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霖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受众的审美需求也在发生转向。影视创作聚焦时代中的个体，通过对人物情感的刻画反映群体风貌。在以往的家庭剧中，主要角色大多是承担“照顾老人”和“教育孩子”责任的中年人，剧中的青少年角色往往作为主角成长变化的推动者。彼时的国产家庭剧遵循传统的家庭结构，“血缘”和“物质需要”这两条纽带将家庭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2016 年《小别离》的播出，越来越多的国产家庭剧将镜头对准父母与子女，青少年不再是主角的陪衬，家长与孩子共同经历成长与蜕变。脱离物资匮乏的年代，个人的社会功能被放大，伴随着个体经济的繁荣，家庭的物质功能被削弱。身处数字化时代，人际沟通方式的改变导致情感转向。家庭结构失序让“情感”成为维系亲情的桥梁，家庭中的个体更加注重彼此情感的体察和内心世界的理解。近几年，《少年派》《小欢喜》《大考》等国产家庭剧从“升学压力”等背景切入，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构建具有中国家庭特色的生活美学［1］。剧中的青少年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Z 世代，即Generation Z，是指出生于1995 年到2009 年的一代人，这一群体对外部刺激更加敏感，其内向型的情感外化为决策与行动的转变，青少年在家庭中强调情感需要和家人的情绪反馈。这些电视剧以家庭为单位完成对青少年的个体聚焦，记录Z 世代从迷茫到自我价值确证的情感流变。

一、Z 世代角色画像：孤独、敏感、自我

家庭和网络是研究青少年情感变化的两个切入口。Z世代的成长伴随着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社会从大家庭逐渐转变为小家庭，长辈对晚辈绝对控制的力量削弱，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表达发生转变。另一方面，网络的介入使父母和子女生活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之中，认知差异扩大，共同话题减少，沉默成为家庭中的常态。与此同时，青少年对待网络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这也给影像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提供了新角度。

（一）家庭场域中的情感失语

现代家庭逐渐脱离伦理规训和绝对话语权的桎梏，父母和孩子保持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这给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出口，但交流方式的改变又造成网络化社会的“情感失语”。碎片化信息造成的“抽离感”让青少年被动感知外部世界，便利的信息收集方式又使个体的情感内容私有化。父母和子女生活在不同的信息茧房之中，价值观碰撞愈发激烈。青少年无法在父母身上找到共同语言，转而通过网络向外寻找精神寄托［2］。

网络逐渐成为青少年情感交互的新型环境，情感变化过程具有隐蔽性。虚拟环境消解了人与社会之间的接近性，青少年根据兴趣爱好寻找有共同爱好的网友。这种联系是微妙且脆弱的。首先，从出发点来看，网络沟通带有目的性，家庭中的沉默变成网络世界的疯狂宣泄，青少年希望得到有价值的情绪反馈。在互联网不普及的时代，人与人面对面接触，情感的发生建立在细腻的感知体验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体验到情感。而网络的出现颠倒了这一过程，在目标导向型的网络社交里，我们快速与他人建立情感并希望借此获得愉悦的精神体验。这种破坏情感发生秩序的关系必然导致过程的不可控。青少年如果在网络交往中没有收获预期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大多会选择更换网友，同时对方在交往过程中也可以随时选择消失。除此之外，多数年轻人其实清楚地认识到网络与现实的区别，一旦发现对方触及自身利益或是言语间具有欺骗的成分就会果断结束交流。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更加注重自我空间的保护，他们更希望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互不打扰。由此看来，Z 世代的情感变化过程更加难以捕捉。

（二）情感复杂性与自我确证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Z 世代显然是更加敏感的一代，网络的裹挟让青少年始终在信息浪潮里激荡。一部分青少年的敏感表现在对时代风向的敏锐捕捉，深知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要为自己的人生做更加明智的规划，在这部分人身上，敏感变成了进取的动力［3］。这类角色常见于近年来的国产家庭剧中，《小欢喜》中的学霸林磊儿是一个早熟敏感的高中生，为了实现上清华大学的目标，从始至终他都在努力学习，整个过程没有刻意的情节使角色意志消沉。不完美的原生家庭使林磊儿早早明白努力学习的意义，所以他格外珍惜在北京的复习环境。而另一部分青少年深谙“丧系文化”之道，朋辈压力和经历的挫折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一种无力感，这种对未来的悲观感知让部分青少年选择“躺平”。由敏感而生的不同人生选择反映了Z世代个体性格的差异。

根据埃利亚斯的观点，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表现为个人价值的追求。在家庭剧中表现在青少年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冲突。《大考》中吴家俊隐瞒父母报名美术艺考，母亲得知此事后毁掉儿子的作品，没收电脑等绘画工具。母子二人爆发激烈冲突，吴家俊用离家出走等方式表示抗议。父亲在和儿子谈心过后选择支持儿子并劝说妻子，后来经历了一系列事情，母亲最终支持儿子去过自己选择的人生。父母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孩子身上的自我投射，这些冲突基本都以父母妥协支持孩子的选择收场。这样的处理传达出创作者鼓励年轻人追求自我的意图，父母不再占据家庭中的绝对话语权，而子女在这一过程中的态度也是动态的、变化的，经历了从动摇到坚持的转变。

网络化的生活环境、敏感而矛盾的心态和以“我”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共同建构了Z 世代复杂的群体形象。而家庭环境中的Z世代正逐渐成为重构家庭伦理的新动力。

二、后家庭时代的情感表征

当今原子化社会，个体追求“先于社会的自我”。家庭成员对集体的依赖性减弱，年轻一代更加渴望不受长辈控制的自由［4］。两代人的认知差异又使家庭氛围呈现出一种沉默的状态，代际矛盾是造成Z 世代在家庭中情感失语最重要的原因。家庭成员刻板的角色定位加剧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阂，“强势的母亲和处于被动地位的父亲”，这样的设定在国产家庭剧中屡见不鲜。《少年派》中林妙妙生活在一个“女强男弱”的家庭里，强势的母亲王胜男在家庭中享有绝对话语权，父亲林大为周旋在妻子和孩子之间各方平衡。女儿不愿意与母亲交流反而总是与父亲谈心；丈夫和妻子在教育理念方面经常产生分歧。青少年的情感失语导致家庭互动链条断裂，分裂的对话环境不利于新家庭伦理的形成。

“情感失语”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情绪爆炸”，强烈的情感波动隐藏在尖锐的语言甚至是肢体冲突中。这种对抗不仅没有增进亲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反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分裂破碎的家庭难以创造相对稳定的情感话语环境，家庭成员的个性更强，他们通过发泄情绪的方式寻求“情感补偿”。我们要以新伦理的视角对这样的家庭形态进行分析。越来越多的家庭题材电视剧跳出“血缘”的框架，探讨家庭中的个体情感，给家庭伦理叙事提供了新思路。电视剧《摇滚狂花》塑造了一对另类的母女。摇滚歌手彭莱因前夫去世回国见到了分别12 年的女儿白天，母女二人在相处过程中摩擦不断。在剧情中，彭莱和白天既是母女又是相互讨厌的陌生人，在参加比赛时又变成了竞争对手。脱离了家庭的框架，彭莱无法管束女儿，争吵和打骂是她们的沟通方式。彭莱私自将两人的房子卖掉，这一举动激怒了白天。在女儿心中，房子是唯一能将她和亲生母亲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白天已经习惯了这个一直和自己发生冲突的母亲，“卖房”事件激发了白天的情感呼唤。在一次次的激烈对抗中，白天宣泄着自己的情绪，把对彭莱的埋怨、对亲情缺失的控诉一并发泄出来，女儿害怕作为情感寄托的母亲会再次离开。彭莱母亲的去世成为缓解母女关系的契机，在强大的情感感召力下，白天开始试着理解母亲。彭莱这个角色完全颠覆了传统母亲的形象，人到中年依旧坚持梦想毫不妥协，在和女儿关系的处理上也表现出特立独行甚至是自私的一面。情感推动两人最终达成和解，结尾母女二人在舞台上演出，此时的她们从对抗走向合作，身份转换暗示彭莱和白天之间的心理距离缩短。该剧没有执着于家庭群像的书写，而是通过近乎极端的方式打破常规叙事的框架，塑造一对非典型性的母女。彭莱首先是一个执着追逐梦想的女歌手，然后才是一位母亲；白天不是一个懂事的女儿，但却是一个有主见的音乐人。创作者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记录人物情感变化过程，两个独特的个体自愿形成情感聚合。主体性的解放是情感自觉的前提，打破家庭边界的剧情设定给了人物自我表达的广阔空间，给观众呈现了一种没有框架约束、充满无限可能的家庭形态。

情感成为维系家庭关系最强大的纽带，也是重塑家庭关系的核心。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性是流动着的，固有的家庭结构在发展中经历着熔化和重构，Z 世代与家人的情感互动成为推进故事情节的线索。通过设置困难激发人物对亲情的渴望，失去所有的时候家庭成为唯一的慰藉，个体回归家庭完成情感传递。社会中的个人克制自己的情感，家庭中的个人则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需求，这是后家庭时代的突出特点。

三、情感的影像实践与社会化反思

国产家庭剧提供了丰富的Z 世代情感样本，与此同时，角色塑造与剧情逻辑之间的平衡也成为检验剧集质量的关键。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呼唤家庭情感秩序的回归”几乎是所有作品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完整的情感链条叙述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影像实践的过程中，观众既能看到真实细腻的情感流变，也能发现许多套路化叙事通病［5］。

（一）时代背景下情感秩序的守护

将Z 世代的情感私有化放置在家庭环境下，青少年身上的情状起伏始终影响和重塑着亲情秩序，而家庭和社会的变化影响着Z 世代的自我认知。借助“情感”的话题，透过影视剧的情感书写，我们看到了青少年、家庭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

越来越多的家庭剧文本创作以“情感”作为叙事动力，如何描写情感的发生，如何解释情感的变化，这些问题伴随剧本创作的全过程。一些国产剧从年轻人的生活面貌入手，表现家庭变化，体现时代特点。《少年派2》林妙妙因与公司理念不合愤然离职，她本以为父母得知此事后会生气失望，没想到家人表示理解并接受她的选择。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复杂、动态的，林妙妙作为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进入互联网行业，她的父母通过接触新媒体行业了解女儿的工作环境，认识到女儿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从而由反对转为接受尊重。创作者不仅关注了年轻一代的群体特点还兼顾中年人情感的敏锐体察，个体情感的差异性给文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6］。

国产家庭剧直指现实生活，社会生活的共通性又促使创作者探讨情感结构议题。现实题材剧集中的人物形象是社会大众理念和生活方式的缩影，与观众的情感互动效果成为检验影像文本的重要标准，有关家庭情感回归的呈现则为观众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需要以众多私人情感经验为依托，个体情感经验的想象透过银幕触动观众的内心，作品的价值实现了升华。

（二）本质主义窠臼下的情感失焦

时代背景与个人私有情感相连，关注个体的同时也展现群体困境。在《大考》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学生经过短暂的调整都积极投入高考复习之中。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让年轻人更加清楚机会的重要性，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高考依然是改变现状的最好机会。与此同时，保持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平衡同样重要，“主题优先”的叙事理念使角色趋于扁平化，意义表征的叙事方法又会使情节陷入“刺激—反应”的单一模式。《小舍得》中南俪因受到别人家孩子的刺激而加入“鸡娃”行列，一改曾经快乐教育的方法。这种突然的转变让观众直呼不解，很多人因此“弃剧”。纵观全剧，南俪的转变是之后剧情发展的关键，人为设置戏剧冲突增加看点并借此表现升学压力带来的群体焦虑。“考学竞争激烈，父母盲目从众对孩子严加管教”，不少家庭剧都采用此种模式作为剧情的推手，这种套路化叙事破坏了情感生成的链条。在《大考》中，高考当天突发洪水，赶考路上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周博文请求父亲和自己一起去帮助同班同学田雯雯，并说出了那句“有些事情比高考重要”。我们当然明白创作者想传达“互帮互助，共渡难关”的主题，但这一情节没有交代角色的动机，并且前期剧情也没有为两人的情感进行完整的铺垫，加之周博文是一个以学习为重的角色，所以使得这部分内容背离人物性格，违反基本逻辑。角色为主题服务，部分创作者缺少对个体角色的情感剖析。平衡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创作力度，从主体意识出发挖掘情感深度，这是观众对国产家庭剧的期待。

从这些家庭题材电视剧中可以发现，在原子化家庭中，情感私有化的Z 世代更需要家庭作为情感的寄托。从家庭到社会的身份发生转变，青年的情感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同类型的情感碰撞重塑着个体认同。

四、结语

综上所述，Z 世代的情感私有化伴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青少年作为家庭关注的焦点，其情绪表达影响着每个家庭成员。话语资源的缺乏反映了重建情感秩序的必要性，家庭新伦理则是对既往框架的挑战，中国家庭迫切需要一种多元、包容、没有边界限制的情感交流环境。国产家庭剧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Z 世代形象，为研究青少年情感变化提供了丰富的时代样本；积极探讨了家庭形态的新可能，为重塑家庭伦理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