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静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光复初期的语文教育对台湾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海峡两岸的学术界一直保持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多。许雪姬、崔明海等人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语言教育政策作了初步探讨。[1-5]汪毅夫、黄英哲等人分析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台湾省编译馆等机构的工作。[6-8]出版史、印刷史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学者蔡盛琦等人关注光复初期台湾教科书的印刷与出版。[9-11]这些论著的学术水平有目共睹,但仍有相当的拓展空间,从宏观纵论走向微观探寻是必然趋势。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就光复初期台湾省“国语”教育展开深入探讨,试图厘清其小学“国语”教育的研议筹划、师资来源、教学探索、教学成效及存在问题。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一、光复前研议在台湾推行“国语”教育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1944年4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台调会”),作为研究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12]4台籍志士宋斐如、谢南光、李友邦、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为台调会委员。在同年7月21日召开的台调会座谈会上,谢南光指出,“台湾人受日本教育,对于‘国文’素养尚差,故在考试方面,将来应以十年为期,实行特别考选制度,由考试院划定为特别考选区,准予以日文应试”,因为“由中学改授‘国文’至大学毕业,需时十年,十年以后,即可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