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琳

摘  要：手机成瘾对个体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损害较大，其原因可以从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但当前解释成瘾机制的理论模型较少，众多影响因素尚未做到整合性研究。因此，未来研究方向应从手机成瘾模型的建立和完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扩展、行为与认知神经的整合等角度着手，进一步揭示其成瘾机制，以利于更好地进行防控和干预。

关键词：手机成瘾者；认知神经科学；心理生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B845；R3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3）07-00-03

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平台和工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32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1］。手机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如出现头痛、失眠、耳鸣，大脑结构的改变，认知功能受损、情绪易怒或抑郁、学习动机降低、人际交往障碍等。因此，手机成瘾问题成了继网络成瘾后的又一重要行为成瘾，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一、手机成瘾的概念界定

手机成瘾的概念在首次提出后被不断应用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变化，出现过“手机依赖”“手机过度使用”“问题性使用手机”“智能手机成瘾”等多种不同的术语。不同学者的界定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都主要借鉴了网络成瘾和游戏成瘾的定义和维度，将其视作一种过度利用现代技术的行为成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手机成瘾的范围扩大了，使用者沉迷于手机的某一项功能，也可以视作手机成瘾，如短视频成瘾、信息搜集成瘾、微信及Facebook等APP成瘾。本文中所指的手机成瘾包括手机过度使用、手机依赖、智能手机成瘾及手机功能或APP成瘾等与使用手机相关的行为成瘾。

二、手机成瘾的理论模型

手机成瘾的理论模型研究较少，目前对手机成瘾的理论解释主要来自补偿使用理论和自我调节缺陷模型。补偿使用理论认为，手机的过度使用源于压力，增加手机的使用可以减轻压力，调节负面情绪，补偿未满足的心理需求，并获得了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但是，补偿使用理论仅解释了成瘾的最后环节，忽略了前期人格、情感、认知、执行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对手机成瘾的影响。自我调节缺陷模型从自我调节和控制的角度解释手机成瘾的原因，认为手机成瘾的个体其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的不足，导致手机使用时间无节制地增加。相比于网络成瘾的模型，手机成瘾的理论模型仅获得了初步探讨，建立的补偿理论和自我调节缺陷模型，仅能解释部分现象囊括有限的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鉴于手机成瘾和网络成瘾有一定程度的行为和心理表现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借鉴部分网络成瘾的理论模型，例如，Young 提出的ACE模型，Davis的认知—行为模型，Grohol的阶段模型等，可以解释手机成瘾的部分现象。

三、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特征因素

具有某些个性特征的个体更容易形成手机成瘾。个性倾向、人格的不同维度、冲动性水平、冒险性和创新性、自我控制、价值观取向都與手机成瘾有着密切关系。外倾性人格、高冒险人格和创新性人格均能正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2］。五大人格理论中的五个人格维度对手机成瘾所起的作用不同，手机成瘾与开放性、神经质维度正相关，与责任性维度负相关。个体的冲动性水平也是手机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一项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的冲动性水平与手机成瘾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手机成瘾的个体因素研究中还发现了自我控制是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自我控制对手机成瘾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还可以作为中介变量调节自然联结、负面评价恐惧等其他因素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显然，自我控制在手机成瘾中有着复杂的作用机制，是导致手机成瘾的重要个体特征因素。国内外针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研究表明［3］，高物质主义者更易形成手机成瘾来补偿现实中未满足的社交和自我需求。

个体情绪状态也是导致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手机成瘾的情绪因素主要涉及孤独感、述情障碍、社交焦虑、负面评价恐惧等。社交焦虑对手机成瘾既存在直接影响，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调节其他因素（如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孤独感水平对手机成瘾的预测作用尚存在争议。较多的实证研究支持孤独感水平与手机成瘾之间的正向预测关系，且研究结果能够用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和自我调节缺陷模型进行解释，少量研究没有得到这一结果，仅发现了压力对手机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无论是社交焦虑还是孤独感等情绪因素的作用，都离不开认知过程的调节，负面评价的恐惧会带来一系列孤独感与失调感等情绪问题，导致心理健康发展受阻，最终形成手机成瘾。

（二）家庭教育因素

马榕梓等人考察了父母教养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积极干预、采取有效沟通、知晓的教养方式可以减少青少年的手机成瘾［4］。心理控制、内容限制和使用监控会增加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5］，父母冲突则对青少年手机成瘾具有正向预测作用［6］。根据情绪安全感理论，父母冲突导致家庭生活不愉快，孩子感知到父母关系不稳定，缺乏安全感，会增加其社交焦虑的风险，社交问题进而会导致手机成瘾。而且，处在婚姻冲突中的父母会做出更多消极的教养行为，亲子沟通的质量也下降，进一步增加了子女的手机成瘾倾向。目前家庭环境因素对手机成瘾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群体中，成年以后的手机成瘾与其早期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尚未有研究探讨。家庭因素导致的青少年手机成瘾是否会延续到成年以后，尚未有定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过度使用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在老年人群体中，手机成瘾者的年龄范围在逐渐加大，该群体的手机成瘾危害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老年人的手机成瘾在症状、成因等方面与年轻人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同伴及人际关系的作用

根据补偿使用理论，现实生活中社交不足的个体会更多地使用手机以弥补人际关系的不足。杨晨等人对初中生手机成瘾的研究结果显示［7］，同伴依恋对手机成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消极情绪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伴依恋及人际关系除了直接影响手机成瘾外，也通过情绪和自我控制等个体因素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这对于手机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来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一方面可以探索心理辅导建设和团体建设的方法，创设良好人际环境以减少手机成瘾，另一方面可以发掘自我管理能力、自我沟通和自我疏导的能力的方法，调节消极情绪，发挥中介作用，降低手机成瘾的倾向。

四、手机成瘾的认知神经研究

（一）情绪加工与识别

手机成瘾者离开手机会出现情绪困扰问题，体现为焦躁不安、情绪低落的症状。梭状回的主要功能是情绪识别，网络成瘾者右侧梭状回的灰质体积更小［8］，功能也发生了改变，但手机成瘾者的梭状回脑区变化目前尚未得到证据支持。一项静息态fMRI研究表明，手机依赖者的海马与双侧额中回的功能连接比正常大学生的低，这种连接异常可能是导致手机依赖的神经机制之一。因为，海马与大脑皮质及皮质下结构存在广泛连接，参与个体的情绪管理等活动，额中回则参与情绪调控，具有“top-down”环路调节功能［9］，二者均与焦虑等负面情绪障碍有关。手机成瘾者的负面情绪与由于额中回对情绪的调节能力下降有关，同时海马与额中回的功能连接又低，导致对过度使用手机的负面情绪后果记忆降低，从而加重了对手机使用的依赖。脑岛与厌恶情绪的识别有关，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在左前脑岛叶，左颞下回和左海马旁皮质区的灰质体积更小。针对网瘾者的研究指出，大脑前额叶皮层对情绪的加工与识别尤为重要，扣带回皮层与内疚感等情绪体验有关。在手机成瘾者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手机成瘾得分越高，其左框后回、扣带回皮层中部、右侧枕下回的皮质体积越小。这意味着手机成瘾者的情绪识别、情绪体验、情绪学习和情绪调节的功能均出现了问题，缺乏内疚感，对厌恶情绪不敏感，与情绪相关的脑区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大脑结构上时与网络成瘾者稍有不同。网瘾者的脑电研究显示，与情绪识别的N170成分出现了潜伏期提前的现象。手机成瘾者的相关脑电成分变化尚未得到有效研究。

（二）认知加工功能的损伤

对手机成瘾高危者进行的神经激活研究发现，与心理旋转图像相比，在简单视觉图像期间，左半球前额叶和顶叶区域的感觉运动波增加，说明他们更易受到简单图像的唤醒。这可以解释短视频、抖音等APP为何更加容易成瘾。因为它们都具有形象、生动、简短的特征，更容易唤起使用者的神经反应，进入认知加工。网络成瘾者在与认知加工能力有关的P300成分上，与语言认知相关的N400成分上均出现了波幅降低，潜伏期延长的现象。手机成瘾者的ERP研究较少，部分研究发现在P300上存在波幅变长的现象，其反应抑制可能存在缺陷，其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一项关于大学生手机成瘾者决策的研究发现，面对不利选择手机成瘾者有更低的皮肤电反应，在辨别不利选项上存在困难，并且在模糊情境下出现了决策受损。这说明手机成瘾者在做出决策时可能存在内隐的加工障碍，对决策中存在的风险及模糊情境下的线索不能准确识别，进行有效判断。胼胝体的损伤与一些长期的认知功能异常相關。手机成瘾者胼胝体的白质完整性更差，其在回忆、反应抑制等信息加工功能上存在问题。认知功能与神经活动的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手机成瘾者的复杂任务认知加工能力下降，神经激活模式与常人不同，脑区也出现了异于常人的结构性改变。脑电研究结果显示物质成瘾和网络成瘾者均对成瘾对象有注意偏向，手机成瘾者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注意偏好，行为学研究结果发现放在一旁的手机会影响个体的注意倾向和任务表现［2］，但其ERP研究证据还有待进一步搜集。

（三）监测与控制调节系统的变化

已有研究指出抑制控制能力、感觉寻求和物质成瘾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前扣带回皮层的灰质体积是成瘾行为神经网络的监测与调控的关键区域。发表于《科学报告》上的一项初始研究探讨了微信成瘾与大脑结构的关系［10］，发现微信成瘾倾向越高，前扣带回区域的灰质体积更小，即成瘾者的监测调控脑区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前额叶是认知调节的基础，游戏成瘾患者的额上回与壳核、腹侧纹状体的功能性连接下降，但是手机成瘾者的左侧额下回与特定脑区的功能性连接却增强，说明手机成瘾者的控制调节系统与其他行为成瘾不同，其控制使用手机的能力可能更强。但是，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与行为学研究结果不一致，行为研究结果认为自我控制能力越强的个体越不易于手机成瘾，而认知神经的研究结果表明手机成瘾者的控制使用手机的能力却更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使用的研究手段不同，手机成瘾者在使用手机时，大脑功能较为活跃，代表控制系统的脑区可能也参与了其他大脑任务，表现出异常的连接增强，该结果目前仅有一项研究数据支持，还有待更多实验研究的检验。

（四）与奖赏系统有关的改变

在一项采用皮肤电指标反应手机成瘾者的决策偏好研究中发现，手机成瘾者对奖励更敏感，对惩罚不敏感，这与其他类型的行为成瘾模式一致。基于已有的行为成瘾研究，奖赏系统的神经回路包括前额叶、纹状体、前扣带回、纹状体、杏仁核、脑岛、海马及海马旁回等一些区域。而奖赏系统的功能损伤，主要表现为内侧前额叶、纹状体、扣带回等区域的异常神经活动，而网络成瘾者的奖赏神经回路主要集中在伏隔核、腹侧苍白球脑区。在对微信成瘾者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高频的微信支付行为与更小容量的伏隔核有关。通过组间比较发现，手机成瘾者右侧的外侧眶额叶，右侧额下回，右侧额上回，左侧前脑岛，双侧丘脑，左侧海马旁回和左侧颞下回的灰质体积均比对照组更小。前扣带回也是奖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越严重，大脑前扣带回灰质体积就越小，且前扣带回的振幅更低，其与特定脑区的功能性连接也更低。显然，手机成瘾者的奖赏系统的神经回路发生了结构和功能上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与网络成瘾等其他行为成瘾者的奖赏系统神经回路变化比较相似。

总之，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等其他行为成瘾相比，其脑区激活范围、激活程度和功能上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也出现了差异性的改变，其特异性脑区激活程度和功能变化还有待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来看，手机成瘾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还有较多空白，脑成像研究相比脑电研究多一些，其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范式尚不成熟。

五、结语

综上所述，手机成瘾涉及生理、心理、社会层面的多个因素，作用机制复杂。目前，手机成瘾的机制研究还不够深入，其影响因素较多、较零散，没有整合的理论模型，研究对象集中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几乎没有老年群体的相关研究。就研究内容而言，个性倾向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多，认知加工过程的相关因素研究较少，家庭和同伴等因素对手机成瘾者的长期作用研究较少。手机成瘾行为相关特定脑区激活的情况研究不足，与其他行为成瘾的神经活动变化存在一定差异，认知神经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不同手机功能引起的手机成瘾，其成瘾机制是否一致尚不明确。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模型的完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扩展、行为与认知神经的整合等方向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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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张咏梅）