打击。1793年5月英军捕获了开往法属西印度群岛的300艘美国船，12月英国严令扣留参与法属殖民地贸易的中立国船只[6]73。

美国独立后，在1783-1787年间出现经济严重不景气和通货紧缩，于是转向印度洋、太平洋、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几内亚找新市场。1784年纽约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贸易，投资12万美元，获利3.7万美元。从此中美贸易不间断进行，自1814年到1818年总额由700万美元增至1900万美元[6]149。巴尔的摩的帆船，将农产品和干鱼、腌肉、奶酪运到法国、荷兰和德意志。塞勒姆和波士顿的帆船去东印度群岛、南太平洋、广州贸易，收购各种特产。楠塔基特和新贝德福德的捕鲸船远航至北极圈内和南太平洋。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的货船运载了牲畜和大量铲子去远洋贸易。从朴茨茅斯、纽伯里波特、伊普斯威奇、步里斯托尔、新伦敦、查尔斯顿等上百个港口出发的帆船满载着上千种货物涉足远洋[8]13。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时期，美欧间跑一段半年航程所获利润足够20年生活开销，在夏秋旺季每天有250艘船进入美国海港[8]14。

第三，建国后，传统经济结构遭遇新的贸易刺激，导致美国航海工业发展很快。

美国建国初的大城市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等都是大西洋海港，有发达的造船业[8]12。最初的首都费城是航运业中心，当地沿特拉华河绵延数千里的两条河滨主路遍布海运业工场。1793年自费城建造了8 000多吨船，出口货物价值近700万美元，占全国总出口四分之一[8]45。美国供粮给安的列斯群岛和西班牙属美洲，把木材谷物运往英国，并进入法国和汉堡的市场，农产出口额从1790年的两千万美元上升到1801年的九千四百万美元[9]49。

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英国需要北美的木材、面粉、棉花和其他原料，需要推销制成品，被英国封锁的欧洲国家的运输业为美国人取代。从1790年到1807年，美国出口额从2000万美元增至1.08亿美元，商船吨位超过了100万吨[10]607。在1793年美国商业船队和外贸的规模仅次于英国[11]。

第四，独立后的美国海上生命线面对着欧洲战争对海上秩序的干扰、北非海盗对商船的劫掠敲诈、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威胁多种挑战。例如美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利润巨大，1785年美国船玛丽亚号和多芬号被阿尔及尔海盗俘虏[8]25。阿尔及尔总督向美国索要赎金和贡赋。当时美国在地中海有200艘船和价值20万英镑的货物[8]27。1793年阿尔及尔巡洋舰又俘虏了10艘美国商船[8]36，而驻扎在地中海的英军正等待购买供给品。

第五，新生国家的生存危机自然催生对海权发展的需求，体现在政坛的党争中。

美国建国初即形成了两大政党，但其社会基础不同。汉密尔顿和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商业中心和南部海港，而杰斐逊和麦迪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人多分布在南部和西部的乡村。联邦党为发展商业而鼓吹中央集权，民主共和党却主张各州自治。在杰斐逊任总统主持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东北地区的航海与商业利益集团，西南地区的边疆开拓和种植业利益集团，在精英中形成了观点鲜明的两大派别[12]611。两党在地缘问题上分歧很大，联邦党认为美国不能以海为壕，主张加强联邦权威和军事力量，而民主共和党期望向南部、西部扩张，称“这个国家核心是农业而不是航海”[13]64。在1795年以后，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成为重要政治议题，并激化了争论，“突出了种植业界和商业界之间极其敏感的深刻差别”[12]612。

二、杰斐逊早期对海权的思想认识及其特点

杰斐逊在海权发展和外贸问题上的思想，在担任总统前后发生很大变化。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任期对美国早期的发展，包括海权发展都非常重要。在总统任期开始前，杰斐逊的早期思想是由重农主义主导的，但在希望发展理想主义式农业田园国家的同时，他认为对外贸易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为他后来走向支持海权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首先，作为民主共和党领袖的杰斐逊于1743年出生于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家庭[13]11，本持崇尚农业的理想主义，对工商业发展和海外开拓并不积极支持。

1789年华盛顿总统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编撰《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1790）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提出征收关税以保护工商业发展，促进交通运输发展[14]173，高度体现了重商主义精神。汉密尔顿主张效法英国，发展制造业，并在报告中反驳农业主义者。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农业和海外贸易的利益集团联合挫败了汉密尔顿的关税方案，因为他们主张用初级产品换取英国廉价制成品，而当时美国也缺乏先进技术、技术人员和资本，需要靠高关税防止英国廉价制成品的倾销，然后才能发展新兴工业[12]610。杰斐逊甚至致信汉密尔顿称“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府以农立国，就能够在千百年里永葆良知”，但前提是土地充足，并指出“大城市经济发展将引起腐败”[14]173。他还告诫华盛顿农业才是最明智的追求，“因为它最终会在最大程度上带来真正的财富、美德和快乐”[14]21。

杰斐逊反对发展产业经济，理由之一是担心大量无产工人涌进城市。他提倡建立由农业小产权者组成权力分散的社会，这与他反对联邦集权相一致。杰斐逊主张弱化联邦，自视“农民”，推崇农业型共和国，“其国民都是强健独立的自耕自给的农民”。他在1800年总统就职演说中号召“鼓励农业生产”，“发展商业为农业服务”[6]93。他认为工业发展引起贫困和腐败，甚至反对欧洲工人移民北美：

当我们有地可以耕种的时候，决不希望看到我们的人民在操作机器或纺纱。木匠、石匠、铁匠在农业中是短缺的；但是，就制造业的全面运转来说，还是让我们的工场留在欧洲吧。把粮食和原料运给欧洲的工人，要胜于把欧洲工人带到这里来吃粮食和使用原料，把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也一并带来。[15]280

他厌恶大城市形态，以城市为邪恶流弊所集，畏惧所谓城市暴民伤害政体的健康发展。当时大城市发展比较有限，波士顿在1700年只有6 700人，尽管涌入边区难民，到1710年也只达到9 000人[10]534，但这已引起杰斐逊反感：

大城市乱民对于完美政府的帮助，犹如溃疡之于人的肌体。使一个共和国永葆青春的是人民的行为举止和精神。这方面的蜕化是个恶疽，很快就侵蚀到它的法律和宪法的核心中去。[15]280

但杰斐逊也希望发展出口导向的商业化农业，主张在国内外市场出售收成。这也是因为美国农业部门存在商业利益，“促使大种植园主和大地主联结到这种商业关系中来”[16]。因此杰斐逊指出“商业是处理农产品的惟一手段”[6]96。但在其著作中对贸易作用的理解集中在帮助农产品出口而非工业发展。直到1804年，他在致琼的信中仍然论证农业至上，认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条件远大于欧洲，应该大力发展农业，并向欧洲输出余粮：

在欧洲一些老的国家，粮食的数量是固定的，或者仅仅按算术级数缓慢增长，其面积也受同一比率的限制……在我国，广大的未开垦的肥沃土地使每个愿意劳动的人都能早婚，爱生多少个孩子就生多少个孩子。因此，我们的粮食与我们的劳动者一起按几何级数增长，我们的人口无论增长得多快也不会过剩。再者，在欧洲，劳动力的最佳分配方法是使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并存，因此一部分人必须为两部分人提供粮食，而另一部分人则为两部分人提供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但是让我们所有的劳动力都从事农业劳动岂不是更好吗？这样，两倍或三倍的肥沃土地可以用来耕作，两倍或三倍的粮食可以生产出来，剩余的粮食可以用来供养欧洲嗷嗷待哺的人民，他们反过来会制造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作为交换，供我们使用……我们应该承认农业工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从事制造的工人占有优势。[15]575

其次，杰斐逊的贸易权利观是导致其后来主张运用海军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原因之一。贸易权利天然不可侵犯的逻辑最终把杰斐逊推向支持海权的方向。海权的思想基础就是重视贸易和贸易权利，包括认同自由贸易。

1774年杰斐逊撰写《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其中称美洲殖民地人民与世界各地自由通商的权利是“作为天赋权利而拥有的，从未被他们自己的法律取消或剥夺”，如今是英国“非法侵害的目标”[15]296。

1791年7月杰斐逊致信威廉·肖特，再次表达了贸易是天然权利的观点：

我们看不到一个国家像我们那样被外国列强禁止同邻国通商，而且不得不和邻国一起到另一个半球去进行为满足相互需要所必不可少的相互供应……按照道德法则，邻国之间交换剩余产品和需求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反对这种权利和责任的措施如果想要扩大到最大程度，就必须限制其实施。[15]507-508

早期杰斐逊对能维护海外贸易的海军建设不持积极观点，因为他对“大规模的常备军”怀有戒心，甚至认为“法国的常备军要对独裁者波拿巴的崛起负责”[15]33。杰斐逊的重农思想，和发展海权存在一定的对立，他对贸易的支持主要是从农产品出口而不是工业出口出发的。

三、杰斐逊总统任期内的海权实践及其特点

历史发展形势未必总合人的意愿，而人的意愿也常被迫与现实妥协。杰斐逊在仕途中接受美国外贸进步的事实，远离了自己的理想主义信条。他在总统任上处理对外关系的两大作为是收购路易斯安那和远征北非，都与外贸和海权关系密切。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而推动了海权发展的实践活动，代表了美国早期海权发展的重要成果。杰斐逊虽然是美国早期著名的农业立国论者，但其政策实践和其间发生的思想转变，已经对农业立国论的框架有所突破。

首先，杰斐逊启动并领导了远征地中海打海盗的军事行动，果断有力地发动大规模跨洋远征是这次军事活动的重要特征。远征胜利为一个建国不到三十年，从未有海外殖民和军事活动经验的新生国家借助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展现出了惊人的海权潜力。

早在担任总统前，杰斐逊曾任赴欧的外交官，当时已注意到并有心解决地中海海盗问题。自1530年至1780年约有一百二十五万欧洲人被北非人绑架、奴役，北非各邦的“摄政”也参与抢劫，阿尔及尔人因此和欧洲所有海上强国作战[10]588。欧洲国家的对策是向北非君主缴纳钱财，赎回俘虏，求免海盗袭扰[10]589。脱离英国统治后美国需要独立面对勒索[13]129。1784年美国船数次被北非海盗挟持[15]64-67，当时作为使节去欧洲洽谈通商的杰斐逊等与北非政府签订条约，向丹麦银行借款支付赎金[17]131。1786年杰斐逊试图组织反海盗联盟[15]67，西欧大国均无响应。

在海盗问题上杰斐逊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父华盛顿确定的保守主义外交原则，在一封建议信中与之争辩其失误之处，坚信局势需要军事解决，并提交远征建议[13]21。

杰斐逊远征北非所依赖的巡航舰队实为其前任总统亚当斯不顾民主共和党的反对所筹建的[18]241。杰斐逊就任后，曾一度很难找到海军部长的合适人选，因为很多人认为杰斐逊要用海军部长来削减建设中的海军舰队，以实现他倡导的简朴目标[18]223。但是1801年杰斐逊任职总统，就决心远征北非，8月28日致信国务卿麦迪逊表示：“只有采用武装力量。”[19]77此前，仅在他任内美国在北非缴纳的保护费最高已达到了国民收入的20%[20]。12月8日杰斐逊在首个总统年度咨文中称：“在依法为74艘炮舰提供物资方面已获得进展。”并明确肯定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是“繁荣的四大支柱”，指出为航运业的困难忧虑[15]330，暗示应海外干预。1804年杰弗逊感觉前方需要增援，推动国会花六天通过法案授权他继续实施北非作战，及加强军备，推出四艘巡航舰组建远洋舰队，包括华盛顿时期开工的总统号、星座号和国会号，以及新建埃塞克斯号[8]224。1805年3月6日美国远征军及雇佣兵从埃及出发进军的黎波里[19]160。4月北非海盗后台的黎波里帕夏（土耳其帝国利比亚总督）求和[19]175。危机告一段落。

美军远征清除了航运阻碍，推动外贸高峰出现，于是1804年美国出口增至7 800万美元，1805年达9 600万美元，1807年达1.08亿美元的峰值。1804年至1806年美国每年都有超过10万吨的新船开建和下水[8]263。杰斐逊卸任后，1815年美国再次派舰队打垮阿尔及尔海军，与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的君主签和约，保证美国船自由通航并给予美国赔偿[19]184。

其次，购买密西西比河西岸的路易斯安那是杰斐逊总统处理对外关系的另一大成绩。这一活动使新生国家的地理规模大大加强，而外贸条件更是大为改善，不仅促进了经济的迅速成长，也为日后的海权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新作物品种“海岛棉”于1786年从巴哈马移植到美国，1792年首次出口到格拉斯哥，受英国棉纺工赞赏。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新机器，美国出口增加到八百万磅，到1798年再次倍增。南方种植园主开始垂涎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的土地[9]59。

《联邦党人文集》曾预言美国建国后将受到海上大国的贸易遏制，即西班牙会封锁密西西比河，英国则封锁圣劳伦斯河，都不允许美国利用河流贸易和出海[21]98。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园亟需扩大生产，需要密西西比河口出口。因此杰斐逊购地符合美国外贸发展需要，符合南方种植业利益集团需要。

杰斐逊期望在西部实现农业发展和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欧洲社会人满为患、政治难题频频出现的状况”[18]252。他给购地谈判代表团致信说：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谁占有它谁就是我们天然的宿敌。这就是新奥尔良。我们要穿过新奥尔良，才能将本国八分之三的产物运到市场。而它丰沃的土地，很快将产出超过我们总量半数的产品，容纳我们超过人口半数的居民。[13]139

1803年在第三个年度咨文中杰斐逊称：

对于西部地区贸易如此重要的一个关键地点如处于外国势力控制之下，我们的和平就会永远面临危险。发源于我国领土内但流经邻国领土的其他河流的航行也发生了困难……我们获得了密西西比河及其水系的所有权和主权，一方面能为西部诸州产品取得一个独立的出口和一条贯穿全程的航路，这条航路不受控制，可以避免与其他强国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和平的威胁；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幅域广阔，到时候对国库肯定有巨大好处，并将为我们子孙后代供应充足的物资。[15]335

1803年杰斐逊以1 500万美元收购214万平方千米的路易斯安那。在美国创立早期，联邦政府不能向各州自由征税，主要靠外贸获税，但国务院仅依靠丰厚的外贸关税收入即完成壮举，“让不得人心的内部税收得以取消，同时也让（财长）加勒廷积极的债务削减目标得以达成”，而远征北非的军费开支也被抵消掉了[8]264。政府无须向国会提出加税要求，便筹集了首付现金（首付数）。

1805年以后，美国贸易发展的利润成果日渐斐然，原因有三：一是欧洲的战争引起的贸易需求，二是肃清地中海海盗的效果，三是取得密西西比河出海口岸。从1792年欧洲战争爆发到1807年，美国出口额增长了4倍多，年均达1.08亿美元，商船队规模增至3倍，总吨位过百万，拥有1万多艘船，约6.9万名海员，一年面粉出口就需400艘船运输，还有大量在国内外港口间穿梭的美国船失于统计[8]19。成本低、销路稳、能出口欧洲的烟草等经济作物就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推广种植。19世纪20年代沿墨西哥湾的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成为初级产品工业中心，每年出口6 000万磅原棉到欧洲[12]605。在1813年和1819年美国分步兼并佛罗里达后，美国南部种植业大量产品供应英国。英国兰开夏纺织业发生了早期工业革命，美国也从中获益。1830年，美国出口的50%是原棉，大部分运往英国，其中76%来自美国南部。英国出口的48%是棉织品，其中33%运往美国[12]606。

四、经历海权实践后杰斐逊思想的新变化

经历了总统任期的执政实践，杰斐逊有关海权发展的思想发生了新的重要转变，尽管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完全和彻底。

首先，本来杰斐逊在18世纪不支持发展外贸，但在19世纪初的总统任期结束后思想转变，明确认识到即使重农也需要贸易，同时需要一定的工业。

如杰斐逊在1785年的《致霍金杜普》信中曾说希望全体公民成为农民，但当“人口大大增加”，生产出大量农产品“存货”时，“农民”必须把过剩劳动力投入工业、航运业，但“那一天很遥远”。他承认商业发展是大势所趋，且国民具有商业传统，应当顺情促进通商，但其观点带有不情愿的色彩：

我们应该长久地把我们的工人留在欧洲，而欧洲则应该从美国输入原材料甚至生活必需品。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国人民对航运和贸易情有独钟，这种爱好是从他们的母国那里接收过来的，公仆们必须根据下述事实考虑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我们希望打开所有的通商门户，消除一切阻挠。[15]384

而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杰斐逊于1月21日致托马斯·利珀的信中强调了可以发展外贸，但要注重生产工具自给，反对出口导向的海上运输业膨胀造成本国制造业生产力下降，对于产业结构平衡已有新的理性认识：

最近我反复劝导要鼓励制造一切其原料由我们自己生产的商品，数量以至少满足我们自己消费为限。对此，联邦报纸和会议敲起了中立国政策、破坏贸易等警钟；那就是说，我们生产的铁决不能在这里制成犁、斧头、锄头等等，为了使船主可以把铁运往欧洲，再以产品形式运回，从中获利……他们的学说在于为了商业而牺牲农业和工业，号召全体内地人民去海岸经商，把这个农业大国变成阿姆斯特丹市。但是我相信我国人民有良好的判断力，他们懂得国家最大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农业、工业和商业之间的适当平衡，而不在于这种突出的海上运输，它从我们建国伊始就使我们处于困境，现在又使我们陷入战争。[15]593

可以看出他已不再主张把工场留给欧洲而美国只搞农业，但在认同发展工业的同时，对依赖出口和因外贸而起的战事仍有戒心。

其次，杰斐逊对海军作用的看法也变得更积极，发展海军加强海防的思想逐渐成形。

原本杰斐逊不认同发展常备军，因此即使在远征北非后仍是把远洋海军看成“一次性”的战略工具，利用结束，即需解散。但在1810年英美临近开战的时刻，作为卸任总统的杰斐逊致信撒迪厄斯·科斯西斯科将军，提到自己任期晚期的海防战备工作，有助于加强海防，称“我们的军队每年可增加4万名年轻战士；所有最不重要的海港城市都筑起了防御工事，配备炮艇，每艘炮艇有一两门大炮”，这样的战备“足供较小的港口击退私掠船或单艘武装船的掠夺性攻击”，而当他卸任时“所有这一切都已接近尾声，炮艇已武装待命”，只有纽约和新奥尔良的工事因为规模大尚未完成，届时将“架设438门大炮，在50到100艘炮艇支援下，足以抵抗任何一支横渡大西洋来犯的舰队”[15]601。这体现出杰斐逊重视海防和防御型海军。

在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后，联邦党人多主张发展远洋海军，民主共和党人多主张近海炮艇和海岸防御建设[8]285，反对为海军而加税。1813年5月杰斐逊却在致亚当斯的信中说：

我衷心向你祝贺我们的小规模海军的成功，你是木壁（意为铁壁）的最早和始终如一的拥护者，因此它一定使你比绝大多数人更感到满意。如果我在这件事上与你有过意见分歧，那不是在原则问题上，而是在时间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无力建造或维持一支不会立即陷入同一个不仅吞没了许多小规模的舰队，而且还吞没了那些二流海上强国舰队的深渊的海军。什么时候这些舰队能够复兴，能够与英国匹敌，扭转乾坤，那时我就赞成建立一支海军。[14]627

这条史料要放在1812年战争背景中理解，并非如卢永嘉所言是“大海军远洋护航”思想的体现[22]40。显然杰斐逊认为美国当时不可能与海上强国英国比肩，发展大海军没有意义，只好发展小型海军和海岸防御，而非依靠大型舰队主动出击。

再次，对海外扩张的认同，也在杰斐逊思想中逐步出现。作为前辈的杰斐逊于1823年10月24日致信后辈总统詹姆斯·门罗，表态支持门罗主义政策：

我们的第一条行为准则应当是：决不卷入欧洲的纷争。我们的第二条行为准则是：决不容忍欧洲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务。南北美洲有着一系列与欧洲迥然不同的利益，完全是她所特有的。因此她应当有一个与欧洲不同的制度……（我们的战争）它的目的是推行和建立美洲的制度，将一切外国列强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决不允许欧洲列强干涉我们美洲各国的内政。[15]708

杰斐逊直截了当地表示出于海洋战略考量希望兼并古巴：

我一向认为古巴是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应该使它加入我们合众国的体系。这个岛，加上它的佛罗里达角，能使我们控制墨西哥湾及与其接壤的地区和地峡，以及所有其海水流入墨西哥湾的地区和地峡，从而使我们的政治幸福臻于圆满……我因此毫不犹豫地放弃我的第一个愿望（战争），等将来有机会再说，眼下我愿意承认古巴的独立，与英国和平友好。[15]709

杰斐逊对加勒比海的扩张野心在美国算比较早的，但由于实力的考量而持稳重态度。半个多世纪后，马汉才在《美国的海权利益》一书中详尽论述过美国如何在加勒比海地区扩张的问题[23]。

五、结语

在马汉及其著作出现前，美国初期的海权思想不算成熟，缺少军事理论和历史论证的支持，而杰斐逊的海权实践带有一次性特征，不像后世是常态化和主导性的，也未形成国策。但杰斐逊的海权实践及其相关思想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杰斐逊对海权和外贸的认识可以以其总统任期为重要的前后划分。

在任总统以前杰斐逊原本持有理想化的重农主义，对海军发展并不积极，但其对权利和利益的理解较现实，故任总统后在北非海盗问题上做出果断、坚决的选择，推动了美国早期海权进步。杰斐逊对海权有一定的观点认识，但无成熟、体系化的海权理论，只是在领导实践中转向维护海权的一面，并非他从“消极的海权观”向“积极的海权观”转变[22]39。海权、海军的发展是需要工业基础的，而杰斐逊直到1805年仍然停留于农业和外贸相互促进的思想层面。

海权发展的推动力客观上来自经济动因，但主观上要依靠当政者的自觉意识，也可能因为国家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导致经历曲折的过程。一旦外向型经济结构形成，海上生命线出现，则海权发展需求甚至实践都是必然的。不同海权国家发展道路不同，阶段性表现也不能完全一致。由于美国建国脱胎于殖民地，外向型经济结构已成型，因此对海权、海外利益等问题的反应比较迅捷，方经华盛顿时期的内部巩固与保守外交，到杰斐逊任期就转向运用军事手段海外维权。在欧洲列强海洋霸权经营已久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对“血亲前辈”的海权行为模仿学习也是非常自然和“熟练”的，而“在独立之后的最初150年，最让美国外交人士担心的不是丧失领土，而是贸易中断”[24]102。外贸强国或海洋强国的观念在美国精英中已逐渐深入人心。

美国是在建国后较快发生海权实践活动的国家，尽管这种海权活动只能看成是“萌芽”，然而在杰斐逊领导下，其海权发展状态映射出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鲜明特点。当时美国国家发展属于草创期，海陆地缘发展方向不确定，而海陆两方向又都存在发展空间和发展需求，工业制造不够发达，因此出现党派分歧，在摇摆争执中前进不可避免。杰斐逊在实践中进一步看清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被海权发展的前景和重要性所打动，因此其思想逐渐展现出重视工业贸易、海军海防和海外扩张的新特征。但杰斐逊较晚才对工业重要性有所认识，是影响他出现成熟海权思想的重要原因。

① 国内外美国史专著和杰斐逊传记比较丰富，涉及杰斐逊和美国早期海洋活动历史发展，可参见：Brinkley Alan，American History：a Survey，New York：McGraw-Hill，2003；Warren I. Cohen，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Joseph J. Ellis，American Sphinx：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Toronto：L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美]布莱恩·吉米德、唐·耶格著，李鹏飞译：《托马斯·杰斐逊与海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著，彭娟、王臻颖、贺瑄译：《托马斯·杰斐逊传》，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英]苏珊-玛丽·格兰特著；董晨宇、成思译：《剑桥美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美]乔治·贝尔著，吴征宇译：《美国海权百年》，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美]詹姆斯·M·莫里斯著，勒绮雯译《美国海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美]玛丽·贝丝·诺顿等著，黄少婷译：《特别的人民，特别的国家——美国全史（第9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美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章骞：《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玮、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杨生茂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总体来看，这些著作往往忽略美国早期海上远征的历史，或未能从海权角度去讨论这段历史，或缺少从海权角度对杰斐逊的思想与执政实践进行总结论述。

② 美国军事学家和海军史学家马汉是近代经典海权理论的提出者，其海权史著作颇丰，主要包括《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全译本）》，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等，英文版可参照：Manhan，A. T.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Boston：Little Brown，and Company，1915。这些著作都涉及近代早期海权史，但对1812年以前的美国海权活动及领导人海洋思想并未论述。

③ 马爱国、林松、季晓丹的《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炮艇政策述评》（《军事历史》，2014年第1期）分析了杰斐逊总统任期的海军建设政策。陈海宏、崔斌箴、杜秀娟的《托马斯·杰斐逊的军事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涉及海军建设思想问题。卢永嘉的《杰斐逊的海权思想及其实践》（《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论证稍显简略。几篇论文对杰斐逊思想前后变化或其过程均未能加以注意，本文的选题角度与观点结论皆与之不同。

［1］ WARREN I 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ume 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esity Press, 2008: 7.

［2］ 李剑鸣. 美国通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29.

［3］ 艾伦·布林克利. 美国史[M]. 第13版. 陈志杰, 杨天旻, 王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33.

［4］ J. O. 林赛.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卷7[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5］ A. 古德温.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卷8[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刘绪贻, 杨生茂. 美国通史: 卷2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7］ MORRIS B R. The forging of the union, 1781-1789[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8］ TOLL W I. Six frigates: the epic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U. S. Navy[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 2006.

［9］ 乔治·勒费弗尔. 拿破仑时代[M]. 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49.

［10］G. R. 埃尔顿.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卷2[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BRINKLEY A. American history: a survey[M].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y Inc. , 2003: 191.

［12］C. W. 克劳利.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卷9[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3］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海权: 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M]. 蒋宗强,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64.

［14］苏珊-玛丽·格兰特. 剑桥美国史[M]. 董晨宇, 成思,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

［15］JEFFERSON T. The life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1944.

［16］MAIN J T. The anti federalists: critics of the constitution, 1781-1788[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1974: 271, 280.

［17］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托马斯·杰斐逊传[M]. 彭娟, 王臻颖, 贺瑄,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18］ELLIS J J.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M]. Toronto: L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1997.

［19］布莱恩·吉米德, 唐·耶格. 托马斯·杰斐逊与海盗[M]. 李鹏飞,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20］巴尼特. 海军的战略和文化: 海军所想所为为什么不一样[M]. 吴东风, 孙迪辉, 李园芳, 译.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4: 58.

［21］MADISON J, HAMILTON A, JAJ J. The federalist papers[M]. London: Richard Clay. Ltd. , 1987: 98.

［22］卢永嘉. 杰斐逊的海权思想及其实践[J].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 18(4): 39-40.

［23］张晓东. 规避南海的“修昔底德陷阱”——加勒比海历史经验的启示[J]. 太平洋学报, 2017, 25(12): 56-65.

［24］MEAD R W.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2001: 102.

Jefferson’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Sea Power

ZHANG Xiao-d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4, China）

Jefferson was a physiocratic who op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y and a large navy. However,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fter his first term as president, he launched an expedition to fight pirate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which promoted 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sea power activities. He also prompted the purchase of Louisiana area,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xport-oriented agriculture and foreign trade, which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national power. At the same time, his thoughts gradually changed in his political practice. After leaving office, Jefferson’s thinking changed further, emphasizing industrial trade, naval defens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Although there is no mature theory of sea power, the germination of sea power and related thoughts represented by Jefferson in early America still show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a power, Jefferson

E19

A

1001 - 5124（2023）03 - 0097 - 09

2022-11-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军民融合战略下海上通道安全发展保障研究”（18ZDA155）

张晓东（1977-），男，山东威海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海洋史。E-mail: zhangxiaodong101@sohu.com

（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